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12月11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站在杨立三灵柩前，神情格外沉重。追悼会四天前举行，周恩来亲自致悼词；到了出殡时，他又走到送葬队伍前列，执绋并为老战友抬棺。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杨立三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后勤干部。他长期负责军队供给、运输、军需和生产建设，许多战场上看不见名字的工作，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周恩来之所以坚持送他一程，既有多年共事的情谊，也有一段发生在长征途中的生死经历。
1935年8月，红军进入川西北草地。周恩来当时患有严重肝病，高烧不退，身体极度虚弱，却仍要处理电报、研究敌情，常常忙到深夜。行军途中，他甚至走着走着便昏倒。
杨立三发现后，立即把周恩来扶上担架。周恩来醒来后坚持下来，认为担架应当留给伤势更重的战士。杨立三急得满脸通红，说：“你这个样子，不能再硬撑了。”周恩来仍然摇头。两人争执的，并不是谁怕吃苦，而是有限的担架究竟该给谁。
病情恶化后，周恩来已经无法正常行走。彭德怀经过权衡，决定组织担架队，哪怕少带一些装备，也要把他抬出草地。陈赓主动担任担架队长，杨立三也要求参加。有人劝他身体不好，他只回答：“我能过去，也要把周恩来同志一起抬过去。”
草地行军最难熬的，是泥沼、暴雨和寒冷。担架上铺着有限的油布，杨立三和战士们往往把遮挡物全盖在周恩来身上，自己淋在雨里。几天下来，他的肩膀被磨破，腿脚也布满伤口，伤处泡在泥水中，红肿溃烂。没人发现时，他一声不吭；轮到换班，他仍旧咬牙接过担架。
经过七天七夜，周恩来终于被抬出草地。杨立三却因劳累和伤病倒下。后来周恩来多次提到这段往事，认为自己能够走出草地，离不开担架队员拿命相护。也正因为这层关系，杨立三去世时，周恩来才会坚持亲自送葬。
杨立三的价值，还在于他把后勤从“管物资”做成了一门关系全局的工作。1927年秋收起义前夕，革命队伍需要一面能够公开代表自身的军旗。杨立三与何长工连夜商议、设计，赶制出工农革命军军旗。红色、五角星以及镰刀斧头等元素，后来经过调整，但早期军旗所表达的政治方向和群众立场，已经十分鲜明。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物价波动，单纯按货币发放工资，常常赶不上粮价上涨。杨立三调查后，提出以小米等实物折算工资，并创造“饻”这一计量单位，把粮食、食油、食盐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折合计算。这个办法的要点不在于造字，而在于让工资跟着实际生活走，减少物价上涨对工人和干部家庭的冲击。
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又承担了组建食品工业部的任务。他从部队后勤系统调来熟悉粮食工作的干部，同时吸收技术人员和青年学生，把粮食加工、油脂、烟草、糖类等业务逐步建立起来。为提高面粉利用率，他组织人员反复试验，将小麦出粉率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一，“八一粉”由此形成，成为当时粮食工业改进的一项成果。
这些工作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军队能不能打仗、工厂能不能开工、普通家庭能不能吃饱。杨立三有句实际作风：不该拿的，一点也不能拿。按规定可以配备的服务人员，他只保留通信员和警卫员；工厂送来的试吃、试穿产品，也要求按规定处理，不能因为职务高就占便宜。
1953年，他还参与军队薪金制、军衔制实行前的财务准备。长期超负荷工作，使身体早已出现异常。左耳附近生出肿块，左脸逐渐麻木，他却一再拖延检查。后来确诊为恶性脑瘤，中央决定送他到莫斯科治疗。
病中，他仍惦记工作。驻苏人员想为他准备中餐，他担心麻烦别人，直到对方说明费用可以照付，才勉强接受。临终前，医生照例询问他的状况，杨立三仍回答：“继续干。”
1954年11月，杨立三在莫斯科病逝，终年五十四岁。遗体运回北京后，周恩来在八宝山为他致悼词，并在出殡时执绋抬棺。那根送葬绳，牵住的是一位老后勤干部的一生，也牵住了红军长征中那段不能被忘记的生死相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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