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山东战场,陈毅、粟裕和谭震林面对一份份急报,讨论的不是打一场普通战斗,而是华东野战军究竟该不该分兵,以及分开之后由谁掌握一方大局。
当时,国民党军正把重点进攻方向压向山东。自3月起,敌军依靠兵力和装备优势,采取稳步推进、层层设防的办法,每占据一处要点,便迅速囤积粮秣弹药,企图把华野逼到无路可走。
中央军委一向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陈毅在华野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过“不性急、不分兵”的要求,华野原本也准备坚持内线作战。可战场不会按照既定计划停下来等人。
6月25日以后,国民党军大举东犯。华野若继续把部队捏成一个拳头,短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歼敌目标;若贸然分开,又可能被敌军各个击破。陈毅、粟裕、谭震林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到敌后寻找战机。
6月28日,三人将分兵方案报往中央。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华野向外线出击,并要求把行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个答复很关键,因为中央并非简单批准“分开打”,而是重新设计了华野的兵力配置。
按照新的部署,华野组成西线兵团和东线兵团,双方在组织上仍属于华东野战军,却分别承担不同方向的任务。西线集中了更多主力,准备转到外线;东线兵力相对较少,继续牵制山东境内的敌军。
真正棘手的地方,随即落到了司令员人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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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粟裕最初考虑,由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西线兵团,并建议陈士榘负责指挥。这个设想并非没有道理,陈士榘长期在华东部队任职,熟悉作战和部队情况。
但中央军委没有同意。原因很现实:西线兵团后来要统率的部队远不止三个纵队,任务也从局部出击变成大规模外线作战。兵团规模扩大,指挥难度陡增,原先的人选和指挥架构都需要重新衡量。
西线司令员的问题尚未完全落定,东线又出现了更大的难题。陈毅、粟裕想到的人选,是华野副政委谭震林。他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动员和统一思想方面经验丰富,威望也足够高。
两人的建议再次没有被采纳。谭震林并非不能打仗,但他的长处主要在政治工作和组织领导。让他独自承担东线兵团的军事指挥,未必能把优势发挥出来。中央考虑得很清楚,东线必须有一名善于带兵、敢于硬碰硬的军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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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想到的是许世友。
许世友长期在山东作战,熟悉当地地形、民情和敌情,既能指挥大兵团,也敢在危急时刻承担责任。山东战场此时并不缺有经验的干部,缺的是一位能在兵力不足时稳住阵脚、在敌军压迫下主动寻找机会的主将。
据相关史料记载,中央决定由许世友担任东线兵团司令员,谭震林担任政治委员,形成一文一武的搭配。这样的安排,不是简单比较谁的资历更高,而是根据战场需要,把不同才能放到最合适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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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问:“东线兵力少,能不能守得住?”许世友的态度很直接:“兵少,也要把仗打出个样子来。”这类话或许朴素,却符合当时山东战场的实际压力。
7月,华野外线部队开始行动。由于正值雨季,道路泥泞,河流水位上涨,加上部队装备和后勤条件有限,进攻推进并不顺利。内线部队同样承受巨大压力,既要牵制敌军,又要掩护群众转移和物资运输。
几场战斗没有达到预期,部队中出现了疑虑。粟裕主动承担责任,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作出检讨。两天后,中央复电指出,华东部队虽有几仗没有打好,却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的重要任务,整体形势仍然有利,并要求安心工作、鼓励士气。
这封电报稳定了华野上下的情绪。分兵并不意味着战略力量被削弱,而是为了把敌军牵制在更大的战场上。许世友、谭震林的组合,也由此经受住了山东战场最紧张阶段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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