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深港”再次登顶背后：世界级创新集群的跨越式升级密码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最新报告，在全球创新指数（GII）集群研究中，“广深港”创新集群排名第一，蝉联榜首。

从2017年“深圳-香港”创新集群跻身全球前列，到粤港澳三地科创资源深度融合、多城市联动，2020年广州被自动并入集群，“深圳-香港-广州”依托完整产业底座、优质科教资源、独特制度优势，实现创新能级持续跃升。

此次蝉联全球创新集群榜首，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综合创新竞争力，完成了从阶段性突破迈向稳态领先的重要跃迁。但亮眼成绩之下，集群内部发展不均、原始创新不足、创投生态偏弱、要素流通不畅等结构性短板依然凸显。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分析称，立足全球顶尖科创集群竞争格局，“广深港”创新集群仍需打通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堵点，加速实现从“体量领先”向“质量卓越”的跨越式升级，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从“深圳—香港”到“广深港”的协同跃迁

核心城市各具特色、彼此互补

“广深港”创新集群蝉联世界第一，背后是十年磨一剑的努力。

2017年，WIPO全球创新指数集群首次发布，“深圳-香港”即位列全球第二。同年，广东正式发布《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彼时的重心是打通广州、深圳、东莞的创新资源，探索三市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这条走廊新的内涵——“广深”升格为“广深港澳”，港澳的基础科研能力、国际化制度优势，开始系统性地融入走廊的创新版图。自此开始，一场围绕“源头创新”的布局沿着这条走廊加速铺展，粤港澳三地的科创合作日渐紧密。

转折发生在2020年，WIPO算法捕捉到城市间合作密度越过临界值，广州被自动并入集群，从此“深圳—香港”变为“深圳-香港-广州”。

这套算法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对PCT国际专利发明人、科研论文作者地址进行“地理编码”，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形成创新簇，创新簇叠加延伸成为集群。大湾区科创一体化进度，就这样被指标描摹出来。

这意味着，创新集群地理范围不以城市行政边界划分，而是伴随区域创新密度与合作强度变化，集群数量和范围呈现动态调整。2025年的WIPO官方报告显示，“广深港”创新集群范围除了广州、深圳和香港之外，还覆盖了东莞、惠州、佛山、中山等地市的部分区域。

“广深港”创新集群范围除了广州、深圳和香港之外，还覆盖了东莞、惠州、佛山、中山等地市的部分区域。

放眼全球顶尖创新地区，东京-横滨、圣何塞-旧金山等，无一不是这种跨区域创新集群，创新竞争力来源于城市协作，而不是超级城市的一家独大。粤港澳大湾区则是全球少有的“一国两制”之下的城市群，三种关税体系、三套法律制度、多元货币环境并存。

根据《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在这套协同网络之中，广州、深圳、香港三座核心城市各具特色、彼此互补。深圳、东莞在技术发明活跃度方面表现亮眼，华为、中兴、OPPO等企业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占比达38%；位于广州的高校则在论文发表量方面拔得头筹，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论文发表量，在集群所有科研机构中位居前两位，占比为24%。

在风险资本交易量方面，“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五年累计完成7325笔风险投资交易。在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中国香港稳居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在金融科技、银行业、保险业与融资四个板块排名全球第一。

PCT国际专利、科研论文数量领跑全球

基础学科和产业需求高度匹配

放眼全球，“广深港”创新集群在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科研论文发表量方面表现亮眼，而从其分布领域，亦可以窥见该集群的产学研融合优势。

“广深港”创新集群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稳居全球第二，其中数字通信占比27%，为集群“最强赛道”，计算机技术、视听技术、电气机械与装备能源等分布其后。排名靠前的贡献主体多为深圳、东莞、佛山的制造业企业，广州则有华南理工大学、广州汽车集团、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等，高校、国有企业占比较高。

“PCT国际专利的申请成本高、流程繁琐。”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究员亓伟指出，这也是困扰一般企业申请PCT国际专利的原因。然而，此类专利既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技术壁垒，又能吸引全球资本参与产业建设。

