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班主任，一场妄想的追捕，一纸抑郁诊断书｜三明治

文｜茴香

编辑｜Chen si

我走出公寓的大门，看见外面的街道行人熙熙攘攘，但没有人在看我。这是忙碌的早高峰，车辆来来往往，但没有恼人的嘈杂的声音。好多人在我身旁走过，但没有人议论我，也没有人在我旁边吐痰和说脏话。这个世界好像更安静了，但我和这个世界的屏障似乎消失了。我听到真实的声音，如此熟悉，就像是我以前了解的世界。

两周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回到了正常的世界。就在这一刻，在我踏出家门走进人群的这一刻，我意识到之前自己受困于多少虚假的妄想。家人不需要再向我解释它们不存在，没有人在看我，没有监视，没有直播，没有人在找我。我突然明白，那一切都是我的想象。那场“追捕行动”结束了。我的恐惧，终于可以休息了，它不用像士兵一样日日夜夜守着我，守到头疼欲裂，守到心脏砰砰乱跳，守到无法入睡。

阳光，仍然如此温柔，在三月底的南方。这药可真有用啊，我心里赞叹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走去早餐铺，吃着早餐，慢慢回过神来。我记得一些画面，现在我渐渐可以分清想象的画面和真实的画面了。在我的想象中，我被警察追捕，我是个没有情感反应的造假者，我被监视并被直播，大家都在批评我和看笑话……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在两个或三个时空穿梭，身边的人都在测试我是否有情感反应；但其实那只是些正常的对话，而我在努力假装自己是正常人，挤出一个微笑，将对话继续。

实际上，我大概三周没有怎么睡着了。我在床上打滚喊叫，头痛欲裂，说自己要死了；我去了三所医院见了三个医生，做了好多问卷；家人花两千多元带我做心理咨询，给我送符，带我去针灸；我每天都喝了两袋中药，昨晚我睡不着家人终于把西药给我吃了。

哦，我生病了。我确实生病了，医生说要吃药，要做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之前我好像也知道自己生病了，但我以为是大脑出问题了，因为头很痛。其实，我还有一点不确定，那场“追捕行动”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为什么没有在工作？我怎么被送回家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疯了吗？

我记得，周五开会的时候，那场追捕行动就开始了。学校里的人都在找一个人，我必须假装没事，展示微笑，可很不幸的是，我还是暴露了。他们发现我不正常，联系家人，把我接回去了。他们说我晕倒了，但我不记得我有晕倒。我只记得一个画面，似乎是自己搓着太阳穴，想要缓解头疼，还问领导“今天星期几？我不记得了。”那天我在不同的时空穿梭，一轮又一轮，我把时间弄混了。他们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没事。

他们联系了家人，来接我回家，说不用担心工作，一切都会安排好的。我不相信，他们根本没安排好，他们是骗子，他们只是不想要我工作了。或者，他们找到了另一个人，要对比一下，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我很沮丧，我被他们抓住了。后面还有人要来抓我，可能是警察。我这样的烂人不能在社会上存在。

回家，每个周末我基本上都回家。今天是姐姐来接我，因为我给了学校她的电话。姐姐和朋友一起来接我，带我去吃饭泡汤。她们说，“工作而已，没关系，做不好我们就换一个，迷茫也正常。”可我根本听不进去，脑子里预想的画面无法结束，被追捕的情节继续延伸，我无法入睡。到了家，躺在床上，我想的是明天怎么办，浮现的是自己被抓走、而照顾我的家人一起被抓走的画面，因为他们包庇了我。我百思不解，为什么保护我的人要受到伤害。

第二天，我好像还比较清醒，姐姐带我去A医院看了个医生，我不记得是什么科室，也许是心理科吧。我只记得进去一个小房间，医生问我住哪里，在哪里工作，我说，“我知道我在哪里工作，但我不想说。”姐姐在一旁问，“是不是有什么病会让她相信很离奇的事情会发生？比如犯罪了，有警察找她？”医生说，“对的，急性重度的焦虑可能会有这个症状，但我们这里看不了，你要去更好的医院。”我则在一旁言之凿凿，“不是，这些事情是真的在发生。”我脑海里的追捕行动从未停止。

