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共同体的性教育：青年男性大学生的艾滋病风险知识建构研究

裴谕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性别、婚姻家庭、亲密关系；

李响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研究、健康社会学、性教育。

［摘　要］在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科垄断艾滋病防治话语的背景下，中国高校青年群体感染率依旧呈稳定上升趋势。易感染男性青年学生虽具备较高的艾滋病知晓率，却普遍未能坚持使用安全套等科学预防手段，呈现显著的“知行分离”现象。文章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理论视角，对16名有性行为经历的青年男性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探析该群体艾滋病风险认知、意义建构与行为应对的常人知识生成逻辑。研究发现，在中国本土语境与数字时代背景下，青年男大学生形成了以“伴侣关系状态”与“关系类型”为核心的风险认知体系。他们倾向于将艾滋病风险理解为对关系稳定性的威胁而非生命健康威胁，防范实践高度嵌入具体关系情境；同时借助新媒体与同辈在线社区，通过去中心化渠道建构自身知识脉络，对由公共卫生话语主导、强调行为规范与控制的官方性教育形成系统性质疑与解构。研究据此提出性教育的三重转向，为我国艾滋病防治教育改革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艾滋病风险；性教育；科学知识社会学；青年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受HIV流行影响激增的青年群体中，15~24岁年龄组男性大学生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受累人群（刘珺等，2023）。尽管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继续贯彻国际“治疗即预防”的基本原则（黄泽宇、黄盈盈，2025），但对于感染情况愈加严重、常被公共卫生视为“高危群体”的青年男大学生，依旧需要在当下继续推行防患于未然的防艾性教育（吴尊友，2019）。

在“个人是健康责任第一人”的理念倡导下，以知信行模型为代表的干预理论常被应用于艾滋病与性健康教育领域（陆丽君等，2023）。然而，在此类防治框架中，青年男性大学生群体普遍出现“达到知晓水平却并未坚持使用安全套等规范手段”的知行分离现象（罗倩倩等，2021）。这种割裂在公共卫生研究中常被归因于风险感知与行为决策间的认知偏差，但后续干预始终未能有效弥合这一落差。更有研究指出，在现行政策中，依赖“强调风险与人群分类”的专家宣传策略，反而可能强化对高危群体的污名和社会歧视（孙志鹏，2016；Liu，2020）。

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由政府机构、学校、社区及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全面性教育实践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多元参与格局在创造多样化知识载体的同时，也带来信息过载与内容混杂的挑战（罗业飞等，2021）。传统性教育更是长期存在时间与内容的双重错位——讲授时间滞后于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内容虽名义上面向全体学生，实际却经常偏向女性，致使更易暴露于艾滋病风险中的青年男性群体长期被忽视。面对这一困境，深入探究青年男性如何认识与理解现有健康教育及其背后的风险知识，已成为亟待关注的议题（潘绥铭等，2011；赵芮等，2019）。

在知识日益去中心化、新媒体话语纷繁交织的当下，曾被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权威视作“需受教育”“高风险”的青年男大学生，已具备依托自身经验、整合多元信息资源的认知能力。当自上而下的垄断性防治体系不断面临前述种种实践困境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以医学科学为主要依托的传统性教育，与青年群体的日常经验世界之间，究竟横亘着怎样的认知鸿沟与价值张力，又是否存在可能的共识空间？更进一步，当面对权威的专家知识与科学论述时，当代青年男大学生将如何对其进行理解、协商乃至重构，并可能催生怎样的新型知识生产形态？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问题：（1）青年男大学生如何理解并应对艾滋病风险，其建构的风险知识具有怎样的认知逻辑与实践形态？（2）在多元信息来源并存的环境中，这些风险知识是如何被塑造、确认与维系的？（3）此类知识与主流性教育中的专家知识之间，存在怎样的冲突或融合，并对其防护实践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在中国超大型现代都市所提供的丰富教育资源与知识渠道中，具备多元学科背景的青年男大学生，如何在日常实践中与专家知识进行协商，并在这一过程中理解、解构乃至建构其独立的艾滋病风险认知体系。最终，本研究试图揭示此类知识建构过程对当前持续推进的性教育实践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艾滋病风险研究中的知行假设与主体构建

1.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视野的科学知识—行为链条

以“知识—态度—行为”为核心的健康干预政策与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已经开始在中国流行（Yang et al.，2023），并始终是艾滋病防治学科体系的核心逻辑。