“广东有大量制造业龙头企业直面全球市场，为保护海外市场，天然有动力布局PCT国际专利，把技术壁垒延伸到海外市场。”谢宝剑分析道，“东京-横滨”更多是大企业集团驱动，“广深港”创新集群则是龙头企业与海量专精特新制造企业共同发力。香港的知识产权服务、国际专利布局渠道，也降低了企业国际专利申请、维权的信息成本。

“广深港”创新集群顶尖技术领域。

科学论文则集中于工程学、化学、技术、物理与数学等领域，有74%的文章与集群外部地区的其他组织合作发表。

谢宝剑表示，“广深港”创新集群拥有“内地强基础+香港国际化科研体系”的叠加优势，不仅高水平科研载体密集，还擅长跨区域协同开展基础研究，联通全国顶尖科研力量。工程学、化学、生物技术、临床医学等基础学科和大湾区产业需求高度匹配，可以对接大湾区先进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产业，具有落地转化的潜在场景。

不过他也指出，对比北京、上海-苏州，“广深港”创新集群在顶尖原创成果、重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投入仍有差距，需进一步加强重大国家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布局，支撑前沿基础研究。同时，深化三地高校科研协同，用好香港高校国际化科研评价、国际学术网络，推动广州、深圳、香港高校联合申请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打通科研仪器共享、人才互聘。

从“体量领先”走向“质量卓越”

仍需打通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堵点

不过，“广深港”创新集群在风险资本交易量方面，不及圣何塞-旧金山、纽约、伦敦、上海-苏州、首尔等地，仍有提升空间。集群内部城市分化也较为突出，深圳一枝独秀，风险资本交易量占比超半数，其次是广州。

在谢宝剑看来，香港有丰富国际资本，但内地、香港创投市场联动不足。核心制约不是缺钱，而是跨境资本流动、三地规则差异、资本投向的产业周期、退出渠道还没有完全打通。

“香港是全球私募股权、风投聚集地，但过去资金投内地科创项目，流程复杂、资金汇兑、收益退出存在规则壁垒。”他建议，用好大湾区跨境理财和股权投资的先行先试政策，打通内地-香港创投双向流动通道，进一步简化港澳创投基金投资大湾区内地企业的准入、结汇流程；支持内地创投机构在香港设立海外基金，双向募资，把香港的国际资本引向湾区科创企业。

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南沙分中心已累计为港澳270多个科研团队提供超过3.5亿核时的超算服务。图为国家超算广州中心。

谢宝剑认为，“广深港”创新集群蝉联第一，标志着集群的综合创新竞争力，完成了从阶段性突破迈向稳态领先的重要跃迁，但这并不等同于绝对的“稳定领先”，而是从“体量领先”向“质量卓越”的过渡阶段。

“香港的科研、深圳的产业、广州的科教优势，三者化学反应还没有完全释放，各有长板，但整合不足。”谢宝剑表示，香港拥有一批世界一流高校，但基础研究成果向内地产业转化的通道仍不够通畅，深圳、广州应用创新很强，“从0到1”的重大原创产出却不足。集群专利规模全球靠前，但高被引论文、引领新赛道的源头突破占比偏低，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和顶尖集群差距明显，“一国两制”条件下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仍存在制度堵点。

谢宝剑建议，共建跨三地的基础研究联合体，建立跨城市大科学装置共享机制，把香港的基础科研能力和广深的产业需求对接，把长板叠加、补齐原始创新短板。聚焦科研资金跨境使用、科研设备通关、人才资质互认、科研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探索可复制推广的常态化制度，破除“人、财、物、数据”流动壁垒。

同时，合力布局跨区域公共中试平台与硬科技风险支撑体系，打通“基础研究—中试验证—产业化落地”全链条；引导资本投向早期原始创新，完善高风险科研容错机制，并协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积极参与国际科创、知识产权规则构建，提升集群的全球制度话语权。

南都广州新闻部出品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王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