讹传八百年！秦桧是金人放回来的奸细？他的仇家陆游都不认可此说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中学历史课本讲南宋宋金和战，总会提到秦桧，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他不仅是陷害岳飞的千古奸臣，更大概率是金人故意放回来的奸细——专门潜伏在南宋朝廷内部，推动投降议和，替金人办事。这种说法流传了八百年，几乎成了很多人心中的定论。

但是，课本不会告诉你，这桩公案其实从南宋起就争议不断，所谓“秦桧是金人纵归的奸细”，最早的出处不过是他的政敌罢官后写的私人泄愤笔记，根本算不上什么铁证，而和他有私仇的铁杆主战派陆游，则记录了他逃归的真实经历，可以说，他奸佞是真，却并不是奸细。

“纵归说”的源头是秦桧政敌的私人笔记

后世所有“秦桧是金人奸细”的说法，追根溯源，最早都出自南宋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书中是这么写的：“秦桧自京城随金北去，已被金人达兰郎君任用。金骑渡江，与之俱来，回至楚州，金遣舟送归。桧，王仲山婿也，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赆其行。桧之初归，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无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

这段话看似有鼻子有眼，实则作者的立场极不中立。朱胜非和秦桧是政坛死敌：绍兴二年（1132）秦桧第一次拜相仅一年，就被吕颐浩联合朱胜非、黄龟年等人弹劾罢官；后来秦桧复相，朱胜非直接被废居湖州八年，终其一生不得再入朝。《秀水闲居录》这本书，恰恰写于他罢官闲居期间，满纸都是对政敌的攻讦与报复。

这本书的整体可信度，早就在史学界打了折扣。书中不仅骂秦桧，还肆意诬陷其他政见不合的大臣：比如称宰相赵鼎“尝失身于伪楚，初无敢荐者”，可《宋史・赵鼎传》明确记载，金人攻陷太原时，赵鼎力主“祖宗之地不可以与人”，京师失守后拒绝在张邦昌伪朝任职，是有名的主战派。又如称大臣向子諲“进不以道，交结北司，颇事贡献”，可史实是向子諲出使金国时，宁肯得罪秦桧也不肯拜金诏，是出了名的气节之臣。时人早已评价此书“多其私说”，也就是私人恩怨太重，记载多不可信。

更关键的是，如果朱胜非真的掌握了秦桧通敌的实锤，这可是关乎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正是他扳倒政敌、邀功取宠的绝佳机会，他怎么可能只写在私人笔记里，而不向朝廷举报？由此可见，所谓“金人纵归秦桧”，从一开始就更像是政敌的道听途说与刻意抹黑。

至于后世流传的《中兴姓氏录》等书，更是错漏百出。书中说粘罕因为秦桧上书议和，就“赐钱万贯、绢万匹”，可当时南宋自建炎元年起，接连派王伦、宇文虚中、洪皓等使臣赴金乞和，甘愿去帝号、称藩臣，金人都一概不理，怎么会反过来看重一个被俘的御史中丞？书中还说秦桧“全家厚载”而归，可哪有奸细带着全家、拉着财产大张旗鼓回国的？更离谱的是，书中称南宋军队为“贼”、称金国为“大金”，连基本的立场都写反了，其史料价值可想而知。

更可信的记载：陆游笔下的逃归经过

相比朱胜非带着私怨的记载，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里的描述，反而要可信得多。书中记载了秦桧逃归的具体经过：“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无憾。若逃而获，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而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陆游会不会替秦桧说话？

答案恰恰相反。陆游是南宋铁杆主战派，生平最恨秦桧主和误国；更重要的是，他和秦桧还有私仇：绍兴二十四年（1154）陆游参加礼部试，本来名列第一，因为名次排在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被秦桧直接下令黜落。于公于私，陆游都绝无为秦桧遮掩、粉饰的动机。

更何况，陆游有足够的信息渠道。他的父亲陆宰官至直秘阁、知临安府，是南宋初年的核心近臣，对朝廷内情的了解远非一般人可比。陆游与秦桧并世长达三十年，对当时朝野关于秦桧南归的各种议论，自然耳熟能详。而《老学庵笔记》成书于秦桧死后约四十年，宋高宗也已去世近十年，秦桧党羽早已失势，文禁大开，时人可以自由议论秦桧之罪，完全没有必要为其“纵归”的身份讳饰。