在这一框架下广泛使用的“知信行模型”“健康信念模型”等理论模型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假设：个体在接收来自公共卫生领域所定义的“客观科学”知识——涉及艾滋病传播方式、途径及风险判断的专业论述——之后，能够通过信念强化，采纳符合科普规范定义的“正确/安全行为”，例如“全程正确使用合规安全套”（石舒原等，2018）。当干预未能产生该逻辑所预期的行为结果时，学界常以“被干预者缺乏行为改变的动机”或“存在侥幸心理”等因素进行归因（高迪思等，2019）。即便在加入心理学等学科思路后，被干预者仍被置于一种预设的认知框架中，被表征为“顽固”“信息匮乏”“依赖感性决策”乃至“责任意识薄弱”的个体（何慧婧等，2016；郑杰滔等，2017；凌倩等，2021）。当学界持续探讨“知行分离”现象时，其背后所依赖的因果前提，与大众情境化的生活实践可能已出现显著脱节。

对此，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领域亦有学者吸纳了新的理论视角，对这些主流观点进行了反思与补充。如申艳等（2022）从安全性行为污名化的建构视角切入，关注了“高危人群”的亚文化对其艾滋病认知思维的塑造。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也较早被疾控专家采用（许娟等，2010；李彤等，2016）。然而，尽管不断援引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发现与方法，此类干预实践的深层目标，如“改变不安全的性行为”“纠正错误认知”“有效提高安全套使用率”，始终未曾偏离以医学控制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李希光等，2013；蔡爱杰等，2017）。医学科学所预设的“知识—行为”框架已成为“理所当然”的认知前提与治理逻辑。

2.社会科学中生活逻辑的“主位”视角

公共卫生实践中“知识—信念—行为”模式的失败，本身就表明与疾病和健康相关的行为改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宋雷鸣，2017）。对流行病医学知识传播过程中科学主义“绝对性”方法论提供社会文化特别是地方文化的深入理解（庄孔韶，2007），是在艾滋病防治实践中人类学的经典工作。如 Haochu Li（2010）等学者关于广州男性的性文化民族志就呈现了生活世界中常人基于身体经验与欲望形成的疾病理解机制。庄孔韶（2007）等学者也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范例——要从“被干预者”的主体立场出发，达成对其生活世界与意义结构的理解，从而超越将个体简单视为客体的干预逻辑。

社会学在介入艾滋病知识传播研究时，同样致力于超越传统的“主/客体”二元框架，转而采纳一种“主位视角”。王昕（2015）发现，在公共卫生系统所传播的科学性、理性知识之外，个体还同时依赖一套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经验和判断所形成的隐性知识。也有研究表明，相较于标准化的医学防治话语，个体在是否采用安全套等防护措施时更注重文化情境（潘绥铭、黄盈盈，2013）。这些对人们日常知识体系与主体间关系的深入考察，揭示了一套与“客位”的科学主义范式截然不同的、根植于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与生存之道。

潘绥铭与黄盈盈以“主体建构论”来总结这类视角，它要求尊重行动者基于自身生活世界对疾病与行为所进行的本土理解，以及建构生活意义的方式（潘绥铭、黄盈盈，2007）。基于此，黄盈盈（2019）进一步提出了“生活逻辑”的概念，用以指代根植于生活与身体实践层面的生存策略。该逻辑融合了未经专业规训的民间知识、行为习惯与经验智慧，本质上是一种与个体动态生命历程紧密交织的、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来的实践智慧。

当前，学界在建构主义脉络下对艾滋病传播风险的理解与理论建构也日趋深化，并对既往将特定人群划分为艾滋病病毒传播高危/关键群体的分类范式提出批判性反思（孙志鹏、杨磊，2024）。国内科学与技术研究对现代医学科学的讨论，已逐渐被引入艾滋病研究领域。例如，张晓虎等（2014）对艾滋病的“科学内涵”展开再审视，指出艾滋病的意涵实质上是不同群体基于其价值立场与利益诉求，通过社会压力、抗议、协商等互动机制建构而成的社会共识。刘春成（Liu，2020）则使用行动者网络等理论，系统反思了公共卫生学将男男性行为者视作“高危群体”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

本研究将承续“生活逻辑”的主体建构视角，运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框架，重新审视青年男大学生对艾滋病风险知识的认知结构与意义阐释，以及他们对专家话语的再建构。