从A医院回来后，我们没有去另一家医院；我太累了，回家睡觉了，也不记得睡着了没有。我不知道接下来两天为什么没有继续看医生，可能是我再也不敢出门了，我相信我出门就会被抓走，我不能去医院。我也不觉得自己生病了，我坚称我没有生病。抓捕仍在继续，不过他们先委托家人来测试我，看我是不是没有感情的撒谎者。

到周一了，我打开手机，工作邮箱里还收到邮件，我崩溃了，“他们根本没有安排好工作，你看，他们是骗你的，他们有问题。”我对家人说。家人和我解释，学校说可以休息一周的，邮件可能没来得及处理。后来，手机就不在我身边了，因为我一看到工作消息就要担心，我有好多工作没做。

那一周，我什么也不想做，我只想躺在床上，我好累。家人给我安排任务，写字、做瑜伽、收拾东西、看电视，我做不了，我无法专注，无法行动，也无法感受。

我认为自己在不同的状态中切换，每天醒来都要面对不同的测试。现在在哪个状态？我不知道，他们还在测试我吗？今天测的是感情、语言还是逻辑？其实没有什么测试，只是家人试图和我进行正常的对话，但我不知如何回应。他们让我看电视，可我看着电视毫无反应，我想我是不是要做点表情，这样才能通过感情测试，才不会暴露我是个冷酷无情的烂人呢？

我看着巨杉公园的视频，听着无厘头综艺的大笑，我毫无波澜，我感受不到欢乐、宁静、厌恶，什么都没有，我好像一块死肉。鱼虾死了还有神经反射会跳动，可我好像真的死透了，没有笑没有泪，不痛不痒。我想，我一定是个冷酷无情不该在这里的人，警察会把我带走。

有时候我在床上打滚，大声喊叫，可我不痛，也没有眼泪。家人说可能哭出来就好了，可我一滴眼泪也没有，只有难受，一种混沌的难受。我怎么会连眼泪都没有？我一定是没有情感的冷血反社会者，不被允许留在这里。

测试的那一周，有时候，家人带我去看中医。医生在我脑门脚底插上了针，紧紧地痛，他让我睡觉，可我睡不着。半小时过去了，他回来拔针，知道我没睡着，他轻轻摇了摇头。他给我把脉，然后在电脑面前沉思，隔几分钟选中一道中药的名字，写进处方里，他按确定键的声音很重，好像在进行一场赌注。这是一家小诊所，我从来没来过，我想一定是因为我不能去大医院，家人就偷偷带我来了这里。

家人还各路问熟人，给我找了一位声称经验丰富的咨询师，收费1000多一小时。姐姐给我看了一眼这个咨询师的简历，很多title，但没有医院体系内的经验。我在睡眠不足和意识混沌的情况下，和家人坐地铁到了一个茶室见她。一位中年卷发的女性，能说会道，给我讲了很多人生道理和留了作业。她说，我应该先留在家里打理自己的生活，当家里的管家，锻炼管理和沟通能力。虽然有一定道理，可我不信任她，我也不觉得这是科学正规的心理咨询。这一次结束后，我拒绝再和她做咨询。

家人们不知道在哪里弄来了锦囊符咒，时不时给我一个，告诉我是哪个亲戚求的，我一一收下。睡前我把红色的锦囊放到枕头下，出门我戴着姐姐给我的黄色手串，洗完澡她会在浴室里烧一点不知道什么东西，给我泼一桶带着草药的温水，那些细碎的黑色叶片布满我身躯，像是一个个符咒。

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我的脑海里不停地浮现警察敲门，然后把我带走的画面。我无法入睡，心脏突突地跳个不停。头还在痛，我想，我快死了。

