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位落榜考生心怀不服，写下牢骚诗，竟意外传唱千古，成为不朽绝唱！

北宋仁宗年间，一位西夏归来的官员曾向叶梦得谈起中原词曲，说了一句后来极有名的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这句话没有列举官职，也没有称赞文章，只说井水。井在哪里，人就聚在哪里；有人汲水，便有人唱歌。柳永的词，正是这样随着茶坊酒肆、舟船驿路和市井歌声，进入了普通人的日常。

有意思的是，这位让天下人传唱的词人，年轻时最想得到的，恰恰不是词名，而是进士功名。

北宋士大夫眼中的正途十分清楚：读书、应试、入仕。柳永出生于福建崇安一个官宦家庭，祖父柳崇以儒学著称，父亲柳宜曾在南唐任职，入宋后又考中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家中兄弟多人，也都通过科举走上仕途。

这样的家庭，很难养出一个甘愿终身漂泊的文人。柳永从小接受的是正统儒学教育，少年时便写过劝学文字，表达出“读书可以改变出身”的信念。他不是一开始就想远离官场，相反，他对功名有过相当强烈的期待。

年轻的柳永离开家乡赴京，途中经过杭州。那座城市的湖山、歌舞、舟楫和商贸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传唱开来，词人的名声也随之传到汴京。

名声来得太早，有时会让人误判自己的位置。

柳永入京应试时，已经不是默默无闻的寒门士子。他自信才华足够，甚至在词中写过“定然魁甲登高第”一类的句子。所谓魁甲，便是进士中的前列，尤其指状元。那时的他，大概真认为自己只需等着榜上题名。

可放榜之后，名字没有出现。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落第。宋真宗时期，朝廷对文风有明确要求，排斥过于浅俗、艳丽的辞章，推重典雅工整的文章。柳永偏偏把目光放在男女情思、歌伎心事和市民生活上。他写得顺口，唱得流畅，却很难得到讲究古雅的考官青睐。

有人说，柳永的文章“不合时宜”。这评价未必全错，却也只说中了半边。问题不在于他没有才气，而在于他的才气与科举衡量标准并不完全相合。

落第之后，他没有立刻认输。大中祥符八年，也就是1015年，柳永再次参加科举，仍未中第。天禧二年，1018年，他又一次失意。就在这一年，他的兄长柳三复登进士第，兄弟之间一人得意、一人落榜，滋味自然格外难堪。

此后，他仍然多次应试。史料对于具体次数与每次经过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柳永长期困于科场，直到年近五十才真正获得进士资格。对于一个出身官宦、早年颇有才名的人而言，这种等待并不只是时间上的消耗，也是身份和自尊反复受到冲击。

一次落榜，可以归咎于运气。

接连落榜，就很难只怪运气。

真正让柳永名声大振的，并不是某一篇应试文章，而是失意之后写下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关于这首词的具体写作地点，后世说法不一，常被附会为汴京歌楼墙壁上的题词。可以肯定的是，它带有强烈的落第情绪，也带有故意说给世人听的反讽意味。

开篇便是“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黄金榜，指进士题名榜；龙头，则是状元。一个“偶”字很有分量，仿佛不是自己能力不足，只是偶然没有夺魁。

紧接着，他写“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意思是，圣明时代竟然暂时遗漏了贤才，那叫人如何自处？这话听起来极狂，甚至有些不知收敛。可落第者的牢骚，往往正是在夸张之中保住最后一点体面。

下片更直接。“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既然没有遇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何必再管得失。又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不穿官服又如何，凭文章和词曲，也能自成一番身份。

这不是简单的消沉。

它像是一个仍然渴望功名的人，故意把功名说得不值钱。越是在意，越要装作轻蔑；越是受伤，越要把话说得锋利。末尾两句尤其传神：“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青春短促，浮名虚幻，何必拿最好的年华去换一个未必能得到的名次？但这句话表面洒脱，骨子里仍有不甘。若真能放下，又何必写得这样重、这样响？

