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9月30日，南京中山陵8号，80岁的许世友陷入昏迷，身边医护人员已经判断情况危急，却没有立即把他送进医院。不是没人知道该怎么办，而是谁都清楚，这位老将军一旦醒来，未必会接受这样的安排。
许世友一生与伤病打交道。长征时期，他曾多次负伤，战场条件简陋，能用土办法处理，绝不轻易住院。到了和平年代，他依旧保持着军人的硬脾气，头疼腹痛常常自己扛着，打针、吃药、住院，在他看来都不是大事。
有一次工作人员劝他看病，他不以为然地说：“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这句话并非偶然的牢骚，而是他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对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人来说，医院有时反而意味着失去主动权。
1985年3月，许世友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检查。血液化验中，甲胎蛋白数值超过每毫升1000纳克，远高于正常范围。甲胎蛋白升高常见于肝细胞癌，也可能与肝硬化等因素有关，单凭一项指标不能直接下结论，但这个结果足以让专家高度警惕。
医院随即组织会诊。进一步检查发现，许世友有肝硬化表现，却没有立刻找到明确的癌性病灶。几次化验结果却持续异常，专家们既不敢轻率宣布，也不能把风险当成普通病症处理，只能一边复查，一边向有关方面报告。
军区收到情况后，很快形成报告，建议将许世友送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那时他正在青岛参加中顾委会议，南京军区领导多次劝说，希望会议结束后直接赴京治疗。
聂凤智曾当面说明情况，许世友却明确表示不去北京。几位老领导轮番相劝，他仍然回答：“我不去北京，也不上三〇一医院。”有人问起原因，他只说北京人多、路窄，转到南京更方便。话说得平静，态度却没有回旋余地。
这份拒绝背后，既有性格，也有判断。许世友并非完全不懂病情，而是习惯把身体交给自己掌控。他不愿让疾病打乱生活，更不愿被人当作需要特别照料的病人。回到南京后，他仍住在中山陵8号，不肯主动住院。
9月30日，病情突然恶化。许世友反复昏迷，出现大小便失禁，下肢还出现淤血和斑点。南京军区总医院专家会诊后，判断已进入肝性脑病重度阶段，并发出病危通知。医护人员提出立即转院，可现场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大家不是不急，而是不敢擅自作主。许世友此前多次拒绝住院，工作人员担心强行送医会引发冲突；即便去征求家属意见，儿子许援朝也不愿单独决定。病情每耽搁一分钟，风险就增加一分，可这位老首长的脾气，同样无人敢忽视。
消息传到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那里，他没有继续等待，直接拍板：“赶快送军区总医院，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命令下达，医护人员立即行动，将昏迷中的许世友送入医院抢救。
转运途中，许世友没有再发表意见。半夜时分，他短暂醒来，发现自己置身陌生病房。医护人员原本已经做好挨骂的准备，他却只是环视四周，随后安静躺下。这个反常的安静，让在场的人都明白，病痛已经压过了他一贯的倔强。
国庆前夕，杨尚昆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处于昏迷状态，工作人员将床位摇起，在他耳边反复说明来人身份。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睁开眼睛，喉咙里发出微弱声音。杨尚昆俯身倾听，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这句话不像战场上的豪言，也不是对病情的抱怨，而是一个久经生死的人对现实的判断。清醒时间越来越短，高烧持续不退，军区党委要求医院尽力让他醒来，听听他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短暂清醒时，许世友提出，希望去世后不要火化，把遗体送回河南新县故乡，与母亲合葬。他说：“活着尽忠，死后尽孝。”这个要求摆在组织面前，确实不同寻常。新中国成立后，火葬一直受到倡导，但相关安排以自愿为原则，许世友本人并未在倡导火葬的文件上签字。
邓小平审阅有关报告后，同意尊重许世友的遗愿。王震随后向有关同志解释，许世友有特殊经历、特殊贡献，这次土葬属于特殊安排，并不是对火葬制度的否定。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总医院逝世，享年80岁。10月31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军区礼堂举行。11月9日清晨，遗体被安葬于河南省新县田铺乡许家洼的山坡上，墓地距离他母亲安葬处不远。战场上的许世友没有向伤痛低头，病榻上的许世友留下的，却是一个普通儿子对母亲的牵挂。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