（二）“公众理解科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脉络

科学与技术研究的重要理论根基与分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Scientific Knowledge，SSK），深刻挑战了科学固有的权威地位。它致力于解构科学知识的“理所当然”性，并系统重构专家、公众及其他多元主体与科学知识之间的生成性关系（陈思懿、洪伟，2021）。

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使用“处于不同情境的公众对科技的意义建构”的“公众理解科学”范式，进入核风险、流行病传播、艾滋病药物治疗等领域，探讨了非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如何定义、理解科学，如何选择、评估使用科学信息，以及他们如何融合专家建议与日常经验和其他形式的知识”等问题（陈思懿、洪伟，2021；Wynne，1992；Epstein，1995）。

其中，温内（Brian Wynne）特别指出了身份风险引发的公众与科学间的信任危机，并重新挖掘出与专家知识对等的常人知识的存在。他解构并挑战了过去科学家眼中公众“无知”的预设（Wynne，1992，1998）。接下来，本研究将依托温内所使用的“社会身份”“常人自反性”“专家知识”与“常人知识”这几个关键概念，制定理论框架（见图1）。

在中国本土语境与数字时代，本研究对两个核心概念进行如下界定：专家知识特指由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所确立的，关于艾滋病传播机制、风险分类与防护规范的系统化论述。它来源于制度化的知识生产场域，强调普遍性、可控性与标准化，通过官方媒体与正式教育等渠道传播。常人知识则指青年等大众群体基于具体社会关系与生活实践所建构的、具有情境化合理性的认知体系。它不等同于所有“非专业知识”或“缺乏科学信息”的状态。具体而言，针对来自不同渠道的话语，青年往往并非被动吸收，而是通过一定标准的甄别比对后，再逐步内化为自身的认知。

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为青年提供了更为多元的知识获取渠道，但也并未简单地削弱专家知识的权威性。两种知识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一方面，面对纷繁的信息，青年展现出更强的反思能力；另一方面，青年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专业权威的规范与塑造。我们讨论的常人知识始终与专家知识交织共存，有些片段甚至被后者直接塑造或吸纳。

基于这一认识与理论框架，本研究希望深入探讨：青年的常人知识体系究竟如何建构，其内部逻辑与特征是什么；同时，它与专家知识之间又在什么层面上产生了连接、断裂或达成某种共识，这些互动关系背后隐含着怎样的认知机制与权力运作。

三、研究方法与伦理

本文第二作者从2023年开始参与G省的青年性教育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同年12月以访谈员身份进入有关青年艾滋病检测需求的调研项目。本研究以此为起点，经历了多轮次的深度访谈与资料积累。

自2025年2月起，本研究开展了第二轮的一对一、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与首轮研究一致，受访对象均选自G省两座特大城市——该地区以高人口流动性、领先的经济与教育水平为特征。所有受访者均为在校男性大学生，具有性行为经历，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集中于18~26岁。这些人口学特征与G省当前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的主要人群特征相吻合（谢仕兰等，2024）。

通过个人社交网络、机构调研与线上社交平台等多种渠道，本研究共招募了16位受访者。他们专业背景多元，艾滋病相关受教育经历各异，为研究提供了丰富且独特的视角。在研究主题、文章用途及录音要求均被充分告知的前提下，除三位受访者采用线上方式进行访谈外，其余均经协商后选定适宜的线下场所进行。所有访谈资料均在收集完成后进行了严格的匿名化处理。

注：1.为保护访谈对象隐私，年龄与首次性行为年龄都以区间表示。2.此处的性教育指代以艾滋病知识科学普及教育为核心的一系列通过学校、NGO、大众传媒为主体进行的活动。性教育接触情况分为：（1）“无印象”——几乎未接触正式性教育科普；（2）“被动参与”——被动接收学校课程、媒体宣传；（3）“主动参与”——主动获取信息（如阅读、参加活动）；（4）“主动传播”——主动参与进而通过组织或媒介传播知识。

四、在关系中理解风险：

情境化的常人知识体系

访谈发现，“关系”是青年男大学生理解与应对艾滋病风险的逻辑核心——此处的“关系”特指嵌入本土知识体系的情感、伦理纽带。在体现中国“伦理本位”特征的同时（周飞舟，2018），其具体实践亦展现数字时代的新趋向。本部分将呈现，他们如何通过强调“关系状态”与“关系类型”的情境化思维，在实践中构建出一套常人知识体系。

