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心中之书不可少，案头之书不可多

羽戈，学者、作家。2004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代表作《不为什么而读书》《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知识与国运：近世政治人的困惑》等。

本文原载公众号“羽戈1982”，作者羽戈。

读书并无捷径

人之资质，或分高下，有人能一目十行，有人需一行十目，然而读书并无捷径，哪怕过目不忘，须得一一过目才行。不曾过目，必定遗漏，有时无伤大雅，有时则成致命伤。取巧者到头来往往栽在了这个巧字上。金毓黻云：“天下无便宜事，读书想占便宜尤不可能。读书不窥全录，善阅节本，或不阅本书，先读通论，忘本逐末，徒驰口说，凡朴学之士，必不出此也。”此言乃是至理，适合悬于案头。譬如研读历史，二手论著，只是媒介，最后还得回到一手史料上来，考镜源流，拾遗补缺，否则必有闪失，甚至酿成大错。我在这一块栽过的跟头，足以把二十四史砸出一个大坑。头破血流之余，终于记起了先贤的提醒：天下事哪有捷径？！

读书少而想法多

蒋寅解《论语》名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然必先学也，学方足以启思。未有不学而知思者。方今之世，多思者而少学者，唯其思者多不学也，是以其思或无知而狂悖，或孤陋而陈腐，卒以无所建树。”（蒋寅《金陵生小言》）不学而思，少学而多思，用大白话讲，即读书少而想法多，实属思想的大忌。相传杨绛曾婉讽求教者：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圣伯夫则直接吐槽青年托克维尔：“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学会什么，就已经开始思考了。”

以读书通世事

古人有一种论调，遇事不谐，常恨读书太少。明初宋濂与孙慎被捕，孙慎曰：“读书万卷，乃有今日！”宋濂则答：“为我读书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读书何罪！”照今人看来，读书太多，容易读成书呆子，以致不知明哲保身。宋濂为什么反过来说呢？这则要引出明末陈继儒之言：“小儿辈不当以世事分读书，当以读书通世事。”按古人的读书观，读书乃是通世事的一种手段，读书通了，世事亦通，倘若世事不通，反证读书太少。

六经注我

黄宗羲有一名言：“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何谓俗学，可参其师刘宗周之言：“博而不约，俗学也。约而不博，异端也。”由此可知黄宗羲谈论的原来是博与约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读书讲究由博返约，怎么返，则成难题。黄宗羲的答案是“求于心”，把从外界汲取的学问化入自己的内心；或者如薛瑄警示的那样，读书要体贴到自己身上，才能得到真义。求于心或体贴到自己身上，不妨称之为六经注我，其对立面，则是我注六经。所谓由博返约，即从我注六经进化到六经注我。读书人有时必须具备一点六经注我的勇气或狂气。

寸铁杀人

朱熹谈治学，引大慧宗杲禅师之言云：“如载一车兵器，逐件取出来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子语类》）治学如此，读书亦然。读书既要博览，却又不能贪多，此中尺度，只能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的理解是，博览对应的是视野，自然越开阔越好，然而读者必先在广阔天地立定脚跟，需要“有一书得力”（陈澧语），用朱熹的话讲，即手中时刻要有寸铁。善读书的人，能在满车兵器之中，取寸铁而杀人。

读书意味

读书之受用，往往不在立竿见影，而是于潜移默化之中融会贯通，拈花一笑。关于这点，谷林致扬之水信，所言十分透彻：“我实在没有给你做过一些什么，要是你觉得从我说的某句话中有些领悟，那并不是我说出了什么要义，而是你自己的悟性，叫做‘歪打正着’。我以为真爱书的人，大体上不能接受‘立竿见影’的观点。平时东翻西翻，不知不觉中有些沉积，某一天会忽然在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上触发，于是引出一些不同于旁人的感受，这或者还够不上王静安说的‘蓦然回首’，而读书意味，竟在此中。”（谷林致扬之水，1992年4月26日）

读书人的快意

启功晚年撰联云：“饮余有量徐添酒，读日无多快买书。”有人改快为慎，未免小气、俗气。殊不见小注云：“快初作戒，转念不如快字。余生速读，究胜未读也。”不管读日还有多少，该买书便买书，读一本是一本，此之谓读书人的快意。

役于书

戴季陶谈孙中山读书方法：“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是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着书。”其实一般人读书，起初都是弯着腰，读到一定阶段，则当挺起胸膛，此即自立。如果始终不能自立，那么弯下的将不止腰，还有膝盖。役于书是十分悲哀的事情（我曾说，读书读到最坏的地步，一是成为书的奴隶，二是成为知识的敌人）。对读书人而言，即便不能役使书，至少要保证不为书所役。

心中书不可少，案头书不可多

林彪书桌平时只摆一部书。一部读完，再换另外一部。他曾引古人之言：“心中书不可少，案头书不可多。”（案，《格言联璧》原文作“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这样才能专心致志做学问。另，林彪与秘书闲谈如何读大部头书：“每读一本书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有重点，有针对性，有些章节要精读，有些可以粗读，有些索性不读。读书切忌平均使用力量。有时一目一页，有时一目十行，有时则十目一行，这样就可以大省精力。”这则有些东坡提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的意思。

