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日记”现柳州城往事，展现城中年轻男子身手不凡

1944年12月20日深夜，广西柳州城外一处汽油补给站附近，日军曹长久保田哲二带着几名士兵埋伏在黑暗里。寒风从巷口灌进来，守夜的人不敢大声说话，只能盯着那几桶故意摆出来的汽油。

这不是普通的巡逻。

日军把汽油补给站当成诱饵，想钓出一个长期在城内制造破坏的中国人。此人此前多次纵火，袭击日军巡逻人员，来无影去无踪。柳州城里的日本守军已经被折腾得不胜其烦，却始终没有摸清他的身份。

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并非来自民间传闻，而是出现在久保田战后的回忆材料中。材料的具体版本、细节是否完全准确，仍需结合日军档案、中国地方文献相互核对。不过，故事所处的背景却十分清楚：那是柳州被日军占领后，城市地下抵抗活动最紧张的一段时期。

1944年秋，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沿湘桂铁路和公路向南推进。11月，柳州陷入战火，日军将这座交通要地视为向广西腹地扩张的重要支点。

柳州的战略价值，不只在于城市本身。

这里连接湘、桂、黔多个方向，附近还有机场、铁路、仓储和交通线路。日军占领之后，迅速接管仓库、车站、码头等设施，并以军事需要为理由征调民夫。对侵略军来说，这是补给线上的一个节点；对当地百姓而言，却是日常生活突然被军靴和刺刀打断。

城里不能随意走动。

盘查变得频繁，陌生人容易被怀疑，青壮年尤其容易被抓去劳作。日军和宪兵把“抗日嫌疑”当成可以随意扩大的罪名，搜捕、拷打、杀害的情况不断发生。许多普通百姓没有留下姓名，只有家人知道他们曾经在某一天被带走，从此没有回来。

在这种环境下，抵抗并不一定表现为公开交战。

有人传递消息，有人藏匿伤员，有人破坏运输设备，也有人盯上了日军仓库。后方看似远离炮火，实际上同样是战争的一部分。粮食、汽油、弹药和道路，只要有一处遭到破坏，前线的日军就可能少得到一批补给。

柳州城内的几次火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日军起初把仓库失火当作意外。可火灾次数一多，事情便不再简单。起火地点往往靠近军需设施，时间又多在深夜，有些油桶刚搬进仓库，没过多久便被点燃。火焰烧毁的不只是物资，也让守军意识到，城内有人能够接近这些重要目标。

随后，日军士兵开始失踪。

有的人夜间离开营地后没有回来，有的人在巡逻途中突然消失。后来，柳江水面上出现过日军士兵的尸体，部分死者颈部有明显刀伤。消息不敢公开传播，却在居民之间悄悄流动。

“城里有人专门盯着日本兵。”

“别说了，隔墙有耳。”

这类低声交谈，本身就是占领区里一种特殊的情报网络。百姓不能拿枪，却能记住哪条巷子出了事，哪间房子被搜过，哪支巡逻队改变了路线。很多时候，抵抗者能否脱身，依靠的并不只是个人身手，还包括周围居民默默提供的掩护。

日军很快加强戒备。

仓库周围增派守卫，巡逻队不准单独行动，宪兵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城内一度恢复平静，火灾减少了，失踪事件也不再频繁发生。可这种安静并不意味着抵抗停止，更多时候，它意味着行动者暂时收手，等待新的机会。

守卫却会疲惫。

时间一长，士兵站岗时抽烟聊天，巡逻路线固定，检查也越来越敷衍。日军认为抵抗者已经逃离柳州，或者被此前的搜捕吓住了。正是在这种麻痹心理下，汽油补给站被设成了诱饵。

久保田在回忆中写道，埋伏持续了很长时间。夜色压在城外，四周没有明显动静。到了后半夜，他甚至认为这次行动又会无功而返。

突然，围墙上掠过一道黑影。

黑影先从一处院墙跳下，接着翻过另一堵矮墙。动作很快，却没有慌乱。借着巷口昏暗的灯光，久保田看清了对方的大致模样：二十多岁，身材不高，十分精瘦，行动利索。

这名青年并没有沿大路逃跑，而是钻进一户人家的院落，从地窖附近绕行。那不是临时起意的奔逃，更像是早已熟悉周围道路。柳州的老街巷道狭窄，木屋相连，墙壁之间留下许多只容一人通过的缝隙。熟悉地形的人，可以借着黑暗不断改变方向，让追捕者很难判断位置。

久保田立即叫醒同伴，几路包抄。

青年发现身后有人追来，抬手掷出一个装有汽油的瓶子。瓶子落地后燃起火焰，短暂照亮了破墙和巷口。日军士兵向旁边躲闪，他借着这一瞬间冲进另一条小巷。

紧接着，巷子里传出一声惨叫。

一名日军士兵倒在地上，颈部被利刃划开。久保田后来判断，青年使用匕首并非胡乱挥砍，而是有明确的近身攻击方式。这样的动作，既可能来自受过训练，也可能是长期在危险环境中摸索出来的经验。

枪声打破了街巷的寂静。

另一名日军士兵与青年在黑暗中扭打，步枪落在一旁。久保田赶到时，青年正试图制服对方。他举枪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青年没有停下。

