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长期以来，欧洲被认为有着较强的反思精神，尤其是德国，甚至时常被誉为“反思性力量”。这种反思意识和能力也体现在国家治理方面，例如，“德国制造”在十九世纪末期曾作为侮辱性词汇被英国人用来描述劣质商品，但德国人用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将其转变为品质与信誉的代名词；又例如，在1999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德国嘲讽为“欧洲病夫”后，德国在欧洲内部率先改革，推行“2010议程”，在短时间内重新成为欧洲经济火车头。
由此可见，恰恰是这种习惯检视不足的能力，多次在国家陷入萧条甚至危机阶段，让德国一次次完成革新。然而，在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的当下，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似乎越发丧失了自我反省的勇气与能力。笔者近期在欧洲访问交流时感到，越来越多欧洲人更倾向于让别人反省，而非反躬自省。
这点在创新力问题上尤为明显。欧洲国家长期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美国的补贴政策，认为所谓“国家干预”使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而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都相继推出了产业扶持政策，加强了国家干预。如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IPCEI）对芯片、微电子与通信等的专项援助，欧盟复苏与韧性基金（RRF）扶持绿色转型与数字化产业改造。其实，正如欧盟2024年发布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中所指出的，欧洲之所以在高科技等领域落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创新投入上的严重不足，以及企业坐享传统领域的红利而丧失了创新动力。
对于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欧洲方面反复强调的是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并以此在公平竞争、对等互惠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对中方施压，以及为自己引入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寻找正当性。但欧洲方面却不愿意公开谈论自身竞争力下降，进而导致出口优势受到削弱的问题，而是不断强化对华“去风险”，自己封堵了向中国出口商品和技术的空间，这也是欧方不愿谈论和触及的议题。
在欧洲内部团结问题上，欧洲也倾向于把内部的“分裂”归咎于中国对欧洲的“分化”。笔者常听到欧洲学者强调的一个词是“欧洲优先”，言下之意是，中国应“优先”与欧盟机构打交道，而不应试图影响欧盟各成员国，继而“破坏”欧盟的团结。暂且不说欧盟各成员国本身也在成员国与欧盟这两个层面与中国互动，它们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政策取向是其自己权衡自身利益的结果，而非外力能简单左右的。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自省力的下降也溢出到了国内治理上。近年来，由于经济连年不振、民生问题累积，叠加外部危机与冲突的冲击，欧洲诸多国家出现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进一步壮大的情况。对此，主流政党的政治精英并无应对良方，于是指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凭借制造焦虑与恐慌“骗取”选民的支持。相关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选民宁愿相信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问题解决能力，而选择支持它们，并非仅为表达对主流政党执政业绩的不满。
对于欧洲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欧洲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要求正视自己的问题，另一种则习惯于“甩锅”给外部因素。欧洲政治精英忧虑的是，后一种声音的声浪随着欧洲内部问题的累积变得越发强大和刺耳。对于欧洲政治领导人而言，相对于承认自己“无力”解决问题，更为简单而又轻松的做法是把问题推给其他人，以逃避自己“不作为”或“作为不力”的责任。
然而，“甩锅”的做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进而导致问题的累积。例如，面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的竞争，德国一些有识之士反对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德国汽车产业转型迟滞的问题，他们更支持的做法是，德国汽车产业继续保持开放，通过接受来自外部的竞争，倒逼自身产业的加速转型。当年日韩汽车涌入欧洲市场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警告称它们将占领整个欧洲市场，而后来的发展证明，德国汽车业面对竞争采取的主动寻求革新，不仅让其经受住了考验，也带来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欧洲政治精英能否保持其敢省善思的能力、勇于面对自己施政上的不足，是决定其能否做出正确决策的关键因素。如果一味把问题归于外部因素，欧洲国家民众也会越发漠视国内自身问题，对国内改革措施的接受度也会越发减弱，进而反向束缚政治精英的行动能力。总之，希望欧洲人重拾自己的美德，遇事在指责他人之前，应更多自省，或者套用一句德语俗语：“应摸一摸自己的鼻子”。（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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