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中巴友谊！在一天内，外交部同时向两国追责，事态不容轻视

前言

各位读者朋友，我是小李。

9月8日，巴拿马共和国国会大厦内上演了一场令人震惊的政治场景：在总计71个议席中，多达45名议员集体亮相，宣布加入一个名为“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的组织。该小组名义上聚焦所谓“议会对话”，实则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建立制度性联络渠道；美国国会众议员迪马里更以预先录制视频方式公开致贺，现场气氛俨然一场官方性质的双边互动仪式。

这一举动标志着——一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主权国家，其最高立法机关中逾六成成员已实质性倒向台湾当局，突破了建交国处理涉台事务的基本政治底线。

中方反应迅疾而坚定：9月8日当天，中国外交部与驻巴拿马大使馆接连发布严正声明，不仅点名批评涉事议员行为，更首次同步对巴拿马政府及美国政府启动外交问责程序。措辞之强硬、追责对象之广泛、时间节奏之紧凑，在近年来所有涉台外交事件中均属罕见。

为何此次中方未止步于象征性抗议，而是双线出击、直指两国行政中枢？为何单纯依靠总统表态或外长声明已难以维系政治互信？若将此事置于巴拿马过去两年对华政策持续松动的大背景下审视，它又折射出怎样的战略转向信号？

45名议员加入的“小组”

9月8日当天，巴拿马国会内部悄然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该组织虽冠以“交流”之名，却明确设定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开展常态化机制对接，并签署合作备忘录。71席议员中，45人当场签署加入文件，占比达63.4%，横跨执政党、反对党及中间派多个政治力量。

核心参与者包括：现任国会议长卡斯塔涅达斯、第一副议长兼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共同主席科恩、第二副议长曼努埃尔·郑、外交委员会主席格瓦拉等重量级人物，几乎覆盖国会关键岗位。

除台方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录制祝贺视频外，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联合主席迪马里亦通过视频发表讲话，称此举为“深化民主伙伴纽带的重要一步”，并承诺美方将持续提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该小组并非议员自发倡议的结果，而是由外部势力深度介入推动。据多家拉美主流媒体披露，整个筹建过程由IPAC巴拿马分部主导策划，从章程起草、人员动员到仪式安排均由其全程操盘。

IPAC在巴拿马政坛渗透已久。早在2026年2月，该组织执行秘书培瑞兹便率一支七人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地区，期间与台立法机构高层密集会晤，并签署多项所谓“议会合作意向书”。

一位不愿具名的巴拿马国会幕僚透露：“目前‘友台小组’成员数量已是现有‘友中小组’的整整两倍——后者自2017年建交以来一直维持在20人左右。”

当六成以上立法者集体迈出这一步，已远非个别议员的失当言行，而是构成对国家对外政策根基的一次系统性冲击。

面对舆论压力，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当晚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议员个人对外交往不等于国家外交立场，巴拿马的对外关系由行政部门统一制定并执行。”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同日发布声明指出：此类行为不仅违背《中巴联合公报》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更严重违反巴拿马宪法第147条关于外交权专属行政分支的规定，属于典型的越权政治操作。

回溯2017年中巴建交历史，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开宗明义确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将一个中国原则列为建交不可动摇的政治前提。建交至今，历届巴拿马政府均在公开场合重申恪守该原则。

穆利诺总统本人及外长马丁内斯-阿查亦多次表态：“巴拿马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所有外交决策均由中央政府作出。”

但现实困境在于执行力。倘若行政部门确有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决心与能力，为何无法阻止近三分之二议员集体参与涉台机制建设？倘若连本国立法机关都难以有效约束，那么这一原则在巴拿马政治运行体系中的实际效力究竟还剩几何？

在小李看来，政治声明易写，原则落地最难。空泛表态无法替代制度性保障，口头承诺不能取代刚性约束。

自2017年建交以来，中巴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巴拿马香蕉、海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承建的科隆自贸区升级项目稳步推进；巴拿马运河相关航运服务协议陆续签署。这些务实成果，无一不是建立在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坚实政治基础之上。一旦地基松动，上层建筑必然面临结构性重估。

美方走的是一条什么的路

美方在巴拿马所采取的操作路径极为清晰：绕过受国际条约约束的行政系统，转而深耕立法机关，借议会平台制造对华摩擦。这条路之所以走得通，根植于巴拿马独特的宪政结构与政党生态。

根据巴拿马宪法，外交事务属总统及内阁专属职权，行政部门须履行建交公报义务；而国会议员既无外交决策权，亦无需承担外交后果，其履职重心集中于选区利益与连任诉求，因而更易被外部势力精准游说与定向动员。