一周过去了，奶奶的生日到了。我们定了宴席，那个地方还是我选的，我记得。我不敢出门，去到宴会亲戚们一定会嘲笑我，他们已经知道了，知道我做了很多坏事，警察会在宴席上等我。我不敢出门，但我想参加奶奶的生日宴，我也很久没有见奶奶了。姐姐说，“你相信我，外面没有警察。”我和她拉锯了很久，我终于出门了。可我太害怕了，我进去宴会厅就开始头疼，我吃了两口就再也无法忍受旁人的目光，亲戚们怎么都奇怪地看着我。我说我头好痛，于是姐姐们又带我去医院了。

这一次，我们去了B医院，说是市里最好的心理疾病医院。医生面诊简单问了几个问题，开了单子要我做问卷。好多好多的问卷，“我不想做问卷，我做不了”，我在测试机房里大喊，但没人理我。机房里其他人都在做问卷，我很不耐烦，阅读太困难了，我又气又艰难地完成了。医院下班了，医生好像开了药，我们回家去了。

亲戚姐姐们带我吃饭，和我聊天，问我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可我根本无法正视她们回答，我只会“嗯”“对呀”或者点点头。W姐姐深吸一口气，眼眶红了，眼泪落了下来。临走，Z姐姐抱抱我说，“我要回去了，我下周再来看你。”

下一周，差不多的日子，但我出门了。家人带我去各种公园闲逛，但一出门，我就害怕。走出公寓，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多数人会看我一眼，或者在我旁边吐痰和说脏话。

进了地铁，大家都很奇怪，带着阴郁的表情，我不敢看他们。地铁上的人好像被笼罩在灰色的烟雾中，有人靠在栏杆上百无聊赖，偶尔看我一眼，轻蔑地一笑。很多人在看手机，我想，他们一定在互相沟通，嘲笑我这个罪犯又偷偷来坐地铁。

姐姐说，“你觉得很害怕吗？别害怕，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我缓慢地轻声地重复她的话，“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我又皱起了眉头，我似懂非懂。

姐姐们带我去吃漂亮饭，那时我还记得巴斯克蛋糕好吃，可我吃了两口就停下了，没有什么感觉。餐厅里其他顾客一直在说话，我想也许他们认得我，我不想继续坐在这里。

家人继续带我去看中医，每天喝两袋中药。我会自己吃药了。我从冰箱里拿出塑封好的中药，往杯子里倒满热水，把中药袋子放进去，等几分钟，中药变热，我用剪刀把袋子剪开，把药倒进碗里。还好，这份药不太苦，有一股酸枣的味道。医生说是安神助眠的药，我喝了两周了，可我还是睡不着。

大家可能觉得我在好转，毕竟我没有大喊大叫了，我也无法进入另一个世界了，我觉得测试结束了，可我知道我没有好，我害怕被抓走，我正在被监视，我无法入睡。

有一次，公寓外面有人查房，姐姐说是房管照例检查，可我很担心。门口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在炒菜，我努力保持镇定，我假装一切正常，请那个人不要看我，我就是一个正常人，我没有犯错。

就这样混混沌沌又过了一周，家人带我去复诊。到了B医院，医生问了我两个问题，大概是我的睡眠和起居，我不知道要不要说实话，没有回答。他大声指责我: “这你都不知道！”家人请医生继续开假条，医生说，“你们都没有在这里接受治疗，开不了假条。”家人解释我们去看了中医，但这个医生很凶，我们走了，尽管这好像是很好的心理疾病医院。

第二天，我们去了另一家医院，C医院。医生又问我问题，我又支支吾吾，她也让我做问卷，又是很多长长的问卷。我不想暴露我有问题，我把问卷填得很正常。医生看了，反问我，“你有认真做吗？”我没有回答她，她给我诊断了“焦虑/抑郁状态”，开了药，还有经颅磁刺激治疗 （这个物理治疗用微小电流调节神经元活动，帮助大脑神经恢复到正常的兴奋程度）。医生说每天吃药，不能自行停药，经颅磁治疗先开了10次，半个疗程，后面最好做满一个疗程。我们开了假条，回家了。