读书三味

寿镜吾创三味书屋，关于三味，寿家后人解释道：读经味如稻梁，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醯醢指用鱼肉制成的酱）。稻梁即饭，肴馔即菜，醯醢即酱。此说应出自北宋李淑《邯郸书目》：“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三味。”研究经济史与制度经济学的刘瑞华教授则云：“经济学也有读书三味，读理论味如稻梁，读历史味如肴馔，各家学派，味如醯醢。”于我而言，政法如稻梁，历史如肴馔，哲学、文学等如醯醢。

读书不可存攀比心

苏轼《答毕仲举书》有龙肉与猪肉之喻：“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这组比喻，用于读书，再也合适不过。读书切不可存攀比心，见他人从一本书中读出龙肉，心有不平，把到手的猪肉给丢了。大肉三百，一人能食几块，龙有龙味，猪有猪味，吃到嘴里，才是至味。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姚鼐把文章分作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自是正理。曾国藩从中取阴阳二字，借两仪生四象之旨，演绎出“古文四象”，分阳刚之文为太阳少阳，阴柔之文为太阴少阴，则属简单问题复杂化，已入魔道。古往今来，论文之法，一旦附会以阴阳、五行、八卦等说法，几乎都可以骗术视之（余岩《灵素商兑》云：“凡吾国一切学术，皆蒙阴阳之毒；一切迷信拘牵，皆受阴阳五行之蔽。邪说之宜摈也久矣！”）。试举一例。如“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先贤这么说，也许有其语境或切身经验，不过终归是欺人之谈，后人照单全收，未免上当，结果只怕难入经史之门。当然，惯于把这句话挂在墙上或嘴边的今人，往往并不读书。

与孩子一同读书

常有朋友问：小朋友写作文该怎么培养？答：多阅读，多练笔。问：小朋友不喜欢读书怎么办？答：这往往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父母需要反躬自省，自己是否喜欢读书。许多时候，父母怎么样，孩子便怎么样，这正是家庭教育的要义。我常说，一个专制的父亲，断然教不出一个自由的孩子，欲使孩子自由，自己必先自由。阅读也是如此。现在流行亲子阅读，不是说给孩子读书，而是与孩子一同读书，可以读同一本书，可以坐在一起读各自的书，其意义，不仅在知识，更在亲情。

少年不必读诗经

见人拿诗经给儿童发蒙，窃以为十分不妥。儿童读诗，重在培养语感。然而语感恰非诗经所长，一来其采自民间，本有方言意味，更历数千年流离转徙，昔之语音，今难成韵，二来文辞古奥，语义之间的起承转合与今天的语言逻辑大相径庭，不消说儿童，成人读来都不舒畅。故此，除了那寥寥数首，少年人实在不必多读诗经。若论古诗入门，汉诗无疑更合适。汉朝被称作古代中国的少年时节，汉诗亦有少年意气，无论古诗十九首还是两汉乐府，哪怕书写伤心事，笔调依然明朗、明媚，深合哀而不伤之旨。如《白头吟》起首四句写分手，何其自然，何其明快：“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正是吾人向学要诀

1931年11月24日，陈约致信父亲陈垣云：“……日本暴行如此，殊令人发指。现全国既如是奋激，难免一战，在此情形，读书亦非其时矣。”日本暴行指前不久发生的九一八事变。12月6日，陈垣在这段话旁边批注道：“不读书又何如？”同日复信云：“此次来信说日本事，云读书非其时。然则我辈舍读书外，尚有何可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正是吾人向学要诀。近日此间学生纷纷往南京请愿，此等举动有同儿戏，借端旷课游行，于国事何补寸分，可为痛哭者也。凡事初一二次尚不甚感觉，多则变了无聊。如所谓政府不答应则将全体饿死于国府之前，此何语耶？壮则壮矣，其如大言夸毗何？此日本人所旁观而大为冷笑者也。人之大患在大言不切实，今全国风气如此，又何望耶。”后文谈及自己的立身之道：“我本来就是一读书之人，于国家无大用处。但各有各人的本份，人人能尽其本份，斯国可以不亡矣。难道真要人人当兵去打仗方是爱国耶？我对国事亦极悲愤，但此等事，非一朝一夕之故，积之甚久，今始爆发。在历史家观来，应该如此，又何怨耶。我不能饮酒，到不高兴时，报亦不愿看，仍唯读我书，读到头目昏花，则作为大醉躺卧而已。”在那个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的年代，陈垣竟如此冷静，如此质朴，所谓读书人的正大风范，正当如是。另说一句，陈垣与子侄孙辈的来往书信，后编成《励耘家书》，虽不如曾国藩、梁启超、傅雷等家书出名，却是一座宝山，自有可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