久保田随即开枪，子弹击中木板。青年翻身钻进一间木屋，又跳入臭水沟，从另一侧爬出。几名日军追赶不及，只能朝着黑暗中的背影射击。

真正的拦截发生在巷子另一头。

枪声引来了附近的宪兵和巡逻人员，他们封住了几个出口。青年刚冲出一处院落，便被数名日军围住。材料中提到，他在被制服前仍进行近身抵抗，至少有三名日军被他击倒或打伤。所谓“一打三”，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战斗统计，却说明这场抓捕并不轻松。

“这家伙不好对付。”

一名日军军曹喘着粗气说。

青年最终倒在地上。他头部受伤，小腿也中了枪，衣服被血浸透。身旁那把匕首沾着血迹，成为日军认定其身份的直接证据。

对于日军而言，抓到的不是一个单纯纵火者。

他们在青年藏身处发现了少量汽油和一些书籍，另有一张全家合影。照片里的家人穿着整齐，站在一起，神情朴实。日军从这些物品中推测，青年可能与地方地下抗日力量有关，或许承担着联络、侦察和破坏任务。

不过，推测终究不是证据。

日军真正想知道的，是他的姓名、同伴和联络方式。只要撬开一个人的嘴，就可能牵出一条隐藏在城市里的关系网。于是，审讯开始了。

酷刑并不只是一种惩罚，也是日军搜寻地下组织的手段。青年被反复殴打，遭受吊打、灌水等刑讯。审讯者希望从他的痛苦反应里得到线索，可他始终没有交代组织情况，甚至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久保田曾逼问：“是谁指使你？”

青年回答：“是你们的侵略逼我这样做。你们在中国烧杀掳掠，我不能看着家乡被你们践踏。”

这几句话的真实性，来自战后回忆记录，不能排除记述者加工的可能。但即便只看事件本身，也能确认审讯没有取得日军期待的结果。青年没有提供可供追查的名单，也没有因为酷刑而改变口径。

第二天，柳州城内又传出火光。

从宪兵队一侧可以望见远处军事设施燃起浓烟。久保田不得不承认，刚刚抓到的青年不可能是全部抵抗者。即便他被捕，城里仍有人继续行动，说明柳州的地下网络并未因一次抓捕而瓦解。

这对日军是一个沉重打击。

他们占领了街道，却没有真正掌握城市；控制了仓库，却无法控制每一处院墙和地窖。白天，居民在刺刀监督下生活；夜里，城市又出现另一套隐秘秩序。谁负责传递消息，谁负责侦察，谁负责点火，史料往往说不清楚，但破坏行动显然不可能只靠一个人完成。

青年被打得奄奄一息，仍未吐露身份。

久保田的材料还记录，他曾说过类似“杀不尽中国人”的话。此类内容经过战后整理，措辞是否完全原样，难以确认。可以确定的是，日军没有从他那里获得关键情报，而这正是地下抵抗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1944年12月底，日军决定处死这名青年。

具体日期在现有叙述中并不清楚。清晨，久保田等人将他押往柳江边。青年已经无法正常行走，却仍保持清醒。柳州城里的日军旗帜、江边的石阶和冬日微亮的天色，构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路。

行刑使用的，正是那把匕首。

久保田后来承认，自己对部下被杀怀有报复心理。青年遭到连续刺杀后，尸体被抛入柳江。一个没有姓名的中国青年，就这样从日军的拘押记录中消失，只留下敌方笔记里一段断续的描述。

这段材料后来又出现于久保田战后的经历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被作为战犯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进行教育和审理，许多战犯在长期关押期间开始交代侵华期间的经历。久保田所写的所谓“阵中日志”，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研究其战争经历的一份材料。

1956年，部分日本战犯获准回国。久保田返回日本后，曾公开讲述侵华期间的所见所为。对于这类战后回忆，既不能因为出自加害者之手便全盘接受，也不能忽视其中可能保存的罪行线索。与中国地方档案、受害者证言和战时记录相互印证，才是接近事实的办法。

遗憾的是，柳州这名青年始终没有留下姓名。

不知道他来自城内哪条街，也不知道他的家人后来是否等到过消息。那张全家合影没有标明地址，日军审讯记录也没有写下他的名字。对于战争中的许多普通人来说，身份被抹去并不罕见，留下的往往只是“某青年”“某嫌疑人”这样的冷漠称呼。

但这份残缺记录仍然透露出几件事：他熟悉街巷，能够接近军需设施，具备近身搏斗能力，并且在遭受刑讯时没有供出同伴。至于他究竟属于哪个组织，是否接受过系统训练，现有材料都不足以作出肯定判断。

能确定的，是柳州的抵抗并非孤立事件。

在日军占领期间，城市交通、物资仓储和军事设施都可能成为破坏目标。抵抗者未必拥有统一装备，也未必都能接受正规训练。他们利用地形、夜色、民居和敌人的松懈，在敌军后方制造牵制。这样的行动规模不一定大，却迫使日军不断增加警戒兵力，分散搜捕力量。

一瓶汽油，一把匕首，一张没有姓名的照片，拼出了这名青年的大致轮廓。

他不是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也没有留下正式履历。有关他的记录，甚至来自一个曾经参与侵略的人。1944年那个冬夜之后，柳江仍照常流过城边，日军留下的仓库、岗哨和旗帜也在战事变化中逐渐消失。档案里却保留着一条冷峻的事实：有人曾在占领区的黑暗巷道中反复出手，直到被捕、受刑并被杀害，仍没有让追捕者知道他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