那天吃药觉得有效之后，我就继续坚持吃药，每天去C医院做一次经颅磁治疗，我也可以自己去医院了。医院里等候治疗的时候，常常看见穿着校服的学生，还有一些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大家都一脸倦态。轮到我的时候，我会躺在床上，仪器放出磁电“啪嗒-啪嗒-啪嗒”地打在我的头上，稳定的节奏倒让人心安。一次大概半小时，闭着眼，我常常会在中途睡着，结束的时候会有点累，但觉得平静。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情绪变得平稳一些，但这时仍然无法感受世界的美好。家人带我去公园，春天的公园，多么美好呢，绿油油的草地，一树树的花朵在盛放，但我感受不到一点快乐，没有一丁点。我整个人好像被封印了，像一块木头，呆呆地杵在那里；不过至少能感受到风的流动了。

我从姐姐那里拿回了自己的手机。一周前，回复消息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看一眼手机，就觉得信息过载，回复同事的消息，我还要思考他们与“追捕行动”的关系，我到底能不能说真话？其实也没那么多消息，三位同事问我怎么了，而其他人，他们听到关于我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和好朋友说，我抑郁了，她说那就好好休息先。我还不想见朋友，不知道要怎么见他们。与人社交，还会觉得局促。

后来，我终于主动跟医生说，我想做心理咨询，每周一次。这位医生没有暴脾气，给人冷冷的感觉，但语气温和；她按照我说的空闲时间和性别偏好，帮我约了一位女咨询师。

这位咨询师睫毛长长的，温柔地看着我。我告诉了她我的基本情况，和她讨论要不要回去工作，她说，你确定你想继续做这份工作吗？一份合适的工作会让你变成这样吗？我说，我还想试试。

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因为工作而焦虑和抑郁的。工作的每一天，都像打仗一样，等下班的时候，我已经疲惫不堪。下班后，脑子里也全是工作的事情，想着要怎么解决他们，但第二天又是忙碌如陀螺，还有新的炸弹从天而降，如此重复，努力——力竭。

那时我刚毕业，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到了这所学校当班主任。这是一所知名的私立学校，对学生要求很高。接到offer的时候，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个岗位可能比较累，当时的我还不能理解，尽管我也听说过很多当老师的痛苦故事。我之前也做过很多教师类的实习，但没有当过班主任，我也不知道，和一群小朋友打交道，会发生什么让人疲惫的事情。

这是一所宣称很优秀的学校，家长非富即贵；这些孩子从小也是家里的公主和王子，家里有阿姨和司机，他们兴趣广泛，弹钢琴、打高尔夫、骑马、滑雪、英语流利，假期出国旅行。我原以为，他们都会是一群好学善良的孩子。而实际上，一个班里可能有一大半表现平稳开心的孩子，但也有七八个需要更多关注的孩子，或许是谱系，或许是阅读障碍，或许是调皮捣蛋。而只要有一个“刺头”出现，班主任70%的精力都会被分走。

一个班级就是一个小社会，抱团、对立、乃至欺凌，都会发生，老师们必须敏锐地发现苗头去干预。有些家长会关心孩子，一起努力；有些家长会认为是老师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有些家长则忙碌到几乎联系不上。由于学费昂贵，家长会吹毛求疵，抱怨学校教育没有达到预期。

每一天，无数的情绪劳动，从进班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有厌学的孩子，有掉眼泪的孩子，有生气的孩子，有委屈的孩子，有傲慢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情绪，而我在他们身边，紧密地感受到每一点不同，但我不能化解。有些孩子会当堂顶嘴，以引得老师生气为荣，然后和同伙一起大笑，到家了再和家长说老师对自己有偏见，不公平。

孩子们随口一句调侃的话背后，关乎他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学习尊重他人；而改变不太能即刻发生，往往要不停地叮嘱，乃至“吓唬”。我做不到。在满满当当的日程里，我分身乏术，我感受到了很多情绪和问题，可我解决不了那么多。