据后来的文献记载，仁宗即位后重视儒雅，反感过于浮艳的文章。柳永的词在民间流传甚广，恰好触碰了宫廷审美与士大夫趣味的边界。传说某次临轩放榜，仁宗见到柳永名字，曾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这段故事主要见于宋人笔记，具体措辞未必能够完全坐实，但它长期流传，并非毫无缘由。柳永确实因词名太盛、风格太俗而受到士大夫轻视，也确实有“奉旨填词柳三变”的自称或传说。

有人问他：“你既然有才，为何不专心应试？”

柳永或许会答：“文章求入仕，词曲求知音。”

这不是史实对话，只是后人根据其处境作出的概括。对于柳永而言，词并非单纯的消遣，它是他与世俗生活发生联系的方式，也是他在正统道路受阻之后，仍然保持表达的出口。

宋代城市商业发达，汴京、杭州等地人口密集，瓦舍勾栏、茶坊酒肆为歌唱和词曲提供了广阔空间。歌伎需要新曲，乐工需要合调的歌词，普通听众也喜欢容易记、容易唱的句子。柳永恰好有极强的音律感，知道怎样安排字句，才能让一首词顺着乐声流动起来。

这使他与只供案头阅读的文人作品区别开来。

他写离别，也写旅途；写女子，也写她们的孤独与盼望；写城市繁华，也写人在繁华中的空虚。那些词不完全符合士大夫的高雅标准，却接近真实的人情世态。歌者愿意唱，听者听得懂，词便不再只属于书斋。

柳永还大幅推动了慢词的发展。唐五代以来，小令占据主要位置，篇幅短，情绪往往收束得快。柳永大量创作长调慢词，重视铺陈、转折和叙事，使词能够容纳更复杂的场景与更绵长的情绪。

《雨霖铃》便是典型作品。“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开头便铺出秋日送别的环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又把离人的想象推向更远处。这样的词不靠典故堆砌，而靠画面和声调打动听者。

他还创造、改造或广泛使用了许多词调，使词的句式、篇幅和表现范围不断扩展。后来的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慢词的发展道路。柳永未必是宋词成就最高的人，却是改变宋词格局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柳永并没有彻底放弃仕途。景祐元年，也就是1034年，宋仁宗亲政后开恩科，对长期沉沦科场的士子放宽录取。柳永终于进士及第，此时大约四十七岁。

这份功名来得太晚，却仍然具有实际意义。他先后任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定海晓峰盐场监官、泗州判官等职，官至屯田员外郎，因此后人常称他为“柳屯田”。

官位不算显赫，仕途也不算顺利。早年的词名、与宫廷审美的冲突，以及士大夫对其生活方式的偏见，都让他很难进入权力核心。他在地方任职时，仍能处理政务，却始终没有摆脱“只会填词”的社会印象。

这或许是柳永一生最复杂的地方：他渴望进入那个制度，却又凭借被制度轻视的才华获得了更广泛的声名。

关于他的晚年和葬地，宋代文献记载并不统一。祝穆《方舆胜览》记载，柳永卒于襄阳，去世时家中贫困，曾受其词作恩惠的歌伎共同出资安葬。民间还流传“吊柳七”的说法，说歌者在清明时祭扫他的墓。

这些传闻有夸张成分，不能全部当作确凿史实。不过，它们至少说明一个事实：柳永的词并没有随着他仕途失意而消失，反而脱离士大夫评价体系，在民间形成了自己的生命力。

他原名柳三变，后来改名柳永，字耆卿。名字改了，处境并没有立刻改变；功名来了，声名的方向也没有改变。朝廷给了他一个迟到的进士身份，市井却早已给了他更大的位置。

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本来是落榜后的牢骚，也可能是故意说给皇帝和考官听的气话。可气话一旦进入歌声，便不再属于写词的人。它被无数失意者借来安慰自己，也被无数歌者唱进普通人的生活。

柳永没有成为状元，却让“落第”变成了词史上的一个转折。那张没有写上他名字的榜单，决定不了他的全部价值；真正留下来的，反而是他当时最不服气、也最不肯低头的那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