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WTO首席经济学家：多边贸易体制正处于“关键节点”

202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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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财经 陈玺宇

封图 |WTO首席经济学家斯泰格

当地时间周二（15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年度旗舰报告《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世界贸易体系的关键节点》。报告认为，强化多边合作可在2050年前拉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约3%；若全球贸易体系走向碎片化，全球GDP最多可能下降6.9%；两种极端情景下，全球GDP的差距可达到约10个百分点。

报告发布前，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了世贸组织（WTO）首席经济学家斯泰格（Robert Staiger），就全球贸易体系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以及关税、人工智能等热点话题进行了对话。

在成为WTO首席经济学家前，斯泰格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长期研究国际贸易政策规则与多边贸易体制。

第一财经：报告提出了全球贸易体系未来可能出现的三种情景，你认为哪一种更有可能发生？

斯泰格：报告的核心信息是，WTO仍在为成员和世界创造重要价值，其核心原则依然适用，但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很大程度上正是WTO自身的成功所致。这些规则如今需要改革，以适应其自身推动的变化，否则体系的效果将持续削弱，这正是“关键节点”这一报告标题的由来。

三种情景中，一种对应改革成功、合作深化。另外两种对应改革失败：一是世界分裂为不同集团，集团内合作、集团间不合作；二是世界分裂为不同自由贸易协定（FTA）阵营，这类阵营未必按照地缘政治划分，而是对应经济学文献中“天然贸易伙伴”的概念，但阵营之间不再合作。

报告不判断哪种情景更可能发生，而是想说明改革的利害关系有多大：若合作深化，包括农产品贸易进一步开放、成员间高关税进一步削减、电子商务等领域开放，以及22个正进行“入世”谈判的经济体顺利加入世贸，全球GDP较基准情景可提升约3%；若走向地缘政治阵营化，将下降5.1%；若走向FTA阵营化，将下降6.9%——两种极端情景之间的差距约为10个百分点。

报告进一步分析了为何我们会走到“现状难以持续”这一时刻，自1995年至今全球经济中的四项发展包括：经济格局转移、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带来的公平竞争关切、数字化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贸易性质变化，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正是这些发展带来了体系当下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希望借此帮助成员更准确地识别出通向良性情景所需的改革方向。

第一财经：当前多边贸易体系是否仍能实现报告预测的收益？体系本身是否需要先作改变？

斯泰格：我的看法是，体系的核心原则不需要改变，需要改的是这些原则被应用于当下现实的具体方式，因为现实相较1995年已有巨变。报告区分了“核心原则”与“原则被应用的具体规则”：WTO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一直以来都非常务实，非歧视、最惠国待遇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原则，但规则一直存在例外——GATT第24条本身就允许自贸区和关税同盟，这就是对最惠国原则的重大豁免。所以真正需要改革的，是原则应用于当下现实的方式，但原则本身依然适用。

第一财经：关税措施和出口管制近年来愈发频繁，这一趋势是接近顶峰，还是已成新的常态？

斯泰格：各成员上一次作出重大关税承诺要追溯到1995年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已是30年前。此后，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23%升至2024年的45%，几乎翻倍，但其中许多国家当年并未参与关税谈判，因而保留着较高关税。

这里有一个关键概念，叫“主要供应国规则”：一个国家通常只会在另一国是某项产品的主要供应国的情况下，才会与其就该产品关税展开谈判。1995年，许多中低收入经济体在其他经济体市场中并不具备这一地位，因此并非天然的谈判对手。但这一情况如今已发生巨大变化：到2024年，很多中低收入经济体已在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乃至高收入经济体中拥有了主要供应国地位。这意味着，如今与这些过去并非活跃谈判对象的国家开展关税谈判，已具备现实条件。这种关税承诺与现实贸易地位之间的错位，恰恰为市场准入式谈判提供了空间。

至于出口管制，很多与国家安全、依赖问题及地缘政治相关，这让合作更难，但不代表合作不再必要。从更普遍的角度看，这类问题本质上关乎：当一个成员的行动打破了其他成员原本认为已经谈定的市场准入平衡时，体系该如何重新平衡？回顾GATT的历史，类似的根本性问题曾反复出现，而成员们此前通常都能找到某种务实的改革方式加以应对。

第一财经：AI和跨境数据流动尚无统一国际框架，若由你设计，会优先解决什么？

斯泰格：AI当然在很多方面都是当下的头条话题，但需要指出的是，WTO的专业领域是贸易和市场准入，不负责判断某项技术是否危险。不过，WTO现有的很多工作确实与AI高度相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因AI带来了许多全新的知识产权问题而高度相关，WTO成员也正是在TRIPS框架下，就这些问题展开沟通；WTO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委员会也涉及AI平台间的互操作性问题，因为这些议题本质上具有贸易层面的含义。但WTO不会去处理AI领域更宏观的问题，比如这项技术本身可能带来怎样的挑战。WTO会把自己限定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这几个真正擅长的领域。

第一财经：地缘政治和AI崛起，你认为未来五年内哪一个会更快地重塑全球贸易规则？

斯泰格：去年的《世界贸易报告》聚焦AI本身及其对贸易的影响，指出AI红利不会自动实现普惠，成员需要大量配套投资才能真正抓住这轮浪潮的机遇；今年报告的重点回到体系本身及所需改革，这也是我们希望继续保持的重点。

第一财经：如果十年后回望，你希望历史书如何描述这个“关键节点”？是否看到从“讨论”走向“行动”的迹象？

斯泰格：我希望人们十年后回望时，会认为这是一个清楚意识到“必须认真改革”的时刻。危机或关键节点往往有益，因为它能让各方集中注意力。1947年GATT的诞生正是脱胎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当时世界最优秀的头脑参与了这一机构的创建，人们可以期待今天的“关键节点”也能催生类似的改革。

我参加了在喀麦隆雅温得举行的第14届部长级会议及改革分组讨论，成员之间的严肃讨论让我感到受鼓舞，尽管这不意味着短期内会有具体成果。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曾提出GATT的“自行车理论”：真正重要的是始终让人看到整个体系在向前推进，即便某些成员在这一轮谈判中没得到想要的，也能期待下一轮如愿；如果停止前进，它就会倒下，必须不断前进才能保持直立。我认为这个比喻很适合形容当下的改革进程，而我确实已经看到了动力开始形成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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