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德何以称晋西门户

黄河万里奔涌，入晋之后劈开狭长的晋陕峡谷，自北向南滔滔而下。唯独行至保德境内，河水自天桥峡夺路而出，一改南北走向，转为由东向西横流，环护起一座千年边城。

（请横屏观看，保德县城全景。摄影冯晓磊）

自偏关老牛湾至芮城风陵渡，黄河干流依次流经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临县、柳林、石楼、永和、大宁、吉县、乡宁、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共计十六个县市。翻阅方志典籍，在山西沿黄诸县当中，保德享有“晋西门户”的评价。这并非后世文人的溢美之词，这个评价有文献源头可溯、有建制沿革可证、有山河形胜可据、有史事脉络可考。

谈及保德山川形胜，今人常以“晋西门户、秦晋要冲”概括，但细览传世旧志，并无“晋西门户”四字连缀的原始记载。该评价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康熙《保德州志》卷一《因革》。康熙十二年（1673年），知州张光岳主持修志，杨永芳等人执笔纂辑，论述保德形势有言：“三晋为神京右臂，而保德居三晋之首，西接秦壤，北临河套，距边垣仅四十里。……隆冬河冻，一马可到，……安保德以安全晋之屏翰耳。”

所谓“居三晋之首”，重在点明此地地处山西西北极边的区位；“全晋之屏翰”，则概括其屏障河东的边防职能。后世“晋西门户”的定位，正是从这两段志文提炼升华而来。

（保德钓鱼台。摄影冯晓磊）

其一，山河形胜，地处三晋极边。保德东倚吕梁余脉，西临滔滔黄河，隔河与陕北府谷相望。群山拱卫于东，大河阻绝于西，凭河设险，为边城天然依托。最为特殊的是局部河势：黄河出天桥峡进入保德，不循南北流向，先自东向西流淌，环绕城池，至钓鱼台方才折转向南。宋代保德军治所，即今城内村古城，坐落在这段东西向河道南岸；对岸府州古城紧邻黄河岸线分布。黄河河道自天桥峡流出后，河道向西再折向南，近乎半环拱卫保德古城，古城北、西两面隔黄河便是府州地界，河界距离城池极近，造就两地隔河对峙的独特格局。河东保德、河西府谷，隔河咫尺相望，互为掎角，共同构筑北宋北疆一套重要的跨河防御体系。《武经总要》载保德与府州地界相近，“保德军，淳化中析宪州地置定羌军。北济河八里接州界，最为冲要。景德中改今名。南至岚州合河津界一百里，东至府州界五里，西至府州界二十里。军西自乔家会铺二十里，河势南流，至大堡津”。后世部分校勘以黄河干流多南北流向而存疑，实则未能充分留意保德这一段特殊河道走向。

其二，建制沿革，扼守西北战略通道。北宋淳化四年（993年），朝廷析岚州、宪州边地设立定羌军，目的在于管控黄河渡口，防范党项势力东进，拱卫河东腹地。北宋景德元年，定羌军改称保德军，取名自《左传》“民保于城，城保于德”，正式成为河东路的极边军州。从行政版图来看，保德军属于典型的狭土边州。据《宋史・地理志》记载，保德军为同下州，无下辖属县。北宋崇宁年间在册仅963户、4050口人，地域狭小，户口稀少。但宋代边防布局，不以户口疆域衡量军州轻重。保德军真正的战略价值，在于牢牢掌控两处关键黄河渡口：沙谷津，也就是今天的东关古渡，直面府州主城，是日常往来、信使传递、兵马驰援的主要渡口；大堡津，位于军城西南40里，扼守河谷出口，管控南线河防，设戍置铺，巡查河道。两津一主一辅、一近一远，串联沿线铺兵、戍堡、烽堠，形成一套完整的河防警戒体系。

（保德县故城村全景。摄影冯晓磊）

河西麟州、府州孤悬塞外，是北宋楔入西北的前沿据点，两地所需粮草、兵甲、饷银以及军情传递，大多要由河东经由保德两处渡口西渡输送。河东若无保德屏障，则麟、府二州更显孤立；渡口一旦失守，北宋北疆防线便会承受巨大压力。庆历以后，北宋在河西陆续修筑堡寨，这些堡寨行政上隶属府州、晋宁军，不归保德军管辖。保德军始终承担核心职责：戍守渡口、保障粮道、巡阅河道、支援河西前线，是北宋西北边防重要的咽喉与河防要隘。虽辖区规模有限，边防地位却举足轻重。

其三，沿河诸渡，功能侧重各有不同。黄河沿岸各县自古多有津渡。河曲有西口古渡，渊源久远，汉代即称君子津，隋唐时期已是中原与北方部族往来通道，宋代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清代康熙年间开边之后，更成为走西口的水旱码头，商贸兴盛，人口大幅增长，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县治迁于此地，盛极一时。临县碛口，在清乾隆年间崛起，是晋商重要的水陆转运码头，帆樯云集，远近闻名。

（天桥水电站。摄影冯晓磊）

反观保德沙谷津、大堡津，自北宋建制之初，首要使命便是服务麟、府战区军资转运与兵马调动，军事战略属性居于首位。二者差异，不在于有无军政或商贸功能，而在于历史定位的主次之别。其他沿黄州县在不同时代也各有“门户”之称，蒲州为晋西南要冲，河曲为晋北河防重地；保德有“晋西门户”的称号，核心指向北宋经略西北的河防咽喉。

历代军政人物的行迹，也可以佐证保德的要道地位。五代宋初，折家将依托保德一带河防，遏制北汉向西拓展，协同北宋合围太原。北宋时期，欧阳修、范仲淹先后巡按河东，高度关注麟、府和保德一线河防防务，诸多边防筹策皆围绕这一地带展开。清代康熙三十六年御驾西征，亦取道保德渡河。由此可见，保德的要隘地位，是历代军政实践当中客观形成的。

金代之后，保德的边防价值延续。《金史·地理志》记载：“保德州，下，刺史。本宋保德军，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元光元年六月升为防御。户三千一百九十一。县一：保德（大定十一年置。有大堡津、沙谷津）。”宋代的“军”本身就是军政合一的边地建置。金大定十一年设立保德县，金大定二十二年由军升格为州，地方行政体系进一步完善；金末，蒙古势力南下，边患加剧，朝廷将其升为防御州，提升边防等级。宋金更迭，沙谷津、大堡津两处渡口依旧载入正史，尽管王朝更替，渡口的边防功用一脉相承。

（保德县冯家川枣园。摄影冯晓磊）

沿黄十六县，山河各异，各有历史风华。保德地域狭小，却牢牢把控河东通往陕北、经略西北的关键通道。黄河汤汤，古渡苍苍。烽火硝烟早已消散，河上千帆归于沉寂。如今伫立古城岸边回望，那段东西横流的河水、控扼河防的地势、沿用数代的古渡，依旧无声诉说：此地虽狭，扼西北之喉；此城虽小，固三晋之西。

这便是边城保德沉淀千年的山河底气。

来源：忻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