我看着这个班，感觉自己像个热锅上的蚂蚁，面对一座大山，焦灼而无从下手。我旁边有善良的大象、巨人和小熊们，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耐心地告诉我怎么搬，可他们不能帮我搬。方法有很多，可是稚嫩而弱小的蚂蚁就是搬不动，蚂蚁觉得自己好没用。

日复一日，问题越来越多。直到我觉得，我保护不了这些孩子了。哪怕下了班，我也无法停止焦虑。班里的事情就像口香糖黏在我的脑子上，我想用手把它们拔掉，解决掉，但又越抓越黏，越来越乱。

有同事说，她刚来的时候也会这样，放暑假都还会梦到班里的孩子做坏事。我想，那这可能是新手老师的必经之路，是个正常的反应吧，有些时候我也感觉局面好转。

但后来，越来越严重，一个火星子出现，我就会过度警惕，担心整个房子都要被烧掉。放学后我待在教室试图继续工作，我会感觉呼吸不上来。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快要崩掉了。身体也一直在发送信号，失眠、腹泻、无力，可我仍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多。

直到现在，我还没办法回想起自己被接回家那天，在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记得大致的日程，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领导找到了我。不过，那天之前，我说我需要一个长假，我已经无法完成正常的工作了。我们好像还没有谈好要休假多久，学校准不准假。后来回想，可能身体知道我的困境，如果再继续工作，我会被榨干；如果申请长假，又大概率会被辞退或劝退。于是，聪明的身体自己决定生病，以此来保护我，救我于水火之中。

做咨询的时候，我和咨询师讨论，这一次的发作为什么这么严重。咨询师告诉我，好多人来到这里，就是曾经起过作用的某种模式，会自动一直沿用；但某一天这种模式不奏效了，人就撞南墙了。我的模式大概就是死磕难题，一边焦虑，一边死磕；等难题解决了，我也就好了。从前上学的时候，考试和写论文就是这样的，但这一次，还没能解决难题，我已被焦虑和无助吞没。

我和咨询师一起探索了我的灾难化思维、过度自责和无力感。一些常常被我重复的话语是，“我做得不好”“我很担心”“我有问题”。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我做不到？我一直觉得是我不好。曾经有一次和一位同事聊天，我说自己状态不好，她说“有时候状态不好可以，但一直状态不好，就是能力有问题。”于是我很担心别人发现我能力有问题。

咨询师试图让我从过往的经历出发，来看到自己的能力。可我觉得过去的经历并没有什么参考意义，哪怕我在长大，可我遇到的问题每一次也不一样，问题也越来越难。

吃药好转的那两周，我也在想要不要回学校，也可以就此离职。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身体无力，只能依靠安眠药助眠，也还在疑惑最后一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我想，我还是要回去的，如果不回去，脑海里的谜团就解不开，我对自己工作的无力感就无法破除，甚至以后再也不敢当老师；而离职，处于无业状态可能会给我更大的焦虑。

我对咨询师说，学习不好，考试不及格还可以补考，可以延毕，但是工作做不好，没有第二次机会。这是我第一份工作，做不好我可能后面就很难再找到好的工作了。我升学一路，虽然有考试焦虑，写论文也感到痛苦，但结果都很好。工作里，忍忍痛，我想结果应该也会好，可是谁想到就成这样了呢？

咨询师说，人生不是一条直线向上走，是弯弯绕绕有高有低的。但抑郁和焦虑让我恐惧，我成为了一个不健康的人，不能承受压力的人，一个感受到更多痛苦的人，生活似乎只会更加艰难。

思来想去，我又还是回去工作了，我要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医生给我开了个证明，说我状态好转，可以慢慢恢复工作了。返校后，学校给我换了个岗位，每天的工作要轻松很多，或许学校也担心我再次复发。大部分时间我会跟课，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去帮忙，或者有老师请假的时候，我去替课。

