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班：一个冬天的故事

作者：文海寻珠 一

老周今年五十四岁，原先是公办初中的语文老师，因为违规补课被处分，离职了。

他现在的地下室在城北一个老旧小区的单元楼下面。铁皮门，十来平方米，摆了几张课桌和一把电暖器。每周三和周六晚上七点到九点，孩子们背着书包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赶来，坐在那盏日光灯下面听他讲课。

林晓是其中最安静的一个。初三女生，语文从九十五分掉到了八十二分，她妈急得嘴上起了燎泡，经人介绍找到了老周。第一次来的时候，林晓低着头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不说。老周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哼了一下，他没听清，又问了一遍，她就不说话了。

陈阳是另一个。中等生，不算聪明但也不笨，上课的时候偶尔走神，偶尔偷吃零食，笑起来没心没肺的。他妈妈听说老周这里比外面便宜将近一半，就把他塞了过来。第一次下课，陈阳走的时候跟老周说了句“老师再见”，老周点点头，心想这孩子起码有礼貌。

三个月，从深秋到初冬。

二

距离期中考试还有两周的时候，老周的嗓子哑了。他买了一盒金嗓子喉片，一天含掉大半盒，说话的声音还是沙沙的，像砂纸磨在木头上。试卷一套接一套，讲完一张接着下一张。陈阳有一次开玩笑说：“老师，我感觉自己像个流水线上的工人。”老周没接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又发了一张卷子。

但林晓的状态越来越差。连续几次模拟测试，她的阅读理解失分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主观题要么答非所问，要么只写一两行就放弃了。有一天课后，老周把她单独留下来。

“这道题你本来是会的，为什么没写下去？”他问。

林晓咬着嘴唇不说话。

“是因为不确定对不对，所以不敢写？”

她点了点头。

老周放下笔，看着她：“卷子上的错题好补，但心里的压力很难补。你的问题不是不会做题，是你太害怕做错了。越紧张，越发挥失常。你越怕考不好，就越考不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林晓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她拼命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但身体已经开始发抖。老周没有再说下去，只是递了一张纸巾过去：“先哭一会儿，哭完了我们再继续。”

林晓哭了很久。老周什么都没说，就坐在旁边等着。

那天晚上陈阳先走，走到半路发现伞忘拿了。他折返回去，在楼梯口听到了老周和林晓的对话。他没有进去，站在门外听了很久。第二天课间，他在走廊上碰到林晓，递给她一瓶酸奶：“请你喝的。别想那么多，你比我厉害多了，我连八十分都考不到。”林晓接过酸奶，没有说话，但嘴角弯了一下。

那天晚上回到家，老周翻出了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站在学校门口的梧桐树下，笑得特别灿烂。那是他十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后来那个女孩出事了——她从教学楼四楼的走廊上跳了下去。没有人知道原因，大家都在猜，有人说是因为考试没考好，有人说是因为被家长骂了，也有人说是因为抑郁症。老周只知道，如果当时他能早一点发现她的不对劲，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他看着照片，低声说了一句：“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出事了。”

三

期中考试成绩下来了。林晓语文八十二分，比上次月考还低了三分。

那天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像是憋着一场雨，怎么也下不来。老周拿到成绩单后没有发火，他一道一道地帮林晓分析错题。客观题失分不多，问题全在主观题上——要么写得太短，要么干脆空着不写。他判断这不是知识储备的问题，是心理压力导致的全面崩塌。

“你看这道题，”老周指着其中一道四分的主观题，“你明明读懂了文章在写什么，但你只写了两行。你是在怕什么？怕写错了被扣分？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写，连得一分的机会都没有。”

林晓低着头，指甲掐进掌心里。

下课后，王桂兰准时出现在地下室门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手里攥着一把折叠伞。她的脸色很难看，嘴角抿成一条线。

“八十二分……我花了这么多钱，你就给我这个结果？”

“王姐，林晓的问题不在知识点上——”

“那在哪？！在你不肯多布置作业上！在你不逼她刷题上！你知道赵老师那边的孩子平均提了多少分吗？十五分！你呢？你让她越补越差！”

“林晓现在的状态不适合高强度刷题。她的心理压力太大，越逼她越垮——”

“心态心态心态！你每次都跟我说心态！我要的是分数！她考不上高中你养她吗？！”

林晓站在一旁，脸色惨白，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王桂兰从包里掏出手机，翻出赵姐的报价单：“我已经跟赵老师说好了。如果你不加题不加课，我们就转过去。你自己选。”

老周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看了看林晓，又看了看王桂兰，最终说：“给我三天时间，我出一份详细的提分方案。如果到时候你们还是不满意，我不拦着。”