事实上，美国驻巴使馆多年以来形成一套成熟运作模式：长期避开总统府与外交部，直接与数十名活跃议员保持高频接触，定期举办闭门简报会、资助赴美考察行程、提供政策咨询支持。

2025年8月26日，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亲临IPAC巴拿马分会宣誓仪式现场，并与十余名不同党派议员合影留念。美国使馆随后在X平台发布图文消息，称“大使高度赞赏巴拿马议员展现的民主精神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意识”。

中国驻巴使馆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直指卡布雷拉大使“公然策动巴拿马个别议员加入反华政治联盟，实质是将巴立法者裹挟进美国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轨道”。

这种“前台议员唱戏、后台美方搭台”的策略，在拉美多国有成功先例。通过将挑衅行为包装为“议会民主交流”，既规避了外交违规风险，又实现了对华施压效果。一边是行政部门维持表面正常关系，另一边是立法机构持续输出对抗信号，形成双重挤压态势。

中方此次同步向巴、美两国发起外交追责，正是针对这一精心设计的“行政维稳—立法搅局”运作链条发起精准打击。

9月14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嘉昆再次阐明中方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郭嘉昆特别指出：所谓“小组”的设立，严重背离巴方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原则。中方注意到巴政府近期相关表态，但更为关注的是后续行动——希望巴方真正把一个中国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可追责的具体举措，切实守护好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石。

与此同时，中方敦促美方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输送错误政治信号，彻底终止干扰破坏中巴关系的一切幕后动作。

值得细察的是，中方措辞存在明显策略区分：对巴方使用“希望……落到实处”，强调执行维度；对美方则采用“敦促”“立即停止”等指令性表述，凸显责任主体差异。

这种差异化表达绝非修辞技巧，而是精准识别角色定位后的理性回应——巴方作为主权国家负有首要履约义务，美方则是跨境干预的实际操盘手。中方借此释放明确信息：谁在主导、谁在配合、谁应担责，边界不容模糊。

换来了什么

此次事件还需置于更宏大的经济博弈背景中理解。2025年2月，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巴后突然宣布：不再续签中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当时回应称：“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以胁迫手段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对巴方单方面终止合作文件深表遗憾。”

随后，外交部部长助理赵志远紧急约见巴拿马驻华大使莱卡罗，就该决定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巴方说明理由并评估后续影响。

至2026年2月，巴拿马政府进一步升级对华经济施压动作：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强行接管由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运营的巴尔博亚港、克里斯托瓦尔港两大核心集装箱码头，全面没收资产、设备及运营数据，导致企业遭受重大经营损失。

长和方面于2026年2月依据《中国—巴拿马投资保护协定》发出争议通知，启动友好协商程序。然而在长达六个月的沟通中，巴方仅组织一次流于形式的磋商会议，始终回避赔偿方案与法律救济路径。

2026年8月20日，长和正式向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提交仲裁申请，索赔总额逾15亿美元，创下拉美地区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争端金额新高。

由此可见，巴拿马已在经济合作层面完成多轮让步甚至倒退。但美方并未因此收敛，反而加快在立法领域布局节奏，形成“经济施压+政治挑衅”双轨并进的新态势。

这套组合拳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一方面迫使巴行政系统在中美之间承受持续加码的经济成本，另一方面驱使立法机关制造高频次政治摩擦，从而双向压缩中巴关系的战略空间，逐步侵蚀其政治互信根基。

穆利诺总统曾坦言：“巴拿马不应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角力场。”这句话本身极具洞察力。

但小李想说的是，仅有清醒认知远远不够，必须辅以果断行动。若巴方继续沿用“口头表态—被动应对—事后补救”的旧模式，不仅经济损失将持续扩大，政治信用也将加速流失，最终真正获益的唯有美方的地缘战略布局。

接下来需重点关注两个动态：一是巴政府是否会出台具有强制力的内部纪律规范，对涉台议员行为实施实质性约束；二是美方是否会借IPAC平台进一步扩大在巴国会的组织网络与资金投入。

此外，港口仲裁案裁决结果是否与当前涉台事件产生政策联动效应，将成为判断中巴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风向标。

结语

一个中国原则既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准则，更是中巴建交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石。

当立法机构中六成以上成员公然与台湾方面构建机制化联系，而行政部门仅以轻描淡写的声明作回应，这种不对称反应本身就揭示了一个严峻现实：一个中国原则在巴拿马政治实践中的约束力正在被悄然稀释，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中方选择在同日分别向巴拿马与美国发起外交追责，传递的信息斩钉截铁：在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上，不存在模糊地带，也不接受“议员行为不代表政府”的推责逻辑。

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需要双方共同捍卫。任何一方的犹豫迟疑、含糊其辞或战略退让，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令多年耕耘的合作成果面临系统性再评估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