回去工作，其实很尴尬，因为似乎没有同事知道我发生了什么。领导竟然也没有告诉他们我请了病假，我只能在他们问起的时候说，我生病了，而对于生的什么病模糊其词。我假装有饱满的精神，因为我担心他们说我不胜任工作。

好几个同事看到我说，“假期休得值啊，没见你状态这么好过。”我尴尬地笑笑，他们可能在奇怪，怎么休病假了，回来却状态这么好呢。而我，也不敢再多说。

我原来的班主任工作，被一个实习老师接替。这位实习老师和我同时入职，不过一直没有正式带班。她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有一次上完课直接哭了，因为好多学生一起捣乱。她说，“刚开始接管的时候，真的很可怕，很多学生都不听话。”很多学生很想念我，或许因为我更熟悉，或许因为我更温柔。不过，新老师嗓门比我大，脾气比我大，更能镇住学生。

我不太需要单独面对学生了，不过偶尔还是要面对他们的挑衅和不屑。比如排队下楼梯的时候，我在队尾守着，队尾的小朋友会跳起来拍我，做个鬼脸嬉笑，好像是说看你能拿我怎么样。我会严肃地训斥一下，当下他会低头，两分钟后可能又忘了。

我的声音终于变大了，原来我以前声音那么小，是生病的症状之一。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听道理或许能听懂一半，但在这里，老师们相信吼一嘴更有用，可我几乎吼不出来。我不够自信，不够愤怒，不够大声；我过于包容，过于温和，过于软弱。

重新上班的日子，整体是平稳的，但我有很多心里一紧，担心自己“我又没做好”的时候。不过，应该还是有一点进步的，我慢慢理解了更多方法，在不需要连轴转的情况下，有充足的体力和精力能做出更有力的反应。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乐于帮助我的同事，但正是因为如此，我又更将问题归到自己身上——既然都有了这么多的支持，还是做不好，那就是我有问题，就应该加更多的班，更快地实践同事给我的方法。无意识地，我在不断强化这个体系的权威，而弱化自己。

回来以后我才明白，如果这个体系更健康一些，或许就不会让我和那位实习老师入职不久就直接面临鸡飞狗跳的现实，不会让我们永远在向同事求助，而得不到其它支持。但当我终于理解这一切的时候，已经和咨询师聊了好几轮了，我怎么能把问题都归结于自己，把功劳和荣耀都归结于外界呢？

回去上班大概一个月了，我觉得我渐渐适应了，也努力做得更好。再有一个月，也差不多放暑假了，就可以好好休息。

回去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每天偷偷地吃药，不想让同事知道。周末，还要去医院做咨询和经颅磁治疗。有时候会想，大家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了，可我还要努力治病。这个病成为我身上又一道枷锁，让我的步伐更加沉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药，刷小红书看到好多人说断药如戒毒，我很害怕。

某天早上，领导突然找我开会，说是要聊“年度评价”。一般开会，都会至少提前一天约时间，不会突然说半小时后开会，而据我所知，其他老师还没有去开这个会议。

准备去领导办公室的路上，我看到手机提示领导在系统上提交了给我的评价。点开一看，我目瞪口呆，大意就是没有一个能力过关，没有达到预期。最让我难过的是，团队合作那一栏写着不合格。可我和老师们都合作愉快，生病前是，生病回来以后更是；我就是一个救火员的角色，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怎么连团队合作都不达标？

呵，我心凉了半截。呵，一切有什么意义呢？我回来认真工作，他们却一点也看不见我的努力，所有评价都集中于我状态最糟糕的时候。

我还是去了办公室，进门简单聊了几句，领导就开始念出对我的评价，这些评价劈头盖脸地砸向我；末了，劝我主动离职，说这样对我以后求职好。我不争气地哭了，话都说不清楚。领导见状，没有安慰我，只是说，“看你这样，我们真的很担心这种情况以后会再次出现”，同时又强调，出现这个评价不是因为我请病假。

哪怕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也很难接受这样突然的对话。学校希望我在这周内确认会主动辞职，这学期结束后就正式离开。我没有答应，说要考虑一下。

