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这些翻译家们 | 韦泱

犹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上海译坛摆脱十年桎梏，外国文学解禁之时，上海翻译家们心情舒畅、充满生气。我与他们交往日多，既看到了翻译家们生动的日常细节，也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喜悦与创作的活力。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草 婴

认识草婴先生不算太早。他时任上海翻译家协会恢复后的首任会长，因知道他在全力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集，不敢轻易去打扰他，拜访他的念想一直埋在心底。在旧书店淘得他早年多种旧译，心想，见面当然不会放弃请他签名。机会终于来了。一次，翻译家兼藏书家吴钧陶先生对我说，草婴先生早期的译著大多失散了，你常去旧书店，帮着找找。我听后非常兴奋，这等于给了我去草婴家的通行证。我就这样理直气壮地走进了草婴寓所。

草婴（1923—2015）

草婴的家，在岳阳路上的一条小弄堂内，走进去别有洞天。一大片树林中，有一扇小铁门，门内隐着一幢小别墅，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二楼，走进草婴先生的书房。我说明来意，递上他的两种旧译，巴夫连柯的《幸福》、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草婴笑笑说，这些你都自己留下，以后如再碰到，替我收下就可以了。恭敬不如从命，既然如此，就索性请他在两书上签名盖章了，并得寸进尺，取出小本子，请他题几个鼓励的字。他挥笔写下“分清大是大非、培养大爱大恨。韦泱君共勉”。这是我第一次去草婴家的收获。

后来又去过几次，记不得给他送过几本他的早期译著。听他讲过肖洛霍夫讲托尔斯泰，他说：“我把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系统地翻译出来，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芒。”一次，他打电话来让我有空去一下。我去了，他对我说，送一套书给你。我一看，是崭新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心中一阵暗喜。这是出版社给他送来的两套样书，我算捷足先登，成了有福之人了。我一册册打开，请草婴先生在每一册扉页上签名钤章。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太劳累他了。

草婴先生讲话慢条斯理，思路清晰，很有领导才能。听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靠翻译养活全家老少。新时期后，有出版社请他出任总编辑，他不干，他把所有时间交给了托尔斯泰。在我眼中，他是一个骨头很硬的翻译家。有次去看他，他兴致很高地陪我去门口小花园走走，一边走一边聊天，我用随身带的相机，在老房子前给他拍了一张肖像，可能他很满意，把照片放大后挂在书房墙上，我看到后心里也挺高兴的。我为吴钧陶编自传《药渣》，想请人作序，吴老说侬去找找草婴。草婴听我说明来意，二话没说，提笔写了《勇敢者的凯歌》，序文中说：“读了他这本回忆录，我懂得了什么叫苦难什么叫坎坷。同时我也更深切地领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坚强，什么是真正的乐观。”后来听说草婴住院了，我到华东医院看过他。一天，接到草婴的老伴盛天民的电话，请我参加草婴九十岁生日寿席。草婴已老态龙钟，筷子都拿不稳了，也不怎么说话，这顿饭我吃得有些心酸。这是我最后一次与草婴先生见面。

方 平

与方平先生见面不多，除了文友间聚会，还去过他在太原路的别墅，和他复兴中路上的楼房。家中摆设简洁而雅气，一看就是喜欢干净的知识分子的家。方平原名陆吉平，身材瘦小，话不多，声音也不大，轻声细语的那种。我知道他是国内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可我们见面不谈莎，只谈诗。我是拿着方平的诗集《随风而去》跟他谈诗的。他平静地在书的扉页为我签名，随手把书交还到我的手上。我说，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您写过诗歌，出过诗集。他说：“因为年轻时单纯，曾热衷于写诗，却是诗坛的一个失败者。”语调中颇有几分自嘲。是的，自认是诗坛的“失败者”的他，在各种场合及自己的文字中，从不涉及自己写诗。

方平（1921—2008）

吃银行饭的我，很感兴趣的是，方平曾有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可称为我们银行业的老前辈。他说学校毕业后在南京、厦门的私营小银行里做过会计，这是生活所迫，总得要吃饭呀。在银行工作之外，他热衷于写作，主要是写诗歌。为此结识了一众诗友，如也在银行工作的辛笛，还有出版界的曹辛之等。他在《大公报》《文萃》《诗创造》等报刊发表诗歌。臧克家对方平的诗颇为肯定，说他的诗“一行句子像一条幽深的曲径，带领着你向他感觉的高峰一步步爬去，他不肯在精华里叫一点糟粕浮起”。我捧着这册一九四七年出版的《随风而去》，虽只是收有十余首诗的薄薄诗集，心中却感觉沉甸甸的，这是方平一生唯一的诗歌创作结集啊！如果他一直写诗，“九叶诗派”可能改称“十叶诗派”了。

还有一次，我带着方平译著《维纳丝与阿童妮》去聊天，是一九五二年由文化工作社出版的莎翁旧译。他说从私营银行辞职后就到了这家私营出版社，以后在出版界工作到退休。在此书上签完名后，方平先生话多了起来，还赠我一本《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这是我国第一部莎氏研究专著，可他在世时我却没有读完，辜负了他的一番好意。

我知道方平是邵洵美的女婿，当年去拜访他时却一直不敢提这个话题。现在想来有些许遗憾。

钱春绮

与钱春绮先生交往，是最随意最放松的，因为他没有一点名家架子。他的外貌，就如同质朴的老农。夏天他常常穿一件短袖圆领衫，俗称“老头衫”；冬天，则是陈旧的老式棉袄裹身。他常常手上提一只布袋，里面装一点纸和笔，一个可乐塑料瓶里是自带的茶水，走在马路上，看上去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不拉几的老头。无论在译界朋友的聚会上，还是在翻译家协会的活动中，他都悄悄地进出，安静地坐在一旁，低调得让人可以忽略他的存在。