（一）风险意涵的转变：从生理威胁到关系崩解的担忧

艾滋病通常被表述为“不可治愈”的严重性传染病。以“隔离、切断传染源”为核心的疾病防控逻辑，亦将风险定位于该病对公众生理健康的直接损害。在这样的宣传话语之下，艾滋病风险往往直接关联痛苦与死亡等恐惧意象。但访谈发现，疾病本身的生理威胁在青年男大学生的风险认知中已逐渐淡化。

三位受访者的表述充分说明了这一转变。饼干指出，只要“及时处理、事后阻断”，艾滋病“其实还是安全的”，言语中不见恐惧，反而透露出对防治手段的掌控感。黑头则将艾滋病从死亡威胁降低为一种可管理的慢性病，“通过药物可以去控制和治疗”，虽然“副作用可能会大”。小辰更是直言不讳地否定了对艾滋病的担忧——“这个事情是无意义的”，因为“真有事的话，我们早会去治疗的”。在他看来，过度担忧“是给生活徒增恐慌”。这些陈述共同表明，青年已经完成了对艾滋病生理风险的心理解构。

与之相对，他们在了解传播途径与治疗手段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另一类风险的深切忧虑——这种风险源于从普通学生到艾滋病患者的社会身份转变，并沿差序格局由己及人地向外延伸。鸽子就特别强调获得“患者”或“病毒携带者”身份后的偏见与标签，点出这一转变的核心所在：“这个病可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影响”“如果你说出来，包括在社会上的影响”。阿杰更为直接地描述了感染艾滋病可能导致的社会关系全面崩坏：因为“此人肯定很乱”的刻板印象，“周围的亲朋好友关系、社会关系，可能会全部崩盘”。这种污名不仅影响亲密关系，更波及职业前景。饼干最后提及的担忧延伸至最现实的层面：“有些公司知道你患艾滋病的时候，会使用各种方式不录用你。”

可以看出，受访青年男大学生多数如阿泽所言，认为“不可治愈不代表伤害严重”，对艾滋病的生理风险进行解构。但该病可能导致的社会关系崩解，却成为他们最为深层的忧虑。此种担忧沿差序格局由内向外蔓延，从家人、伴侣延伸至职业关系，最终波及个体与整个社会的联结。过往研究指出，被干预群体的生活世界中存在远比艾滋病更为丰富和紧迫的议题（黄盈盈，2019）。对本研究中的青年男大学生而言，艾滋病风险的核心意涵，已转向对社会关系的潜在威胁。

（二）风险的应对：由关系类型决定的情境化实践

随着对艾滋病生理性危害的知识获得，一系列公共卫生宣传的科学防护手段同样为青年男大学生知晓。在访谈中，安全套、检测试剂、阻断药等工具及其使用方式，被绝大多数人频繁提及，然而这些“科学规范”的防护实践并未同步体现在其日常行为中。青年的风险应对策略深植于具体的关系语境之中，由关系类型的亲疏程度决定。

受访者在描述具体防护实践时，反复强调与性伴侣的关系类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阿杰指出，“和陌生人会戴套，但和熟悉的人就比较少”。开开的表述则更加直接：在“第一次可能不那么熟”的情况下，“需要防范一些风险”，但“稳定下来了就不会考虑那些保护措施了”。阿林甚至用“成本”这一概念来解释信任逻辑：“他是我室友，我也去过他家，各种信息我都了解。如果还存在欺骗，成本太大了。”

在访谈中，研究进一步发现，青年所看重的关系类型还涉及更复杂的维度——身份角色与时空特性。首先，个体在关系中所扮演的身份角色会调节防护策略的选择。黑头与饼干都强调，“谁在关系里是主导角色就决定有多大必要去考虑预防措施”。这种角色不仅指性关系中的主动/被动位置，更对应着社会身份的期待——学生身份被赋予“真诚”“纯粹”的象征意义，而体制内的工作则被视为更具责任感与谨慎的标识。值得注意的是，受访青年此类基于社会身份而非行为事实的风险判断，实质上也是一种将“群体概率”映射为“个体安全感”的认知捷径。这一逻辑在增强关系信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系统性地低估了熟悉关系情境中的实际感染风险——尤其是在“稳定”关系中放弃防护措施这一普遍实践里，这种判断偏差的潜在公共卫生代价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青年对关系的时空性认知亦影响防护决策。在传统时间维度上，饼干描述了长期伴侣关系的阶段性变化：“我们应该是从第三年开始不戴；异地见面期间都戴的，同居了之后又都不戴。”黑头则指出，即使“重新复合”了的伴侣，由于“分手后都分别有过性行为，还是需要检测”。受访者普遍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使足够信任和伴侣相处的过去，也不能掌握他的未来”（阿泽）。而在数字化维度上，平台与媒介的选择同样塑造风险认知。可乐就特别看重与对方互动的情境，可以是具体的地点，如“在活动或学校认识”，也可以是虚拟的数字平台，但前者的直接接触能更快地推进亲密关系的确认。阿辰则表示更信任微信这样相对“坦诚”的渠道，而阿臻和鸽子直言“线上特别是一些专门交友软件上的有点危险”。知乎、小红书等不以社交功能为核心的平台反倒“还可信一点”。