回到宿舍后，我又哭了，翻开人事手册，上面没有写首次年度评价不通过的员工要离职，而是连续两个年度不通过，才会被要求离职。我的情况甚至可以不参加年度评价，因为我根本没有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满一学年。他们凭什么要我主动离职呢？

周末我和咨询师说起这件事情，她也非常震惊，她原以为情况在逐渐好转。如今我遭遇了预想中的糟糕情况，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二次伤害，它无疑会强化我的灾难化思维。

咨询的最后一个环节，咨询师给我念了一段话，让我冥想，大意是犯错并不可怕。冥想结束后，我说，“我觉得我对自己很宽容，可是这个世界对我不宽容。”

后来人力部门找我，我说我不离职，而且也不认可这个评价，这个流程并不符合规定。他们说这个流程没有问题，只是这份工作可能不太适合我，尽早找新的机会也是对我自己好。就这样来来回回谈了两三次，每一周都要找我谈话。我坚决不签离职，他们要再和我聊什么，我保持沉默。

我没有什么力气，也没有什么武器，甚至做不到大声表达不满。我保持沉默，在沉默中拒绝，在沉默中保护自己。

我对咨询师说，我要抗争，因为这不仅仅关乎我，而关乎和我一样的人，我不想让他们得逞。他们不能这样对待刚毕业的学生，劝人主动离职，不给机会，不给补偿，一点也不合理。可我面对这整个体系，觉得好无力。人力甚至暗示我，如果不签，这就会影响日后背调的评价。咨询师和我说，你只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感谢她的这句话，我觉得自己没那么弱小了，因为在我身后，还站着一些人，和相对公正的制度。

那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团体活动，里面有个环节，是描述自己的困难。我尝试着这样去描绘自己的黑暗森林：

“黝黑的森林里，我看不到光亮；我赤裸着双脚，走在这片野林子里。我和同伴走散了，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脚下有昆虫爬过；我听到低沉的吼声，不知道哪里会冒出来老虎。我很害怕，这里荆棘满布，前面是沼泽地，我中箭了，我感觉要走不出去了。”

同伴引导我去想象更好的情况，可能会有更好的装备，我也知道怎么应对野兽，也许会有小伙伴来照顾我。

我离开的时候，同伴抱抱我说，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世界是丰富的热带雨林，而不是一个黑色森林。

离职的谈判还没有结束，不过哪怕自己辞职学校也说要上班到学期结束，学校说这样上满一学年，简历也好看。我继续每天上班，不愿松懈，不想被他们说不胜任工作。

我白天工作，下班去河边散步，流泪，消化白天发生的一切，周末还要早起去物理治疗、做咨询和参加团体。除了家人和亲近的几个朋友，我并不敢和别人说我抑郁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待我，我不想面对更多的评价。

当同事们讨论下学期他们带哪个班的时候，我尴尬地笑笑说不知道，还没有消息。有同事说，“下学期希望还是你来帮忙做考试这个事情，你做得很好。” 我笑着摇摇头说，“不会是我了。”

我不想告诉他们事情的全貌，甚至离职这件事情也只会隐晦地讲，因为并不是我在决定。我会记得，搭班老师们在我回去以后一起送了我一束花，猜出了我病情的同事C给了我一个拥抱，关心我的同事M告诉我大家一直都在，哪怕我离职后，也告诉我很开心看到我变得更强大。

可惜，这个地方，本质上是个商业帝国，哪怕有一群好老师，也不能改变它要用尽可能低的成本运作。后来我明白，劝员工主动离职是企业避免赔偿的常用手段。至于我是抑郁状态还是健全状态，可能对他们来说并无区别，我不过是一个他们要从成本上抹去的数字。所幸，在我咬牙坚持和制度的保障下，我最后拿到了法律规定应得的部分。金额不多，但颇有意义。

