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美国最大的耻辱，丢尽美国脸面，却官运亨通，最终官拜上将司令

1950年11月30日，朝鲜价川以北，美军第2师第23步兵团团长保罗·拉马尔·弗里曼上校，正坐在不断转移的指挥车里。他面对的并不是已经冲到眼前的志愿军主力，而是一条尚未被截断的退路，以及越来越强烈的恐惧。

当时，志愿军在清川江地区发起攻势，美军第2师奉命向顺川方向撤退。这个方向对不少军官而言并不理想，安州公路看上去更安全。然而，第23团承担的是后卫任务，必须挡住北面的追击部队，掩护师部、炮兵和后勤梯队离开。

战场上，最难识别的敌人，有时不是枪口，而是判断失控后的自己。

弗里曼的指挥所遭到少量迫击炮弹袭击后，便向西后撤约1000米。他认定志愿军正在从东面迂回，担心第23团被包围。当天上午，他又看到志愿军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继续前进，心理防线迅速崩溃。

他开始寻找一个“合法撤退”的理由。

上午10时左右，弗里曼向师长凯泽报告情况，暗示中国军队已经越过了他的部队。凯泽当时正在前线处理更紧迫的阻击任务，无暇批准他的计划。中午前，弗里曼再次致电师部，试探第23团能否改道安州。

接电话的是参谋长艾普利上校。艾普利很清楚，第23团一旦离开，师炮兵和师指挥所就会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他直接拒绝了请求，并强调没有凯泽的命令，撤退路线不能改变。

弗里曼并未罢休。他又找到了副师长布拉德利，声称顺川道路可能无法通行，后方局势正在恶化，希望在天黑前两小时自行率部转向安州。布拉德利没有明确批准，只说会考虑。

这句话埋下了隐患。

随后，弗里曼乘吉普车前往师炮兵指挥机构，试图寻找能够授权的人。他见不到炮兵指挥官海恩斯准将，便向古德里奇上校提出一个近乎荒唐的要求：除非把炮兵改作步兵，由他统一指挥，否则第23团无法坚守。

古德里奇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这个权力。”

海恩斯得知后，更是厉声表示：“不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弗里曼所说的“猛烈攻击”，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志愿军当时确实在附近活动，也对美军其他部队施加压力，但第23团并未遭到足以迫使其立即突围的全面围攻。弗里曼能够驾车四处寻找授权，本身就说明他的指挥所尚未陷入绝境。

然而，他不断要求空袭和炮击。美军飞机轰炸了北面疑似志愿军集结地点，炮兵也对附近目标实施射击。大量火力既有压制作用，也被弗里曼用来证明自己“正在遭受重压”。

下午，布拉德利与弗里曼再次通话。由于无线电信号微弱，双方说话断断续续。布拉德利的本意，是让弗里曼根据实际情况摆脱困境，同时尽量执行师部计划；弗里曼却把这段含糊的通话理解成了撤向安州的许可。

他随即向部下宣布，自己已经得到授权。

不少部队拒绝跟随。第38野战炮兵营营长奥唐纳中校认为，自己不属于弗里曼指挥序列；第9团第1营代理营长辛克利少校也坚持，自己的部队是全师后卫，必须留在原地。命令与逃跑之间的区别，他们分得很清楚。

弗里曼最终带走了直属和配属部队。为了轻装逃离，炮兵先把弹药大量打出，随后用铝热手榴弹炸毁18门105毫米榴弹炮。大炮没了，后方的火力支撑也断了。

黄昏时分，志愿军第353团和第350团开始行动。美军车队仓促装载，士兵看到车辆便争先恐后往上爬，原先安排的登车顺序很快失控。弗里曼不断催促：“离开这里，不要停！”

第353团立即追击，击毁了车队后部车辆。负责掩护炮兵撤离的美军一个排和两辆坦克没能及时脱身，最终被歼。与此同时，第350团向美军第9团第1营残部发动进攻，经过激战，击毙其作战参谋，俘获代理营长辛克利及百余名士兵。

大约19时，美军第5团战斗队的人员看到了向南疾驰的第23团车队。弗里曼确实保住了自己的大部分兵力，却把师炮兵和师部暴露在更危险的道路上。第23团离开后，美军第2师后方防线出现缺口，撤退行动随之更加混乱。

事后，凯泽明确表示，自己从未下达允许第23团撤向安州的命令。可他没有立即把弗里曼送上军事法庭，反而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责任。布拉德利也在后来承认，自己对那次含糊通话负有责任。

这件事在美军内部争论多年。支持弗里曼的人认为，他保存了第23团；批评者则指出，后卫部队擅自脱离，等于把友军和炮兵推向险境。军队的撤退可以有秩序地调整，却不能把“判断”变成个人逃生的通行证。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弗里曼并没有因此结束军旅生涯。他后来继续升迁，担任北约地面部队司令，最终成为美国陆军上将。一个在朝鲜战场上抛下后卫责任的军官，竟然没有失去晋升之路，这正是这段历史最刺眼的地方。

1951年1月，他面对记者谈到志愿军时说：“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这句话没有解释他当时为何离开，却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战场上，究竟什么叫保存部队，什么又叫丢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