钱春绮（1921—2010）

钱先生从小在私塾读的是《礼记》《左传》等古典，打好了文学底子，却考入东南医学院，毕业后进了市立第五医院和第四医院，当一名五官科医生。由于家庭人口多负担重，为了增加收入，工作之余，他结合专业，撰写了《中耳炎》《喉结核及其化学疗法》等医学普及小册子，交新亚书局、中华书局出版。有同学介绍他去另一家医院做皮肤科医生，最终未能如愿。他一气之下，脱下白大褂弃医从文。

有人说，钱老出版了三十多部德文译著，在德语翻译上，水平与法语翻译的傅雷相当。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俄语大行其道时，钱先生就选择了自己擅长的德语，他喜欢海涅，很快译出一部《海涅诗选》，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可该社不要海涅要席勒，约他翻译席勒剧本《威廉·退尔》。他很快译竣此书，译稿得到出版社一致好评，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版，这是他翻译的第一部德语作品。于今七十年过去了，此书一版再版，可见质量之优。但谈起这些，钱老总是摇摇头，用一口带有泰州口音的上海话说：“不去说它了，翻译是苦中找乐，自己欢喜就好。”

歌德的《浮士德》，先有周学普、郭沫若的译本，但钱先生认为，周译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郭译则多在周译的基础上涂改几句而已。郭自己曾说：“我的德文程度实在有限，没有很好地传神，有些地方译得太呆板，还有好些译得不准确的地方。”《浮士德》结构庞大，内容复杂，是一部浓缩了歌德的全部思想和生活的巨著，也是一部不太容易懂的德国文学名著，要译好它殊非易事。钱先生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说：“原文中有许多矛盾之处，还有许多意思含混、晦涩费解的地方，我力求忠于原著，以诗体形式使中译本明白晓畅，传递出原著的韵味。”

二〇一〇年初，上海译协举办“钱春绮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我非译界中人，可钱老邀我参加，于是在会上听到了许多发自肺腑的对钱老的评价。有人说，一个人的中文水平决定了他的翻译水平。我很赞同。钱老读初中时就写过一本新诗集（可惜诗稿早遗失了），还创作长诗《七省浪游放歌》《还乡之歌》等，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十四行诗集》。后来听说他不慎跌了一跤，肱骨骨裂，我去医院探望。见到我，他高兴得要从病床上坐起，我赶紧按住他，说“不用不用，躺着说话蛮好”。他无奈地笑笑，将头重新靠上了枕头。交谈不一会儿，他从床头柜里取出一叠手稿，说正在修改荷尔德林诗歌译稿，因为难译，改译得很慢。我深知，钱老主动选择了一条“高难度翻译”道路。过后，钱老还寄来一封信，附了几笔简画和一首七言诗（上图），诗的最后两句是：“一自跌伤肱骨后，人生苦路感迷茫。”我一声叹息，老来真无奈。他去世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十六卷《钱春绮译文全集》，以彰显钱老的翻译成就。

任溶溶

与任溶溶老先生神交甚早。我从小喜欢读儿童文学，他是儿童文学翻译家，读他的作品当然不会少，可称超级“任粉”。更重要的是，他是我旧书爱好的知音。一听我说淘到他的哪本旧译，他马上跟我说，他最喜欢跑旧书店了，这原版书就是解放前在大马路（南京东路）上的“别发洋行”外文书店买来的。这家店外文儿童书真多，尤其是迪士尼公司出版的童话书图画精美，很吸引人。他还说，跑旧书店他是积极分子，太熟悉老上海的旧书摊了，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沪光电影院附近，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口，河南路救火会对面，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愚园路口，特别是仁济医院对面那条昭通路，有空就朝这些地方跑。哈，在淘书这一行，任先生也是我的前辈哪！

任溶溶（1923—2022）

交往多了，我就手痒，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兴冲冲地请他“指教”。题目中有“老顽童”三字，他阅后很客气地与我“商量”，说我称他“老顽童”，但他觉得自己还不够顽皮。我欣然接受，把文题改为“译界有个老小孩”。

十余年前，我跟他说，我快退休了，有更多时间淘书看书写文章了，我想做的第一桩事体，就是把我历年淘到的他的旧译，一本写一篇，最终汇编成一本关于外国儿童文学译著的书话集。他说好啊，这是从没有人做过的事。得到任老的肯定，我信心十足，一退休，就把家中任老译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儿童文学译著几十本，堆了满满一桌面，花花绿绿的煞是好看。我挑选了五十本，心想一本本写下来，就是五十篇书话，再配上五十幅书影，够出版一本书话集了。写书中的精美封面与插图，写书的原作者和出版掌故，也写任溶溶在翻译中的轶事及甘苦，想来这样的书话集，应该会很好看的。书名本想用“任溶溶童书秀”，后来想想，没有翻译的特色，就改为“任溶溶这样开始翻译”。

确实，他是从翻译开始走上儿童文学之路的，他说：“我生来就是搞儿童文学的。”他读中学时，就翻译了一篇土耳其儿童文学作品《黏土做的炸肉片》，投给孔另境主编的《新文学月刊》，居然马上发表了。一九四八年他的第一部儿童文学译著《小鹿斑比》，是迪士尼动画原著，他舍不得给其他出版社，就交给他自己办的朝花出版社出版。近八十年中，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任老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已无人可比，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