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2月，陕北黄龙山一带，彭德怀面对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地图，没有把箭头指向延安，而是落在了宜川。这个决定看上去绕远了，甚至有些“不划算”，却牵动了西北战场最关键的一根筋。
延安在1947年3月被胡宗南部占领。对国民党来说，这是一次政治宣传；对中共中央和西北解放军来说，却是必须承受的战略转移。毛泽东离开延安时曾对彭德怀说，延安还会回来的，只是不能急在一时。
当时的西北野战军，兵力已经比撤离延安时壮大许多。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斗，胡宗南部接连受挫，西北战场的主动权开始松动。部队上下士气很高，许多人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反攻条件，就该把延安拿回来。
这个想法并不奇怪。
延安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中共中央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象征。收复延安，军事价值未必立刻显现，政治影响和军心鼓舞却十分明显。有人主张乘胜南下，直取延安；也有人把目光投向西北的马家军，认为应当趁势解决这个长期盘踞在陕甘宁青一带的对手。
彭德怀没有接受这两种方案。
他的判断很实际。西北野战军虽然扩大了，但部队中有相当数量的解放战士，战斗力和政治觉悟还需要时间磨合。胡宗南部虽屡遭打击，兵力仍然占据优势。此时若强攻延安，可能拿下一座城，却付出过重伤亡，甚至因守不住而重新陷入被动。
至于马家军，地形、交通和补给都不利于大兵团作战。一旦在陇东、陕甘交界处陷入持久战，西野既不能迅速歼敌，也难以兼顾胡宗南部，战局反而容易变得复杂。
彭德怀提出的目标，是宜川。
宜川县地处黄龙山区，周围山岭纵横，道路崎岖。在地图上，它不像延安那样醒目，甚至显得偏僻。然而，宜川位于陕北通向关中的要冲，南面连接洛川、富县，东侧又靠近黄河渡口。攻打这里，表面是夺取一座县城，实质是逼迫胡宗南作出选择。
会议上，有人不理解：“延安近在眼前，为什么要去打宜川？”
彭德怀的回答很简单：“打宜川，是为了调动敌人。”
他算准了胡宗南的心理。宜川一旦失守，胡宗南若不救援，关中北部的防线就会被撕开；若派重兵增援，西北野战军便可以利用黄龙山复杂地形，集中兵力打援。无论敌人怎样选择，主动权都会逐渐转到西野手中。
彭德怀把方案报给了中央。毛泽东起初也明白，收复延安的诱惑很大，但他更关心一个问题：这一仗能不能改变西北战场的力量对比，而不是只换来一座暂时占领的城市。
彭德怀解释说，如果胡宗南不来，西野便拿下宜川，控制黄河渡口，为王震部队向关中活动创造条件；如果胡宗南来援，就在运动中歼灭其主力。毛泽东听完后，明确表示支持，并通过电报把作战意图定了下来。这样一来，彭德怀不再只是提出个人意见，而是有了中央的统一部署。
这一点非常重要。战场上的争论，很多时候并非谁胆量大、谁求战心切，而是对“胜利”有不同理解。收复延安是战果，歼灭胡宗南的有生力量同样是战果，而且后者更能改变整个西北战局。
1948年2月22日，西北野战军开始进攻宜川。胡宗南果然调集部队驰援，命令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九十师等部队北上。刘戡并非没有察觉危险，他判断西野可能在瓦子街一带设伏，主张谨慎搜索、逐步推进。
但胡宗南担心宜川失守，要求迅速增援。援军进入黄龙山后，队形被山路拉长，指挥与联络也受到限制。西野集中优势兵力，在瓦子街附近展开伏击和分割。山地作战最忌冒进，国民党援军恰恰被迫在不利地形中仓促接战。
战斗持续数日，西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大部，刘戡在突围无望后自杀。宜川守军随后被歼，宜川城被西野控制。战果并不只是占领一个县城，更在于重创胡宗南集团，使其在西北战场的机动作战能力受到严重打击。
毛泽东称赞这一部署高明，原因正在这里：彭德怀没有被延安的象征意义牵着走，而是用宜川作“钩子”，逼敌人离开坚固据点，在自己选择的地形上决战。攻城只是表面，打援才是核心；宜川只是落子，瓦子街才是杀招。
这场战役之后，西北战场的攻守关系明显变化。延安仍在胡宗南手中，但它已经越来越像一座孤立的据点。彭德怀选择先打宜川，正是把“想收复延安”的愿望，转化成了削弱守敌、创造条件的具体行动。直到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才收复延安，而那时的胡宗南，已没有此前那样的防守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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