王桂兰冷哼一声，拉着林晓走了。林晓回头看了老周一眼，那一眼里有歉意，有恐惧，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一个溺水的人，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但什么都没抓住。

等她们走后，老周回到空荡荡的地下室。他看到林晓的座位上落了一支笔，捡起来放在桌上。笔杆上套着一个咬痕累累的笔帽，笔身上贴着一张小小的卡通兔子贴纸。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让她走。走了就再也拉不回来了。

四

三天后的傍晚，王桂兰提前到了。

她今天没穿工作服，换了一件深红色的羽绒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是专门拾掇过。她站在门口，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面色阴沉。

老周递过去一份手写的计划书，四页纸，字迹工工整整。最后一项他犹豫了很久还是写了上去——建议带孩子去做一次心理咨询。

王桂兰看到那一行字，直接把计划书摔在了地上。

“心理咨询？我花不起那个钱！也没那个闲工夫！你就是不想担责任，想把问题推给心理医生！”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每个月工资三千块，给你交一千五的补课费！我省吃俭用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她考个好高中！结果呢？越补越差！你还有脸跟我谈心理？！”

老周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你以为我不着急吗？我比你更急！但急有用吗？你知不知道你女儿现在是什么状态？她写的纸条上写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你觉得分数比她的命还重要吗？！”

王桂兰愣住了。但随即，愤怒盖过了震惊：“你别拿这套吓唬我！现在的孩子哪个不是压力大？哪个不是被逼出来的？就你矫情！就你会当好人！”

没有人注意到，楼梯拐角的阴影里，一个邻居举着手机录下了这一切。二楼住户早就抱怨过地下室晚上经常有人进出，动静很大。社区网格员也曾问过张婶那间地下室是不是有人在用。所有的引线都已经埋好了，只差一个火星。

他按下了发送键。一段标题为“地下违规补课，安全隐患巨大”的视频被匿名上传到了12345市民热线。

二十分钟后，一辆白色的综合执法车停在了小区门口。两名穿深蓝色制服的执法人员走进楼道，出示证件后要求进入地下室检查。老周试图阻拦，但被告知配合检查是公民义务。

现场情况一目了然：黑板上的板书、课桌上的习题册、铁皮柜里的收费记录和转账凭证。执法人员拍照取证，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在楼道里等候的林晓和陈阳被询问是否在此参加学科培训，两个孩子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

执法人员当场向老周送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立即停止办学，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混乱中，陈阳突然喊了一声：“够了！”

所有人都看向他。这个平时嘻嘻哈哈的男孩此刻涨红了脸，声音发颤：“阿姨，你别再逼她了！她日记里写过‘不想考了’！她不想活了你们看不出来吗？！”

现场一片死寂。

王桂兰转头看向林晓。林晓站在楼道尽头，背靠着墙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个被抽空灵魂的布娃娃。

“晓晓……”

林晓没有回答。她转身跑了出去。

王桂兰追了出去。老周也想追，但被执法人员叫住签字。他签完字，抬头望向楼道尽头，空荡荡的，只剩下秋天的风灌进来。

那一刻，多年前的记忆与现实重叠在一起——同样的奔跑，同样的呼喊，同样的无能为力。

老周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消息传到赵姐那里的时候，她正在给学生上课。她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消息，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然后恢复了正常。她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继续讲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有家长问她：“赵老师，周老师那边出事了，您这边安全吧？”她笑着说：“放心吧，我们这边手续齐全，不会有问题的。”等家长走了，教室里只剩下她和几个还在埋头做题的学生。她坐在讲台后面，看着那些孩子的后脑勺，忽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不是因为老周被抓了，而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和他没什么不同。同样的灰色地带，同样的风险，同样的朝不保夕。她只是运气好，还没轮到而已。

执法结束后，老周被允许取回部分个人物品。他让陈阳帮忙把一部分习题册搬到门口，剩下的托张婶转交给需要的家长。陈阳背着那摞习题册往家走，走到半路觉得书包比平时沉了不少。他停下来翻了翻，发现最底下多了一本书——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活着》。他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远处那扇被贴上封条的铁皮门，然后把书塞回书包里，拉好拉链，继续往前走。

陈阳和林晓在楼道里相遇。两个人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谁也没有说话。临走时，陈阳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橘子味的，是他最喜欢的那种水果硬糖——递到林晓面前：“给你。别想太多。”林晓接过糖，握在手心里，点了点头。他们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身后的地下室铁皮门被贴上了白色的封条，风把封条吹得哗啦作响，像一声轻轻的叹息。