综上所述，关系的类型与亲疏程度、身份角色以及互动的时空特性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青年男大学生在艾滋病风险应对中的日常策略。这些策略并不来自科学防治知识的直接指导，而是植根于对具体关系情境的深刻理解。相比之下，剥离了具体情境、以普遍性为原则、以可控性为前提的专家知识，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青年日常实践的认知图式。

五、从解构到共建：

知识冲突与协商中的实践转向

前面的分析表明，青年已经建构出以“关系”与“情境”为核心的常人知识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并不是孤立形成的——它是在与专家知识的互动、比较乃至冲突中不断被塑造与维系的。正因为青年需要的是符合自我社会身份认同的知识，而非抽象的流行病学规范，他们面对专家话语时必然进行甄别、转化与协商。

具体而言，这个互动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字时代的信息环境中，青年首先面临如何从多元渠道中甄别信息、确认知识的可信度问题；其次，当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后，便开始对专家权威的论断进行有意识的质疑与解构；最终，部分青年进一步突破了“知识接收者”的身份限制，转而参与性教育的知识生产体系，实现了从“被教育”到“共建”的身份转变。

（一）信息中的甄别验证——多元渠道下的信任建构

在所有受访者的成长经历中，学校体系内的正式性教育普遍处于缺席或严重滞后的状态。学校的讲座往往“效率低下”，不少青年已对其失去信心。相反，抖音、小红书、微博等平台成为青年获取性教育信息的主阵地。阿杰欣赏短视频的高效传播，Andrew重视线上讨论的隐私性，开开则从同辈的故事分享中获得启发。这些渠道不仅传递知识，更为青年提供了自主、私密的学习体验。

短视频和社交媒体这类传播“短、快、精”信息的非正式渠道帮助青年解决了基本的疾病认知问题。与此同时，没有直接以“科普”为目的的网络交流帖、同辈聊天群也为青年打造了能够自然且私密地进行信息交换的空间。可以认为，这类数字化的地方社区的确为青年提供了情感连接与支持网络（Yang et al.，2023），并逐渐淡化了专家的知识权威。

面对多元传播主体与信息过载，青年又如何进行甄别并吸收“正确且适用”的知识呢？研究发现，他们并非消极地接收信息，而是基于自身社会身份与生活经验的前置条件，展开主动评判与验证。

在甄别信息的标准上，青年反复强调“自己判断”的重要性。小唐认为基础的疾病知识“并不难”甄别，当看到“离谱”的内容时，他会“再自己搜一些网页，综合对照一下”。这种多源比对的验证方式在多位受访者中普遍存在。饼干更倾向于看“公益组织的文章”，因为“至少不会是从带货的角度去营销”；但对于专家话语，他也并非无条件信任——“正式出版物还可信，但放在公众号就不一定了，很多时候专家本人也没有参与编写。”小K的看法与他们类似，他认为线上的长视频由于“精心准备策划”而比“随意发的帖子”显得“更严谨客观”，但这种严谨本身也暗含了被包装、被选择的风险。对于传播主体本身，Andrew强调的是一种“专业形象”的积累：“不一定说是医学生，但你应该有这方面的知识背景。”

