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2日,联邦德国一家医院内,72岁的罗瑞卿刚刚完成左腿手术。几个小时之前,医生还告诉陪护人员,手术过程顺利,过些日子便能下床活动。谁也没有想到,深夜突发的心肌梗塞,会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永远停在异国他乡。
罗瑞卿出国,并不是为了享受。那条伤腿困扰了他十多年,行走需要拐杖,久坐也十分困难。可在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后,他每天仍要工作十小时以上,经常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
邓小平见他如此拼命,曾劝道:“老罗,身体要紧,不要太累。”罗瑞卿只是笑笑。他常说,要把72岁当成27岁一样工作。对他而言,职务不是待遇,而是一副必须扛起来的担子。
这副担子,罗瑞卿从年轻时便挑在肩上。1906年5月,罗瑞卿出生于四川南充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期,他接触进步思想,后来考入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他没有退缩,辗转寻找党组织,并于1928年前后进入革命队伍。
在闽西斗争中,他逐渐显露出坚定、果断的性格。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身材高大的四川人时,曾打趣说他是个“长子”。“罗长子”的称呼由此传开,也成了同志们对他的熟悉称谓。
战争年代,他多次负伤。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罗瑞卿在观察敌情时被子弹击穿面部,伤势极重。救治条件十分简陋,医生曾用包着纱布的银元压住伤口止血。转移途中,他不能说话,只能拍肚子示意饥饿。
后来,他又因感染大叶性肺炎陷入昏迷。有人甚至准备棺材,认为这个高个子伤员恐怕挺不过去。可几天后,罗瑞卿竟醒了过来。毛泽东因此称他为“阎王爷点名也不去报到的人”。
真正改变他后半生的,是1966年那次坠楼。此前,他在工作和政治风波中承受巨大压力,曾写下遗书,随后从三层楼上跳下。人没有死,双脚却遭受严重损伤,左腿留下粉碎性骨折,行动能力从此大受影响。
1973年,罗瑞卿到福建疗养。当地医疗人员为他安排治疗,他每天拄拐练习。一次雨后,他突然把拐杖交给妻子郝治平,说:“今天我想试一试。”随后,他竟独自站了起来。这个动作很短,却让他重新看到了恢复行走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罗瑞卿并不满足于能站立。1977年,他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仍然坚持到部队检查训练。一次从天津附近部队返回后,他更加迫切地想治好腿伤,因为拄着拐杖工作,已经无法适应高强度事务。
国内专家并非没有提出方案。解放军总医院会诊时,医生认为人工骨关节置换可以考虑,但手术复杂,恢复时间也长,更关键的是必须严密防范心脏风险。罗瑞卿住院没几天便要求出院,工作催得紧,他等不起。
此时,联邦德国方面提出了较成熟的残肢治疗经验和手术条件。病例、片子被送往国外后,对方给出了较为乐观的判断。罗瑞卿听完,信心明显增加。1978年7月18日,他抵达联邦德国,还对张爱萍说,回来后要把拐杖扔掉。
8月2日清晨,他被推进手术室。中午传来消息,手术完成,陪伴多年的郝治平一度喜极而泣。傍晚,罗瑞卿从麻醉中醒来,医生检查术腿,情况看上去平稳。午夜前后,医护人员认为陪护可以暂时回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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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治平刚回到旅馆,医院电话便打了过来。她立即赶回,却只见罗瑞卿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手术本身被认为成功,夺走他生命的,却是术后突发的心脏意外。
噩耗传回北京后,邓小平十分痛惜。据身边人回忆,他曾反复说:“怎么会这样?”国内专家此前担心的,正是手术过程之外的风险。若在国内发生意外,抢救、沟通和医疗调度或许更及时;到了国外,语言、距离与医疗协作都增加了变数。
1978年8月10日,罗瑞卿的灵柩回到国内。8月12日,中央为他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那副曾在战火中挺立、又被伤病折磨多年的身躯,最终没有等到重新迈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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