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作为兵团司令没被评衔，其职务相当于大将级别，如参与评衔只能评上将吗？

1949年秋，北平城内，程子华接到新的任命，离开军队系统，转任山西省委书记。此时距离全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还有几年，但他已经不会再以军人身份参加授衔。一个曾经担任兵团司令员的人，就这样从评衔名单中消失了。

这件事后来引起不少讨论。有人认为，程子华的资历和职务，完全够得上大将；也有人判断，即便参加1955年授衔，他更可能获得上将军衔。争议的关键，不只是战功大小，还在于当时评衔所依据的复杂标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先后组建多个兵团。程子华担任第13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平津战役，随后南下作战。第13兵团后来投入中南地区解放行动，部队推进到广西一带时，程子华却奉命转赴地方。

有人问：“打了这么多年仗，为什么突然去地方？”

他的回答并不复杂：“组织上需要，哪里都一样是工作。”

这次调动并非降职。山西是程子华的家乡，他熟悉当地社会关系和民情。新政权刚刚建立，接管城市、恢复经济、清理旧政权机构，都需要既有军事威望、又能处理地方事务的干部。程子华被安排担任山西省委书记，正说明中央对他的信任。

程子华早年的经历颇为特殊。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参与红25军的领导工作。原本的安排，倾向于让他担任参谋长，但当地认为他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又是中央派来的干部，最终让他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

红25军在鄂豫皖坚持作战，后来转入外线。1935年，吴焕先在长征途中牺牲，徐海东接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治委员。部队开辟鄂豫陕根据地后继续北上，并与陕北红军会师。红15军团成立时，程子华担任政治委员，这段经历奠定了他的高级军事领导资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按原有领导关系，程子华本有可能担任旅政治委员，但因身体原因留在延安休养，政治委员一职由黄克诚担任。恢复工作后，他先在山西从事统一战线和武装动员工作，后来进入冀中，担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冀中五年，是程子华军事政治能力进一步成熟的时期。1943年，他调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晋察冀分局副书记。聂荣臻赴延安开会期间，程子华代理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萧克代理司令员后赴延安，他又一度代理军区司令员。军政两方面的重担，曾集中落在他的肩上。

抗战胜利后，冀热辽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这里连接东北与华北，是部队出关、物资运输和兵员补充的重要通道。程子华担任冀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后来又负责冀察热辽地区的党政军工作。该地区既要支援东北战场，也要承担后方建设，绝不是普通的地方军区。

辽沈战役期间，程子华还担任过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负责塔山方向的作战。塔山阻击战牵动锦州攻坚和东北战局，部队在狭窄地带反复争夺，伤亡很大。程子华在这一阶段承担的，是方面军级别的重要作战任务。

由此看，他在战争年代确实具备“大将级职务”的条件。可是，1955年评定军衔，并不是简单按照某一个时期的职务来排座次。土地革命战争中的资历、抗战时期的任职、解放战争的战绩，以及干部所代表的部队系统，都会被综合考虑。

十位大将的产生，既体现了个人贡献，也反映了人民军队不同历史阶段和主要战略区域的构成。程子华长期辗转于红25军、晋察冀、冀热辽和华北等系统，经历丰富，却没有长期固定代表某一支主力集团。这种情况与萧克颇有相似之处。

萧克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红6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参谋长。论资历、职务和战功，他同样接近大将标准，最后授予上将。

程子华的情况也说明，军衔不能只看“当过多大的官”。如果他没有转任地方，继续留在军队参加1955年授衔，获得上将军衔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大将，则需要同时具备更鲜明的历史代表性和军队系统影响力。这个判断，更多是依据同时代将领的实际授衔情况作出的推测，而不是一份曾经存在的正式名单。

1955年授衔时，程子华已经在地方工作，因此没有列入军队授衔对象。他后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履历中的军政转换，也正是那个时代高级干部常见的选择：战争年代统兵作战，建国之后则承担接管地方、恢复秩序和建设政权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