这一点还可以得到更多佐证。南宋中后期的主战派代表叶适，痛斥秦桧“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但从来没说过秦桧是金人奸细。理学大家朱熹和学生讨论秦桧，也只说“他是见得这一边难成功，兼察得高宗意向亦不决为战讨计”，分析的是他的性格与判断，从未提及“奸细”二字。如果秦桧真的是金人放回来的卧底，这些对他恨之入骨的政敌与后世大儒，绝不可能放过这么大的把柄。

战略大势：金人根本没必要纵归秦桧

如果跳出具体的史料记载，站在建炎末年宋金对峙的大格局里看，“金人纵归秦桧做奸细”的说法，就更不符合基本的战略逻辑。

很多人以为，金人放秦桧回来，是为了推动宋金和议。可史实是，建炎年间根本不想和谈的是金人，急着求和的是南宋。宋高宗赵构登基之后，就一直在遣使乞和：建炎元年（1127）十一月派王伦出使，建炎二年五月派宇文虚中出使，建炎三年又派洪皓、崔纵接连出使，结果所有使臣全被金人扣留，金人根本不屑于和南宋谈判。

非但不议和，金人还一心要彻底灭亡南宋。建炎三年（1129）七月，金太宗下诏命兀术为统帅，兵分四路大举南侵，一路长驱直入，攻破建康、临安、明州，搜山检海，差点在海上活捉宋高宗，史称“己酉航海”。直到建炎四年（1130）七月，金人觉得一时难以彻底消灭南宋，才决定扶持刘豫建立伪齐政权，作为缓冲地带，意图“以中国攻中国”，用傀儡政权消耗南宋。

秦桧归宋，是在建炎四年十月，距离伪齐建立还不到一个月。试想：金人刚刚定下“以伪齐灭南宋”的战略，转头就费尽心机把秦桧放回去推动和议，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邓广铭先生早就说过：“当时宋、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金方，只要金人不彻底解除赵构对南方人民进行统治剥削的权利，则女真贵族们的予取予求，赵构无不唯命是听。”说白了，当时南宋已经卑躬屈膝到这个地步，金人根本没必要多此一举，安插什么奸细来推动和议。

更说不通的是预判问题。秦桧被俘的时候，官职只是御史中丞，在北宋降臣里根本排不上号。金人怎么能精准预判他几年后能打入南宋核心决策层，甚至当上宰相独揽大权？万一回来之后不受重用，这奸细不就白放了？更何况绍兴二年秦桧才当一年宰相就被罢官，如果他真是金人安插的棋子，金人怎么可能毫无反应，坐视其失势？

被夸大的“铁证”与被混淆的概念

后世用来证明秦桧是奸细的所谓“铁证”，仔细推敲起来，其实都站不住脚。

最有名的就是“兀术遗桧书”，传说兀术专门写信给秦桧，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但这份所谓的书信，从来没有出现在宋代的官方档案里，最早出自岳飞孙子岳珂所著的《鄂国金佗粹编》，是后人追忆杜撰的产物，并非当时的原始文书。而且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漏洞：绍兴十一年秦桧收大将兵权，最先针对的其实是韩世忠，不是岳飞。如果金人真的点名要杀岳飞，秦桧怎么会先拿韩世忠开刀？

还有人拿绍兴四年金使的问话当证据，当时金使入境，曾向南宋使臣询问“秦中丞桧在何处”，还说“此人元在自家军中煞是好人”。可稍微想想间谍的基本常识就知道，如果秦桧真是金人安插的高级卧底，金人会当着南宋官员的面，特意提起他、夸奖他？这哪里是安插奸细，分明是故意暴露身份。

反过来，秦桧刚归宋时，南宋朝野的主流反应，反而能说明问题。当时虽有零星质疑，但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都力荐秦桧忠心，张浚、赵鼎等重臣也纷纷举荐。就连主战派领袖李纲，都专门给秦桧写贺信，称赞他“奉銮舆以北狩，岂人能为？持汉节而南归，殆天所相”。如果当时普遍怀疑他是金人奸细，这些重臣绝不可能是这种态度。

当然，说秦桧不是金人放回来的奸细，绝不是要给他翻案。他是南宋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奸臣，独相十七年，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冤杀岳飞，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这些罪责都是板上钉钉，永远洗不掉。

但八百年下来，很多人混淆了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奸臣不等于奸细。道德上的谴责，不能代替史实上的判断。因为恨秦桧，就默认他一定是金人间谍，什么脏水都往上泼，反而模糊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桩公案之所以混淆了八百年，本质上是后人把道德评判和史实考证混在了一起。治史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一个人坏，就把所有没证据的罪名都安在他头上。秦桧的问题恰恰是最好的例子：大奸大恶是真，奸细之说是非。历史的复杂之处，往往就在于此。#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