江西
1919年，福建马尾船政局的厂房里，一架木质双翼水上飞机滑入水面。试飞成功的那一刻，围观者未必想到，这架飞机背后并不是偶然的仿制，而是近代中国在机器制造、材料加工和工程教育方面多年积累的结果。
有人问：“旧中国不是连火柴、洋钉都要进口吗？”这话有依据，却只说对了一半。晚清以来，中国工业确实基础薄弱，设备、资金和技术都受制于人，但在沿海城市和部分内地，工业化的种子已经破土，只是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稳定的工业体系。
1861年，恭亲王奕䜣等人推动洋务事业，目标很直接：造枪炮、办船厂，改变军备受制于人的局面。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后来不仅制造枪炮和轮船，还培养翻译、工程技术人员，仿制和生产了车床、刨床、钻床等设备。
这一步的意义不在于几件武器，而在于中国人开始接触机器本身。没有机床，就谈不上现代工厂；没有测量、铸造和金属加工，就无法稳定制造复杂产品。江南制造局的许多尝试虽然粗糙，却为上海近代工业留下了难得的技术人员和设备基础。
民营工厂也从小作坊起步。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本只是锻铁作坊，方举赞、孙英德靠有限资本承接船舶零件加工，后来逐渐添置车床，扩大生产。到19世纪末，这类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和维修部分机器，客户也从本地商号扩展到外国轮船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机器制造并不只是“仿造洋货”。1913年，浙江出现较早的齿轮加工厂，并尝试制造万能铣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向中国倾销的工业品减少，国内市场短暂出现空隙，上海一些机器厂借机扩大产能，生产车床、刨床、铣床和水泵。
有的产品甚至走出了国门。协大机器厂曾制造八至十二英尺的大型车床，并经由洋行销往东南亚。出口规模当然不能与工业强国相比，但这说明当时中国并非只能购买外国机器，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商品化和海外销售能力。
日用品领域同样有变化。1879年，广东佛山出现较早的火柴厂。火柴看似简单，实际涉及药剂配方、木材加工和连续生产。到后来，国内火柴厂数量增加，刘鸿生等企业家还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火柴企业，进口火柴在部分市场受到挤压。
化工和建材的突破更能说明问题。1906年，启新洋灰公司在天津筹建，国产水泥开始用于建筑。1916年，永利制碱公司成立，侯德榜后来在这里工作并完成技术研究。纯碱关系到玻璃、纺织、造纸和冶金，能够自行生产，意味着工业链条向基础原料推进了一步。
1929年，天津永明漆厂开工生产。陈调甫经过多年试验，解决了国产油漆制造中的配方和工艺问题。永明油漆曾销往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地。出口本身不是工业强大的唯一标准，却能反映产品是否达到一定质量和成本水平。
船舶制造是另一项硬指标。1919年，福州船政局制造出“甲型一号”水上飞机，之后又进行海岸巡逻机等机型的研制。受制于材料、发动机和资金，这些飞机难以形成大规模生产，但从设计、装配到试飞，已经涉及航空工业的多个环节。
江南造船厂的万吨轮更具象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船厂承接美国方面订单，陆续建造出万吨级货轮，并交付海外使用。万吨轮不是把钢板焊在一起那么简单，它需要船体设计、钢材加工、动力安装、锅炉配套和严格的下水检验。能够完成整船建造，说明当时已经具备相当的综合制造能力。
但这些成就不能被夸大成“旧中国工业已经强大”。当时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马尾等地，内地广大地区仍以农业为主；钢铁、煤炭、电力、精密仪器和大型动力设备严重不足，企业还经常依赖进口原料和外国技术。工业有亮点，却没有形成支撑全国的完整体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工厂被轰炸、占领，大量设备和技术人员向西迁移。许多工厂拆机器、抢运输，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维持生产。战争不仅摧毁厂房，也打断了刚刚形成的产业协作网络。抗战胜利时，工业基础早已残破不全。
因此，“一穷二白”更多是新中国成立时对全国整体工业状况的概括，并不等于此前没有工业遗产。旧中国曾造出火柴、水泥、纯碱、机床、水上飞机和万吨轮，也曾有机器出口海外；只是这些成果零散而脆弱，最终被长期战争反复消耗。历史的复杂处，恰恰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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