在小唐描述的多方比照的知识验证过程中，青年特别关注传播主体的两个特质：同辈性和专业性。也就是说，要么传播主体拥有和青年相似的经验知识，要么它通过权威的机构认证，具备能够贴切解释青年经验的间接知识。二者塑造的形象都需要传达出不会干涉与动摇青年生活世界的中立性。实际上，这种知识验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协商：青年对传播主体身份的评判，实质上是在定义“谁有资格说话”，进而重新划分了自我认知体系中知识权威的边界。不过，青年依赖的“同辈认同”与“专业形象”双重验证标准，本身也存在结构性盲点。“同辈认同”优先的验证逻辑，可能导致某些在圈子内部广泛流传的误读信息获得较高的可信度；而对“专业形象”的视觉化判断，也可能被科学素养存疑的内容生产者利用。这意味着青年的批判性反思能力并不能完全抵御信息环境中的系统性风险。

（二）对话中的权力反抗——对“高危”叙事的批判性解构

当青年掌握了基本的艾滋病防护知识并形成自身的验证标准后，他们便开始对既有的专家论述进行质疑，尤其是对“高危”这一核心概念的定义。早期研究已指出，本应基于具体行为判断的“高危性行为”科学话语，在实践中常与特定群体和性关系隐性绑定（孙志鹏，2016）。这种话语霸权在不平等的医疗体系中，进一步强化了被干预主体的被动顺从。然而在本研究中，当探讨专家关于高危与风险的论断时，青年已从过去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解构。

在青年的认知框架中，“高危”的成立需要一定的社会性前提。阿林直言，“高危”的前提是“在两个人互相不认识，或者互相不能确保是否有病”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如果根本没这个前提，“哪种（性行为）也不可能存在高危”。这种说法显然冲击了医学专业话语中对“高危性行为”的普遍界定。在这个框架中，风险与高危有了本质区分。鸽子说得直接：“既然我们都选择了这样的性行为，那我们自己会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是一种将风险个人化、情境化的表述，暗示风险需要被知情地接受，而非被绝对地规避。阿泽补充道，“只要做（性行为）就有风险”，但这种风险是身体层面的自然风险，而非医学意义上的“高危”范畴。

面对专家关于“高校男男性行为人群是高危群体”的绝对性定义，受访者们给出了多角度的批判性回应。这些回应不仅涉及事实判断，更触及概念本身的科学性问题。小f首先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提出异议，认为刻意宣传此论断令其“有一丝被歧视的感觉”，并指出这种强调“可能会忽略艾滋病本身”。饼干则用流行病学的类比来解构这一定义的普遍性，他指出，即使“某一部分人患高血压的概率更高”，但“群体概率放到个体风险上就没有实际效力了”。更为深入的批评来自开开，他用统计学自身的逻辑进行反驳：从“纯统计学”的角度“可能确实是真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只给了一个很模糊的定义，就像文字游戏一样”。

青年的这些反驳并非凭空而生。早在2005年，潘绥铭就系统分析过“高危人群”命名的模糊性与不严谨性，指出它难以明确其指向人群与风险的实际关系究竟为何，并具有一种消极的隐性歧视（黄盈盈，2019）。如今，当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界还在使用这些话语时，受访青年开始主动否定这些说法。

（三）参与中的知识共建——向知识生产者的身份转变

青年对既有知识体系已经有了独立的“甄别”与“质疑”，并在一些领域中呈现更具颠覆性的转向——部分青年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批判者，而是进入官方或半官方的教育体系，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这个身份转变的意义在于，它拥有将大量被忽视的“常人知识”重新带入制度化话语空间的可能，进而影响与重塑整个艾滋病防治教育的知识框架。

在受访者中，黑头、阿泽、阿鸿等青年正实现从被干预者向知识传播者的身份转变，通过官方或半官方渠道参与艾滋病与生殖健康的治理系统中。这些青年进入原有的防控体系时，会如何产生独特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被同化为专家的执行者呢？

首先，他们具有的在过去知识共同体中稀缺的男性青年学生的身份，就会直接影响到教育视角与内容的选择和调整。作为许多活动的策划与管理者，黑头在校园展览和乡村中学支教的项目中，就将过去缺乏关注的男性生理健康问题纳入教案，与女性教育达到平衡。“那次给小学生的教案，男生相关的内容非常非常少，可能编写组会觉得，像遗精这些现象有什么好讲的？但因为她们是女生，没有这样的体会，就像我们（男生）没有月经一样。我就主动搜寻更多这方面的内容，让知识占比不至于如此悬殊。”黑头在夏令营编写的教案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存在影响了普遍以女性健康为中心，却忽视了男女沟通与男性知识的性教育课堂模式。

