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我正蹲在院子里择菜，隔壁修车铺的老赵跑过来，说何建新把铺子卖了。
我手里的菜掉在地上。
卖了五十万。给爸妈留了四十万，自己揣了十万块，说要骑车远行。
老赵说：“他说得轻飘飘的，跟没事人似的。”
我问他什么时候走的，老赵说刚走没多久。
我扔下菜篮子就往外跑。跑到巷口，只看见一个背影，蹬着一辆旧自行车，后座上捆着个蛇皮袋，正晃晃悠悠地往镇外骑。
我喊了一声：“何建新！”
他没回头。
风把他的衣服吹得鼓鼓的，像一面没挂牢的旗。
我站在路口，看着他越骑越远，心里头说不上来的堵。
我有种感觉，他这一走，可能就不打算回来了。
01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何建新家一趟。
院子里黑着灯，门上了锁。他爸何学义住在前头那栋老屋里，隔着墙，我听见里头有电视机的声音，响着响着就没了，大概是关了。
我没去敲门。大晚上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何建新的修车铺在镇东头，挨着国道。
我自己的铺子在镇西头，离他那儿隔了两条街。
说起来，我们俩干了快二十年同行，论手艺他比我强。
他这人手巧，喜欢琢磨，什么疑难毛病到他手里都能摆弄好。
前几年他花一万多块钱买了台二手电喷检测仪，整个镇上就他有那玩意儿。
我站在他的铺子门口，透过卷帘门缝往里瞅了一眼，里头黑漆漆的，东西都搬空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自己铺子里干活，他忽然来了。
我抬头看见他站在门口，吓了一跳。
他瘦了不少，脸有点发黄，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还是那副老样子，笑眯眯的。
我问他：“你去哪了？昨天下午我还找你来着。”
他进门，自己拖了把椅子坐下，四下看了看，说：“老罗，你这里还是老样子。”
我说：“你少打岔。你怎么回事，铺子卖了？”
他没答话，伸手摸了摸我桌上的扳手，又放下，摸出烟盒，抽出一支点上。
他平时是不怎么抽烟的，尤其在前头卫生室那个老杨说他肺有点毛病之后，他就戒了。
现在他又抽上了。
我盯着他手里的烟，心里咯噔一下。
他吸了一口，吐出来，才慢慢地说：“老罗，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你说。”
他又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搁在桌沿上，说：“我查出来那个了。肺上。”
我愣了：“哪个？什么？”
“肺癌。”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平，像是说别人的事。
我脑子嗡了一下。半天，我才说：“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上个月。在县人民医院。”他拿起烟头，又放下，像是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片子拍出来，那个长得不太好了，医生说让去省城再确诊。我没去。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那你得治啊！”我声音大了起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老罗。”他打断我，“我见过老支书。”
我话一下全噎在嗓子里。
老支书是我们村的何大顺，前年查出肺上长了东西。
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他儿子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掏空了，又借了二三十万，带着他去省城、去北京，折腾了小一年。
最后还是没留住人，走得时候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走后那二三十万的账，把他儿子压得直不起腰来。
去年他儿子带着媳妇去南方打工，到现在还没回来过。
何建新说：“老支书那个事，我看得清清楚楚。折腾到最后，人还是走了，留下一屁股烂账。我不想像他那样。”
我说：“你不治，你不治你让你爸妈咋办？”
“我给爸妈留了四十万。”他说，“够他们花了。剩十万块，我想出去走走。”
“走到哪儿？”
“不知道。走哪儿算哪儿吧。”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像个没事人一样说：“我走了。你帮我看顾着点我爸我妈，别跟他们说这个事。”
我拦住他：“你真不治了？”
他停下脚步，没回头。
隔了一会儿，他说：“老罗，我这辈子没怕过啥。修车的时候，再难的毛病我都敢拆。可那天我坐在医院走廊里，看着那张单子，我是真怕了。”
他说完就迈步走了出去。
我追到门口，他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了街角。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长时间，连车里的引擎声都忘了关。
02
隔了两天，我又去了一趟何建新的铺子。
铺子已经换了人。
新来的老板我认识，是隔壁镇上的小潘。
他正在往卷帘门上挂新招牌，看见我就打招呼：“罗哥，来啦？何哥让我把这铺子里的东西留一些给你，放在后屋了。”
我说：“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前天。钱都结清了，他把钥匙给我就走了。”小潘往屋里指了指，“他说那套大扳手给你留着，你以前提过想买一套一样的。”
我进屋一看，后屋的角落里放着一个纸箱子。
里头有七八把各尺寸的梅花扳手，还有一个旧得泛黄的工具箱，打开盖子，里头是一套内六角扳手，锈迹斑斑的，还有两把起子。
我认得这套工具。何建新刚入行的时候，在县里一个老师傅那儿当学徒，那师傅不干了，把这套工具送给了他。他用了小二十年，手柄磨得发亮。
我拿起一把起子，木头手柄上深深浅浅的刻痕，是他自己用手指甲抠的。
这小子。走就走，还留东西干什么。
我把箱子搬回自己铺子，放在柜子里头，没拿出来用。心里想着，等他回来，再还给他。
那天下午，何学义来了我铺子一趟。
他穿着件灰扑扑的夹克，手里拎着一袋橘子，一进门就问：“老罗，见着建新了没？”
我说：“见了。前两天来过一趟。”
“他说去南方跑货运，你听他说没？去哪那儿？”
我顿了顿，说：“他没细说。”
“这孩子，也不打声招呼就走了。他妈昨天做了他一锅红烧肉，都没人来吃。”何学义把橘子放我桌上，“你吃，家里自己种的。”
