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笔下的《卜算子·咏梅》，其境界之高，远非历代文人可比肩

1961年12月，毛泽东写下《卜算子·咏梅》。这首词并不是凭空而来，词前有一段十分关键的说明：“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短短十一个字，已经点明了创作方向：同样写梅，却不沿用旧路。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在南宋词史上极具代表性。词中写道：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陆游笔下的梅，开在驿外断桥旁，周围没有同伴，也无人照料。黄昏来临，风雨又至，梅花的处境一层比一层冷清。它不愿争夺春色，却仍遭到百花嫉妒，最终零落成泥。

不过，陆游并没有让梅花彻底沉沦。“只有香如故”是全词的落脚处。外在形体可以毁灭，内在操守却不能改变。对南宋士大夫而言，这种坚持有着鲜明的自况意味：即使理想受挫，也不肯随波逐流。

这首词的力量，恰恰来自它的悲凉。断桥、黄昏、风雨、泥尘，几组意象不断压低环境的温度，读者仿佛看见一枝无人问津的梅花，在冷落中守住自己的香气。

但毛泽东要写的，不是一个孤独自守的失意者，而是一个能够穿越严寒、迎接春天的先行者。因此，他没有简单重复陆游的情绪，而是从梅花与春天的关系入手，重新安排了词的精神方向。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两首词都写寒冷，也都写梅花所处的艰难环境。不同之处在于，陆游强调的是“零落”之后仍然保持本色，毛泽东则把目光投向了即将到来的春天。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最值得琢磨的是这个“俏”字。若换成“壮”或“烈”，气势或许更强，却少了几分灵动。一个“俏”，既写出梅花的姿态，也写出它面对严酷环境时的从容，甚至带有一点不把困难放在眼里的意味。

这里的梅花并不悲叹命运。它站在悬崖冰雪之间，却没有把自己写成受难者。环境越险恶，花枝越显得鲜明；冰层越厚重，梅花越显示出生命的韧性。这种处理，使词的格调从孤苦自守转向主动担当。

下阕的变化更为明显。“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梅花开放不是为了夺取春色，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高人一等，而是承担报春的作用。它先于百花出现，却不把这种先到变成炫耀。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写的是一种不居功的姿态。春天真正到来，群花竞相开放，梅花退到花丛之中。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既不争名，也不恋栈。

有人把这两首词简单评成一首悲观、一首乐观，未免失之粗浅。陆游的梅花有坚守，毛泽东的梅花有行动；前者重在守住人格，后者重在承担责任。两种精神并非毫无价值，只是所处时代、作者胸襟和表达目的各不相同。

这首词的写作，还不能脱离1961年的国际环境。1961年10月，苏联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公开化。中国当时面临经济困难、外部压力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紧张等多重问题，形势并不轻松。

放在这一背景下，“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便不只是自然景象。“悬崖百丈冰”也不只是对梅花生存环境的夸张描写。它所呈现的，是在压力和困难面前仍然保持信念、判断和行动能力的姿态。

当然，不能把词中每一句都机械对应到某一项具体政策或外交事件。诗词不是公文，象征也不是密码。它更像一种精神表达：困难是真实的，春天尚未完全到来，但不能因为环境严酷，就把自己理解成被动等待的对象。

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并非要否定陆游，而是借用同一词牌、同一题材，完成一次审美上的转换。陆游写梅，写的是孤独中的不改其香；毛泽东写梅，写的是严寒中的报春与功成身退。

也正因为如此，这首《卜算子·咏梅》超出了通常的惜梅、怜梅和自况。梅花不再只是文人孤高品格的象征，还成为一种集体性、行动性的形象。它先开，不为争胜；它报春，不求回报；它退居花丛，也不以此为憾。彩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