更深层次的，这些青年还推动了知识表达逻辑与内涵的转变。正如黑头所说，“不能被推导证明的知识，没有上下文关联的口号，是不能直接接受的”。在进入性教育体系的过程中，青年的批判性反思促使常人知识被专家系统吸收。像阿泽加入的由当地疾控中心指导的性健康教育组织，就正式采纳了早年该地NGO主张的“没有高危的群体，只有高危的行为”这一说法（苗世荣等，2023）。相关反思亦被纳入官方出版物（李艳等，2024）。当这些青年进入知识生产领域时，曾被边缘化的生活知识随之得以系统化整合与传播，这一过程推动着专家知识逐步向现实经验靠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初中就接触NGO与学校联合组织的性教育课程的阿泽、大学期间参与自发建立社团组织的黑头，还是高中就开始在红十字会宣传艾滋病防治的阿鸿，他们都被纳入由官方直接管理或指导的组织中。这也说明，在高校青年艾滋病问题上，一些专家逐渐意识到了青年自身的知识主体性，正在试图建立开放式的知识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并不像非营利组织和地方群体社区间接参与疾病防控那么简单，它的产生意味着专家和青年学生能共同对话、协商乃至共创教育模式。这一发展趋势，或许正勾勒出中国艾滋病治理转型的未来图景。

六、结论

过去针对性工作者的相关研究曾指出，个体的防护决策往往遵循基于伴侣关系、社会身份认同等情境化因素的逻辑（潘绥铭、黄盈盈，2013）。本文以青年男性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学界对不同群体在艾滋病防护实践中的本土化特征与时代性变革的认识。

首先，青年将“关系类型”作为风险判定的核心维度，通过亲疏程度、身份角色与互动时空等要素的动态交织，构建了一套自洽的常人知识体系与实践逻辑。这种基于具体关系情境的认知方式，既部分延续了本土社会“伦理本位”的文化特质，又融入了数字时代青年特有的信息处理模式——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与同辈社群的私密互动，形成了兼具自主性与集体性的信息验证体系。这一发现突破了公共卫生领域将“知行分离”简单归因于个体认知缺陷的线性解释框架，揭示出这种现象实为专家知识与常人知识在实践中不断碰撞与协商的复杂过程。进一步地，研究发现，青年对医学与公共卫生学中的“高危人群”概念提出了深层次的质疑与解构。这不仅体现了信息民主化时代的知识权力重构，更暴露出传统公共卫生话语体系与青年生活世界的鸿沟。青年所表现出的常人自反性不限于此，他们甚至开始成为知识生产主体的一员：部分受访者已突破“知识接收者”的身份限制，进入官方或半官方的教育体系。这一现实结果展现着艾滋病防治领域拥有一条“自下而上”建设知识共同体的可能路径，为传统“自上而下”的防治模式提供了新的道路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主张推动艾滋病与性健康教育的三重转向：首先，走向扎根生活逻辑的教育。教育内容应超越抽象的流行病学数据与扁平化的宣传口号，切入青年在关系网络与日常情境中的真实风险感知与实践困境，并引导其反思对他人身份认知的偏差与信息验证的盲点，增强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其次，进行协商式知识建构的教育。科学知识不应作为灌输的终点，而应成为青年在多元渠道中通过对话、反思实现知识内化的起点，帮助青年将专家建议转化为个体实践的智慧。最后，实现教育主体的转换。教育场域应打破权威垄断，鼓励更多青年教育者参与共建，在平等互动中形成契合自身需求与经验的性健康指南。

当然，本研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访谈情境本身可能带来社会期望效应，即受访者在涉及高风险行为时的陈述可能存在一定的自我呈现偏差。研究的第二作者兼具性教育工作者身份，尽管文中已就研究者立场进行了反身性说明，但这一双重身份对访谈内容的潜在影响仍有待进一步反思。此外，研究样本还存在“认知分层”的可能。本次访谈对象基本来自G省内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这一人群本就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与知识获取能力，其风险认知逻辑可能无法代表更广泛青年的认知特征。青年群体内部可能因教育资本、经济地位与地域发展等因素形成更多的分层，这仍需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

但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当教育真正尊重青年的生活逻辑与认知自主性时，他们自会展现应对风险、建构健康的能力。唯有继续建设一个更加具有自反性的艾滋病与性健康教育模式，它才能真正从一种外部的规训技术，转化为青年自主探索、实践与成长的内在旅程——这或许正是终结艾滋病流行的希望所在。

责任编辑:张　亮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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