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陶铸要求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毛主席回应：够了，已经够多了

1962年，北京中南海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准备再次发言，内容仍是检讨自己的工作。毛泽东看出他的意思，抬手打断道：“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这句话并非替陶铸开脱，反而说明一名地方主要负责人，已经把责任扛到了什么程度。陶铸的特殊之处，不在于从未犯错，而在于事情出了偏差后，能够回到现场，重新核实，再把问题如实报告上去。

他早年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硬劲。1932年，红一军团攻克漳州后，陶铸曾提出，希望支援闽东武装两个连的枪支。聂荣臻等人当即说明困难：红一军团自身尚有许多战士没有武器，实在无力调拨。

陶铸不了解红一军团的具体情况，听完后直截了当地表示不满。毛泽东没有计较他的冲撞，反而评价说：“是头牛。”这句评价有褒有贬，既指他认准目标便往前冲，也点出了他性格中不肯轻易服输的一面。

这种“牛脾气”在严酷环境中曾发挥过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陶铸参与福建地下工作，组织营救被捕同志。自己被捕后，他拒绝国民党方面的拉拢，没有因威胁利诱改变立场。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铸在湖北主持干部训练工作。武汉失守后，他带着十余人和八支枪进入鄂中，逐步建立游击武装。队伍从极其简陋的条件起步，一年后发展到两千余人，靠的不是口号，而是组织、动员和实际斗争。

到延安工作后，他的直脾气依然没有完全改变。工作中意见不合时，刘少奇、叶剑英等人也曾被他当面顶过。有人把这些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说，党内需要有这样的人，既有牛劲，也有牛脾气。

新中国成立初期，陶铸面对的任务更加复杂。1949年广西解放后，境内土匪活动严重，成股残匪数量众多，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中央调陶铸前往广西主持剿匪工作，要求在限定时间内打开局面。

当时一些地方片面强调宽大，土匪被释放后又进行报复，群众不敢揭发，剿匪工作因此受到牵制。陶铸到任后，主张对首恶和顽抗分子集中打击，同时对愿意悔过、交枪者实行区别处理。政策不能只有“宽”，也不能只讲“打”，必须分清对象。

剿匪任务完成后，他又被调往广东主持土地改革。广东地域广、情况复杂，陶铸没有满足于听汇报，而是把大量干部派到基层，要求扎根农村，了解农民的真实处境。广东土改由此逐步推进，到1952年底，全省土改基本完成。

广东的另一个难题，是粮食长期不能自给。陶铸出身农村，明白一亩地能打多少粮，农民一年需要多少口粮，不是会议上的数字能够随意决定的。任职期间，他走访广东大部分市县，进村时常常步行，与农民交谈，观察耕作和收成。

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也影响了广东。报刊上不断出现高产报道，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指标，层层加码，密植等做法被当成增产办法。陶铸起初对“亩产万斤”之类的说法并不认可，但在全国性压力下，广东的指标也逐渐脱离实际。

1959年至1960年，广东部分地区粮食减产，基层缺粮问题显现。陶铸曾参与和推动反“瞒产”工作，到东莞调查时，会上多数干部都说当地丰收，老党员袁溥之却提出了不同意见。陶铸当场批评了他，后来事实证明，袁溥之反映的情况更接近实际。

问题摆在面前，硬顶没有用。陶铸再次到东莞，带干部下田，与农民一起劳动。起初农民不敢讲真话，只是一味说“好”。陶铸察觉后问道：“你们对我还不敢讲真话？”气氛缓和后，农民才说出缺粮、晕倒等真实情况。

听到这些情况，陶铸当即安排给困难群众送粮，并承认：“搞成这个样子，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对不起大家。”这不是一句场面话。回去后，他根据调查形成报告，说明广东农村的实际困难，也检讨了自己在高指标和反“瞒产”问题上的责任。

中央随后肯定了这份报告，并将其中一些改进办法转发各地。陶铸还把检讨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专门找到袁溥之道歉。对一名省级主要负责人而言，承认判断失误并不轻松，尤其是在此前曾经批评过对方的情况下。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陶铸在会上作了较早的自我批评。此后，他仍多次要求发言，反省自己在广东农村工作中的责任。也正因为检讨已经反复进行，才出现了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劝他“不要再检讨”的一幕。

陶铸并没有因检讨而停止工作。广东随后调整农业政策，纠正脱离实际的做法，恢复生产秩序。到1965年，广东粮食产量达到二百多亿斤，较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一倍左右，并由过去需要调入粮食的省份，逐步转为能够外调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