五

补课班就这么关了。

老周去交了罚款，退还了剩余学费。罚款数目不小，差不多是他这两个月补课费总收入的一大半。他把剩下的钱挨个退还给家长，微信转账，附上一句“不好意思，教不下去了”。有的家长回了“收到”，有的家长什么都没回，直接点了收款。王桂兰那笔钱他也退了，王桂兰没点，对话框里一直显示着“待收款”，三天后才过期退回。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他独自回到那间地下室。铁皮门上的封条已经被撕掉了，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里面空空荡荡——课桌被搬走了，黑板被擦干净了，立在墙角。墙角的电暖器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截被剪断的电线头。日光灯还亮着，他忘了关，这盏灯就这么孤零零地亮了整整七天。

他在地板上捡到一个被遗忘的作业本。翻开一看，是林晓的。最后一页是她写的作文，题目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地方》。她写的不是那条废弃铁路，而是这间地下室——

“补课班是我唯一不用听分数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写一篇文章，不用担心写得好不好。周老师会说，先写你想写的，分数是后面的事。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来这里，但我会记得，有一间地下室，灯光很暗，却很暖和。”

老周把这页纸撕下来，折好放进大衣口袋。他又从钱包夹层里取出那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女孩依旧笑得灿烂，阳光从梧桐树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她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把照片和作文纸叠在一起，夹进了一本书里——《活着》。他把书放回书架，环顾了一圈这间他待了三个月的地方，然后关上门，离开了。

王桂兰带着林晓去了赵姐那里试听正课。赵姐的课堂除了刷题就是讲模板，学生几乎没有开口提问的机会。林晓变得更沉默了，上课时像一台输入指令的机器，做完题就走人，不和任何人交流。两周后的一次小测，分数没有上升，反而又掉了几分。赵姐的解释是“适应期正常现象，多练一段时间就好了”。但王桂兰心里清楚，这不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林晓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光了。

有一天晚上，王桂兰推开林晓的房门，看到女儿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握着笔。桌上摊着一张草稿纸，上面没有写题，只画了一扇窗户，窗户外面的天空是黑色的，用铅笔来回涂了很多遍，涂得又厚又实。王桂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她忽然想起老周说过的话：“你觉得分数比她的命还重要吗？”她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发，眼泪掉了下来。

陈阳不用再去补课了。空闲时间突然多了起来，他开始跟着父母在店里帮忙，偶尔也会翻翻那本《活着》。他看得很慢，有些地方看不太懂，但他记住了书里的一句话：“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完全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觉得这句话很重要。

有一天傍晚，他在街上碰到了林晓。她刚从赵姐那里下课回来，背着书包，一个人走在人行道上。天色已经暗了，路灯亮了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她身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你还看书吗？”陈阳问。

“看的。”林晓说，“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讨论了。”

陈阳想了想：“要不……咱们自己搞个读书小组？就咱们俩，找个地方，每周一次，不用做题，就看课外书。”

林晓看着他，第一次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好。”

老周回到了老家县城，在一家社区图书馆做义工。工作很简单——整理书架、登记借阅、偶尔给来写作业的孩子指一指参考书的位置。馆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看了他的简历，问了几个问题，当天就让他上班了。工资不高，但管一顿午饭。

有一天下午，一个小姑娘抱着一摞书来借。她把书放在柜台上，踮起脚尖，把其中一本推到老周面前：“叔叔，你看过这本书吗？”老周低头一看——《活着》。他笑了：“看过。是本好书。”小姑娘问：“讲的什么呀？”老周想了想说：“讲一个人经历了很苦很难的事，但还是活下去了。”小姑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抱着书走了。

老周目送她离开，从口袋里摸出那张作文纸，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两张纸叠在一起，放回了口袋。

窗外，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了下来。雪花不大，稀稀拉拉的，落在窗户上很快就化了。但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标志着冬天正式来了。

同一时刻，城市的另一端。赵姐正在给新一批学生上课。她讲完一道文言文翻译题，忽然停顿了一下。她想起老周，想起那天晚上的恐惧，想起自己还在这条灰色的路上走着。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还有四十分钟下课。她继续讲了下去，但在关掉教室灯的那一刻，她特意停了一秒，透过窗户看了一眼外面的夜空。雪还在下，路灯的光把雪花照得发亮。月亮很亮，挂在雪夜的天空中，清清冷冷的。她忽然觉得，也许自己该在某个夜晚，也停下来看看月亮。

而在另一个街区，林晓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打开了那个粉色封皮的日记本。她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笔，想了想，写下了一行字：

“今天陈阳说我们可以自己办一个读书小组。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绝望了。”

她合上本子，关灯，躺了下来。窗外的雪还在下，悄无声息地覆盖了整座城市。她闭上眼睛，听着雪花落在窗户上的细微声响，慢慢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