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嘉靖年间，广西南宁府永淳县，知县汪旦第一次听人谈起宝莲寺时，注意到的并不是香火鼎盛，而是寺中那一排排紧闭的净室。当地妇女只要入内住上一夜，往往便传出“求子灵验”的消息。传言越神，疑点越重。
宝莲寺原本只是地方寺院，后来因子孙堂声名大振。堂内供奉送子观音，两侧修建了许多供女香客暂住的房间。寺里规定，求子者须斋戒后独居净室，夜间不得随意走动，也不许旁人打扰。
这样的规矩，反倒增添了神秘色彩。有人回去后恰好怀孕，便将事情归于观音显灵；没有怀孕的人，则很少公开议论。口口相传之下，宝莲寺的香火越来越旺，捐资、田产和房舍也随之增加，寺院规模竟超过当地不少富户宅院。
有意思的是，寺中僧人的生活并不像清修之人。香客进香时，个别僧人常盯着年轻女子评头论足，言语轻佻，神色也不庄重。汪旦乔装到寺里察看时，发现僧人不仅衣食优裕，往来办事也颇为张扬，寺院更像一处经营有序的产业。
他没有立刻动手。仅凭传闻和猜疑，无法定罪。回到县衙后，汪旦召来差役，吩咐寻找两名可靠的妇人，假装前往宝莲寺求子，并交给她们朱砂，要求设法留下能够辨认身份的痕迹。
第二天，两名妇人进寺后，很快被安排到净室。房间陈设整齐，地面铺着木板，墙角没有明显异常。到了深夜，外面万籁俱寂，木板下却传来轻微的响动。片刻后，一名僧人从暗处钻出，自称是“送子罗汉”。
妇人故意追问：“若真是罗汉，为何要从地下进来？”僧人没有回答，只说这是寺中的秘密，求子之事必须听从安排。随后，又有僧人陆续进入房间，以同样的说辞对她们施暴。临走时，他们还留下纸包，声称里面的药物能够帮助女子怀孕。
两名妇人将朱砂设法点在僧人头顶，第二日带着纸包离开寺院，立即前往县衙，把夜间经过全部告诉汪旦。纸包中的药物，也被交给官府查验。对汪旦而言，这已不再是寺院传闻，而是有人证、有物证的重大案件。
汪旦随即带差役前往宝莲寺。主持出门迎接，仍摆出一副从容姿态，说道：“县太爷驾到，有失远迎。”汪旦没有与其周旋，只命人封锁寺门，逐一检查僧人。几名僧人头顶都留下了朱砂印记，神色顿时慌乱。
搜查继续进行，寺院中的秘密也被揭开。净室下方存在相互连通的暗道，入口藏在木板或房间角落，僧人可借此避开正门，深夜进入女子独居的房间。所谓“罗汉送子”，不过是精心布置的骗局；所谓灵药，也成为掩盖罪行的工具。
案件最令人震惊之处，不只在于寺僧借佛法行恶，更在于受害者长期沉默。明代礼教森严，女子极看重贞节和名声。一旦说出自己在寺中遭遇侵犯，旁人未必同情，反而可能指责其失节。即便心中怀疑，也往往只能把事情压下去。
还有一些妇人真信鬼神，以为夜里出现的僧人真有神异身份。她们把身体变化、怀孕与寺院联系起来，却不敢追问其中缘由。正是恐惧、迷信和舆论压力交织在一起，使宝莲寺的罪行持续了很长时间。
汪旦将案情上报后，官府查明涉案僧人的罪行，宝莲寺被查封，主持及相关僧人受到严惩。曾经门庭若市的子孙堂，也因暗道和净室被揭露而彻底败露。那座靠“送子”传闻聚拢起来的寺院，最终只剩下供官府勘验的空屋与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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