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上海一间会议室里,张可突然倒下。那一年,王元化58岁,张可也已年近六旬。命运像是故意调换了两人的位置:多年间由她照料病中的丈夫,往后却轮到王元化守着昏迷中的妻子。
张可昏迷了七天七夜。醒来后,她能够辨认亲人,神志也逐渐恢复,可读写能力却受到严重损伤。对一名长期从事翻译和文字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打击并不只是身体上的。
有意思的是,张可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几乎都和“放弃”有关。她放弃过优渥的生活,也放弃过组织关系;但在丈夫精神疾病发作、家庭陷入困顿时,她没有放弃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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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出生在上海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父亲收入丰厚,家中仆役众多,兄弟姐妹身边各有奶妈照料。这样的家庭环境,足以让她远离社会底层的艰难,却没有把她养成只知享受的小姐。
她在学校里穿着朴素,不以首饰和华服引人注意。真正让人记住她的,是容貌,更是才华。18岁时,在李健吾的帮助下,她翻译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并在演出中饰演女主角。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可随剧社辗转演出。舞台之外,她也接触到更多进步知识分子。王元化正是在那段时期走进她的生活,两人最初并没有轰轰烈烈的相识场面。
那次见面,张可留着齐肩短发,穿一身旗袍。王元化注意到她写下的文章,随后才慢慢对这个姑娘产生兴趣。两个人都缺少恋爱经验,第一次约会,竟然直接去了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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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张可,为什么会喜欢王元化?她的回答很简单:“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这句话看似普通,放在王元化身上,却有分量。王元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芳荃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留学美国后回国任教,曾在清华大学任职。王元化自幼接触文学、思想和学术,后来又投身革命与文化工作,性格中既有知识分子的敏感,也有理想主义者的执拗。
1948年3月,两人结婚。1949年,他们的儿子出生。新中国成立后,王元化进入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后来担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那几年,家中经常有文艺界人士来往,张可负责接待,把家庭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
但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相关运动中,王元化受到牵连。1957年,他被诊断为心因性精神病。疾病并非简单的情绪低落,而是持续影响判断、生活和工作能力的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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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可来说,丈夫突然从一个能写文章、能工作的人,变成了需要长期照料的病人。她没有离婚,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家人。白天翻译,晚上照看王元化,家里的经济压力也逐渐落到她肩上。
那时有人劝她:“这样下去,日子很难过。”张可没有多作解释,只是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她并非不明白现实,而是清楚王元化遭遇的病痛,也清楚自己不能在他最脆弱的时候离开。
更难的是,王元化的苦难并未因病情好转而终止。1966年以后,他再次被隔离审查,后来被送往农场劳动改造。张可也受到牵连,身体因此留下严重后遗症。夫妻二人都承受着精神压力和生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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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到1979年,常被概括为王元化“病了22年”。严格说来,这22年并不是始终处于同一种状态,而是包含发病、治疗、缓解、再受冲击等多个阶段。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两度恢复,能够重新从事写作和学术工作,这与张可长期细致的照料密不可分。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79年。张可中风后,王元化没有把她交给别人照看,而是承担起照料妻子的责任。过去是她替他整理生活、守护病情;后来则由他陪着她练习说话、适应无法阅读和书写的日子。
两人的关系因此显出另一层含义。它不只是年轻时的爱情,也不是一方无限度地牺牲,而是在生活不断改变之后,谁更有力气,谁就多承担一些。张可曾守护王元化,王元化也用余生守护张可。
张可去世后,王元化仍保存着与她共同生活的痕迹。两人相隔数年离世,留下的并非传奇式的浪漫故事,而是一段被疾病、运动、贫困和岁月反复检验过的婚姻。一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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