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上海法租界一处秘密住所内,罗亦农刚与同志接头,门外突然传来巡捕逼近的脚步声。后门尚未打开,前门已经被撞开。这位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重要干部,就这样落入敌手。
那是上海最危险的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城内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特务彼此勾连,地下组织稍有疏忽,便可能遭到破坏。
罗亦农并非不知道危险。
他出生于1902年,湖南湘潭人,早年便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团员。后来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投身工人运动,很快成为党内颇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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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上海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罗亦农受命来到上海,从工厂、码头和工人住所入手,重新建立组织联系。他常对工人说:“没有群众,起义只是空想。”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是当时极难完成的工作。上海工人数量众多,成分复杂,敌人的监视又无处不在。罗亦农与同志们反复发动、组织,先后参与推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前两次起义均未成功。
罗亦农没有把失败归咎于工人,而是认真分析准备不足、武装薄弱和指挥不统一等问题。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北伐军得以进入上海。这场斗争让全国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使罗亦农成为蒋介石集团重点追捕的对象。
然而,胜利并未带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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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迅速陷入血腥镇压。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杀害。罗亦农转赴武汉等地继续工作,提出组织工农武装、开辟革命道路的主张。1927年底,他又奉命前往上海,参与筹备中共六大。
1928年1月1日,罗亦农与李文宜结婚。婚后不到四个月,他便重新投入紧张的地下工作。夫妻二人相聚时间很少,能够留下的私人生活痕迹并不多。
问题出在内部。
罗亦农抵达上海后,曾让熟悉情况的何家兴夫妇协助处理事务。两人原本也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却在白色恐怖和金钱诱惑面前动摇。后来,他们向巡捕提供了罗亦农的住址和行踪,据说因此获得了两万大洋。
叛徒提供的情报,使敌人能够迅速布置抓捕。罗亦农被捕后,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敌人试图从他口中逼问党组织和同志下落,刑讯没有使他屈服。
他没有透露任何机密。
从被捕到牺牲,时间非常短。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在上海龙华就义,年仅26岁。由于敌人行动迅速,党组织虽设法营救,却未能把他从牢狱中救出。
噩耗传来时,李文宜几乎无法接受。两人刚刚结婚,丈夫便永远离开了她。中央得知情况后,周恩来到住处看望,并代表组织表示,能够帮助她解决实际困难。
李文宜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重新安葬罗亦农,二是送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学习,三是要亲手惩办出卖丈夫的叛徒。
周恩来听完后,没有立即答应。他明白,前两个要求属于组织可以安排的事情,第三个要求却不能由个人以私刑方式完成。革命组织必须查清事实,依照纪律和程序处理叛徒,而不是让悲痛支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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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回忆,周恩来对她说:“你的三个要求,中央只能答应两个。”
这并不是对李文宜的拒绝,而是对革命纪律的坚持。罗亦农牺牲后,中央特科展开调查,陈赓等人逐步查明了何家兴夫妇叛变的经过。后来,叛徒受到组织惩处,李文宜没有亲自动手,但丈夫的血债并未被轻轻放过。
与此同时,罗亦农的遗体得到重新安葬,李文宜也被安排赴苏联学习。她没有沉溺于个人悲痛,而是按照丈夫生前的期望,继续接受教育,走上了革命者应走的道路。
三个要求,只答应两个。
其中的分寸,既有对烈士遗属的体恤,也有对组织原则的维护。罗亦农留下的,不仅是一段短暂婚姻和一桩叛变旧案,更是上海工人运动中那段惊心动魄的斗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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