了解和接受这个世界的险恶，也是我康复过程很重要的一部分。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我，要善良要公正要保护弱者，可是在这个所谓求真育人的地方，他们却不这么做。咨询师说，早点经历这些事情，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后来我又去参加了团体活动，里面有个环节，是用第三人称给自己写封信。我一直支撑了这么久，也流泪过很多次，但从没有这样跳脱出来看自己。当我用“阳台视角”去看向自己，那个受着伤仍然努力往前走的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心疼，眼泪止不住地流。在这场痛哭中，我完成了给自己的拥抱。

我给自己写的信:

”茴香，你还好吗？我知道你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也许你总觉得这些事情不是大事，但我真的看到茴香有很多情绪: 疲惫、难过、愤怒、挣扎。我也看到你很棒，你没有被它们打倒。

那个非常努力的茴香放松了一些，可以不再管别人的评价，她仍然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很佩服你，选择了回到那个曾经伤害你的环境，并找到滋养你的事情，你帮助同事，你真心关切着孩子们。你开始看见了自己的脆弱和坚持。面对挑战，你选择了寻找资源去保护自己。

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我看到你慢慢好起来了，我相信你会到达那片美丽的平原。我会一直陪伴着你。好好休息一下，然后重新上路吧！“

在这所学校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转了个身，期待前方的世界能变好一点。

后面，我和咨询师继续讨论工作，我说我不知道要找什么工作了，也担心又有相似的遭遇，不想再经受一次折磨。虽然是这么说，但我还是投了些简历，因为不想陷入无业的焦虑。不久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还在尝试过和大家一样的生活，做没有太大意义的工作，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间里坐满八小时。其实，工作也带给我很多，早八晚五的秩序感、稳定收入带来的安全感、完成工作的成就感、人际交往和学习成长。

新的工作偏研究型，节奏不快，不需要太多与外部人士沟通，新的同事也友好可爱。我一直舍不得上一所学校，因为我觉得很难再遇到那样乐于帮助的同事；但实际上，在新的工作里，我遇到了更好的同事，我们甚至成为了朋友。看来，上天还是会抛下礼物的。

我也用不同的心态工作。现在的我明白工作是为我的生活服务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工作常常让我不开心，挤占正常的休息时间，甚至影响了身体健康，那我就要思考，这真的值得吗？

新的工作带来的平稳日子也有挺长一段时间了，但偶尔回家路上，脑中还会闪现出一些“我疯了”的记忆片段，我担心那些症状会再次出现。而我不一定会那么幸运，及时吃到合适的药，有那么多家人陪我度过，我常常觉得，那时候自己离精神病院也就一步之遥。某种程度上，我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拼尽全力、勇闯世界。我停留在舒适区，目前也允许自己待在舒适区。

停药也非常顺利，循序渐进，几乎没有任何撤药反应。我康复得很快，从急性的发病到能够感受到快乐，大概也就四个月的时间。急性发病前，那个低沉的抑郁焦虑阶段持续了四五个月。如果当时我能更早地去做咨询和看医生，可能也会好得更快。

抑郁康复，除了带来对复发的恐惧，也会带来对许多细微事物的感恩和享受。哪怕阳光照在脸上，我都会感到温暖和喜悦，我都知道，这是一种恩赐。能和朋友一起聊天大笑，能在公园感到愉悦，能自己正常工作和生活，能写下这一切，都是我值得感恩的。

《抑郁的力量》这本书告诉我，从抑郁中康复的道路，就是感受自己的内心和身体，发现真正的自己，不要进行过度的自我控制和强行适应社会。我练习更多地与内心的自己连接，画画、对话和写作，不再强迫她过分地努力，以符合他人的标准。她温柔敏感的存在，本身就是珍贵的啊。

我感恩现有的一切，但我想，自己也许不会止步在这里，也许会有新的困惑和愿望。而生活，已经在给我新的挑战，在写下这个故事期间，我遭遇了一场晴天霹雳，还有残骸尚未收拾。我希望自己记住，流泪过后，事情会变好，前方会有新的礼物，而我，会更加强大。

本文来自三明治「非虚构短故事学院」，9月短故事招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