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亿债务曝光！古天乐发文，向华强说他快睡天桥，只是冰山一角

12天前的9月2日，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受理一份民事起诉书——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离岸实体，将古天乐本人及其创立的天下一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列为共同被告，索偿本息合计1.49亿港元（折合人民币约1.3亿元）。

消息迅速引爆全网。

谁曾料到，那位累计捐建逾百所乡村学校的“筑梦推手”，那位以一己之力维系港产片创作命脉的“孤勇守灯人”，那位8月才在红磡体育馆完成个人首场大型演唱会的资深影人，竟深陷如此巨额债务泥潭？

这场债务风暴的源头，可追溯至2019年。

当年9月，古天乐与天下一公司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企业Sino Hero Ventures Limited签署融资协议，获得7000万港元授信额度，约定2020年9月到期清偿，年化利率为12%；若逾期未还，则利率自动上调至18%。

此后未能如期履约，双方先后两次协商展期，最终宽限至2022年12月31日。当日，天下一仅支付1320万港元，剩余款项再无后续动作。

直至今年8月27日——即被正式起诉前五日，又向对方账户划转70万港元。

七年周期内累计偿还1390万港元，本金部分几乎原封未动，而利息却持续复利叠加，呈几何级膨胀态势。

按7000万本金、年息18%计，单年应付利息即达1260万港元；七年滚动计算并扣除已付金额后，账面债权总额跃升至1.49亿港元。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诉讼发起前数日仍在履行小额还款义务——这清晰表明古天乐一方始终保有偿债意愿，并无恶意拖欠意图；但债权人显然已失去耐心，选择通过司法程序加速回款进程。

公众第一反应多是惊疑：古天乐身家丰厚，何至于背负1.49亿之巨债？

实则这笔资金的法律属性需重新审视。财经评论人欧景莲在《信报》专栏中指出关键所在：该笔融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单笔放贷，而是一笔可循环使用的高额度信用授信。

既然允许随时提取最高7000万港元，其背后授信总额势必突破亿元门槛，且全程无实物抵押担保，利率更低于同期市场平均水平。

放款方为何愿意提供如此优渥条件？答案浓缩为三个字：古天乐。

他在香港影坛深耕三十载所积淀的职业声誉与行业公信力，本身就是最坚实、最稀缺的无形资产。

遗憾的是，电影产业从来不是仅靠信誉就能稳获回报的领域。

案件曝光后，天下一公司随即发布正式回应，提出三项法律抗辩主张。其一强调原告公司曾于2020至2023年间被当地注册机构剔除登记、处于事实解散状态，期间天下一多次尝试联络其授权代表均告失败，客观上无法履行还款义务。

其二指控原告在提起诉讼过程中，擅自违反合同约定的保密义务及“不造成损害”原则，主动向媒体披露借贷细节，意在制造舆论压力施加不当影响。

其三指出诉状所载事实陈述存在重大遗漏，保留进一步追责权利。

归根结底，核心争议聚焦一点：债权人在失联三年期间是否仍享有全额计息权利，这一问题本身即具高度争议性。

然而多位执业律师分析认为，上述三项抗辩理由实际支撑力有限。

即便原告公司曾被注销登记，亦不导致债权自动灭失；恢复合法存续后，其追索权依法延续；而12%至18%的利率区间，在香港《放债人条例》规制下并未超出合理范畴，难谓显失公平；至于向媒体披露案情，虽可能构成违约行为，但仅涉及合同责任范畴，不影响主债务关系的成立与效力。

换言之，这些主张或可在庭外协商中争取一定让步空间，但难以从根本上动摇债务本金及合法利息的法律基础。

今年初，向华强在其个人视频频道披露一则业内秘闻：电影《寻秦记》拍摄中途资金枯竭，古天乐亲自登门求助，坦言若再无注资恐将流落街头。

向华强最终出资2000万港元，占影片总投资额约十分之一。

彼时他盛赞古天乐为港片“最后守夜人”，此语乍听似礼节性褒奖，细察财务数据后方知字字千钧。

《明日战记》总投资高达4.5亿港元，后期特效耗时五年，完成1700余个高精度镜头；2022年上映后，内地与香港总票房远未触及13.5亿港元盈亏平衡线，账面亏损逾2亿港元。

《寻秦记》总投资3.5亿元人民币，古天乐不仅零片酬出演，更自掏腰包承担三成成本；全球分账收入仅约1.48亿元，账面亏损同样超过2亿元。

两部重头作品合计形成的资金缺口，早已远超当初7000万港元借款所能覆盖范围。

唯一实现口碑与票房双赢的《九龙城寨之围城》，全球票房突破1.1亿美元，但因投资方众多、分成结构复杂，最终归属天下一公司的净收益，尚不足以填补此前累积的巨大亏空。

倘若仅将目光锁定于古天乐个人财务状况，便严重低估了此事背后的系统性困境。

据香港影业协会最新统计，2025年全港戏院总票房为11.31亿港元，同比下滑近16%；全年纯港产新片仅22部上映，其中票房最高的本土作品仅为1512万港元。

金像奖董事局主席尔冬升公开披露一组更具冲击力的数据：2025年港产片在香港本地市场的票房占有率，由上年度的43.9%骤降至14.4%。

短视频平台与流媒体生态正持续切割观众注意力碎片，港片赖以立足的经典类型范式——警匪对决、身份卧底、兄弟羁绊——对Z世代受众吸引力日渐式微。

古天乐对此困局并非视而不见，恰恰相反，他是最早感知寒意的人之一。

天下一旗下签约艺人接近全港从业者的半数，仅每月固定人力支出就达400万港元；疫情期间，他牵头发起基层电影工作者援助计划，为每位从业者发放9000港元应急补贴。

他主导投资的多部作品，本质上并非商业导向，《白日之下》关注精神障碍者生存境遇，《梅艳芳》致敬一代传奇，《妈妈的神奇小子》聚焦残障家庭真实挣扎——此类题材若交由纯市场化制片方评估，大概率会被直接否决。

可这些作品普遍缺乏票房号召力，资金从何而来？唯有依赖商业大片反哺。

而商业大片自身盈利乏力，资金链便只能越绷越紧，利息越滚越多，终至债权人启动法律程序。

古天乐早前一句朴素表态，却被多数人忽略。他曾坦言：“我撑不了太久了”，却仍坚持推进每一部新片立项。

一边是他捐建的内地学校总数已突破140所，遍及二十多个省份的偏远山乡；另一边是他独自扛起整个港片工业体系残存运转的重担，在持续萎缩的市场中艰难维系。

债务风波发酵后，他在社交平台发布题为《诚实》的短文，配图是一罐正在畅饮的可乐，文中写道：“无需急于澄清，专注把事做好，便是最本真的诚实。”

截至9月14日最新进展，双方代理律师已展开实质性和解磋商，业界普遍预期将以折价清偿方式结案，古天乐方面支付经协商确定的调整后金额，原告随即撤回诉讼。

和解能否落地、法院如何裁定，终究属于法律技术层面的问题。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已然浮出水面：一位捐建百余所学校、供养港片半数从业人口、连向华强都愿倾注2000万助其续命的行业脊梁，最终被一笔七年前的授信债务逼至法庭门前。

这已不止是古天乐个人的危机，而是整个港片生态将全部希望押注于一人肩头，而此人也正站在体力、财力与心力的极限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