他站在门口，又待了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最后摆摆手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翻来覆去的难受。
何学义六十多岁的人了，早年干瓦匠活，手上全是老茧，指关节粗得像鸡蛋。
他那个人一辈子节省，抽最便宜的烟，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
前年查出肺上的毛病做了手术，医药费报了一部分之后，何建新把剩下的账全接了过去。
那会儿何建新跟我说，爸养他这么大不容易，他出钱给爸治病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他自己也病了。
可他选择不治。
我想不通，我怎么也想不通。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起来倒了杯水，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月光照在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上，影子落在地上，斑斑驳驳的。
我想起以前夏天，我和何建新坐在他家院子里喝啤酒，一人一盘花生米，聊到半夜。
那会儿我们都还年轻，干什么都有劲，觉得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
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日子会变成现在这样。
又过了几天，我实在不放心，骑车去了一趟何建新家。
他家的门开着，赵玉婉在院子里收拾东西。
赵玉婉是何学义的老伴，何建新的妈，六十岁的人了，头发白了一大半。
她看见我来了，把手里晾着的衣服抖了抖，晾到铁丝上，招呼我坐。
她问我：“老罗，你知不知道建新到底去哪儿了？”
我说：“他说去南方了。具体去哪个城市，他没跟我说。”
赵玉婉叹了口气，说：“他那天走的时候，给我和他爸撂了一张存折。我打开一看，里头四十万。我问他这是干啥，他说是他攒的钱，给我和他爸养老用的。我说你自己留着娶媳妇用呗，他说用不上了。”
她说着说着，眉头皱起来：“老罗，他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劲呢？”
我觉得自己的心悬了起来，嘴上还是说：“能有什么不对劲的。他现在挣大钱了，孝顺你们呗。”
赵玉婉摇了摇头：“这孩子打小就这样，心里有事从来不说。”
我听见屋里传来一阵咳嗽声，何学义从里屋走出来，看见我，又咳嗽了两声，说：“老罗来啦。我这嗓子最近不得劲，可能是换季，着了凉。”
我应了一声，说我还有活，就先走了。
出了门，我骑上自行车，骑出老远，才停下来。
回头看了看何建新家的院子，院墙已经有些年头了，墙角的红砖被雨水泡得发黑，院门上的油漆也一块块脱落了。
他留下四十万。他不知道，他那四十万，在他爸眼里，远不如他这个人值钱。
03
接下来有半个多月，何建新一直没有消息。
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都提示关机。我有些着急，但也没办法，只能等着。
后来一天下午，我的手机忽然响了。我一看屏幕，是何建新。
我赶紧接了：“你总算打过来了。你在哪儿？”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风声，呼呼的，他说话的声音夹在风里，听得不太真切：“老罗，我在太行山里头。”
“太行山？你去那儿干啥？”
“骑车啊。”他笑了一声，“我自己也没想到，骑得还挺远的。”
我说：“你身体咋样？”
他沉默了两秒，才说：“还行。这阵子没感觉不舒服。”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他说，“看心情吧。到一个地方待几天，觉得好就多待几天。你帮我去看看我爸我妈，我打了电话给他们报平安了，但我不放心。”
我说：“我去看过了。你妈精神还行，你爸就是嗓子有点不舒服，老是咳嗽。”
他又沉默了一下。隔了很长一会儿，他说：“老罗，我爸那个人，一辈子嘴硬心软。他要是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他能说我什么。”我说，“你什么时候能给家里寄个地址来？让你爸妈知道你在哪儿，也好放心。”
他说：“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
“为什么？”
他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老罗，你还记得咱俩以前去县城学修车的事吗？”
我说：“记得。那时候咱俩才十七八岁，你学修发动机，我学喷漆。住了半年的地下室，冬天冷得不行，两个人盖一床被子。”
他说：“那会儿觉得日子苦，现在想想，其实那时候最好了，什么都不用想。每天就是学手艺，吃口热饭，晚上躺下来聊聊天，就觉着挺幸福的了。”
他说完这句话，电话里的风声大了起来。断断续续的，他说：“挂了吧。信号不好。”
我说：“你等等。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回答，电话就断了。
我拿着手机，看着屏幕上那个通话时长，一分四十秒。
这一分四十秒里，他没有说过一句“我很好”，也没有说过一句“我不行了”。他只是跟我说了一些过去的事。像是话头还没起，人就跑了。
这人，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他话少，但从来不躲。
现在他的声音里，总像是在压着什么。
04
又过了十来天，何学义来找我了。
那天下着雨，我窝在铺子里头修一台拖拉机，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抬头一看，何学义站在门口，没打伞，衣服淋湿了半边。
我赶紧把他拉进屋里，给他倒了一杯热水。他说：“不用不用，我不渴。”接过水杯，两只手捧着，没喝。
坐了一会儿，他开口了：“老罗，你跟我说实话，建新到底去哪里了？”
我说：“他不是说了吗，去南方了。”
何学义摇了摇头：“他要是真去南方跑货运，不会这么久连个地址都不给我。他走的时候那样子，不像去打工的。”
我低着头，没说话。
他接着说：“他以前就不爱跟我说实话。小时候摔断了胳膊，回来跟我说是爬树蹭破了皮。第二天我看到他胳膊上的石膏，他才跟我说实话。这孩子，凡是越大越瞒的事，越没有好事。”
我咬着嘴唇，不知道该怎么说。
何学义忽然把手伸到兜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我看见那个东西，整个人都僵了。
那是一张对折的纸，纸边有些卷曲了，像是被人翻过很多次。
他把它打开，递到我面前。我认出那是县医院的CT检查单，上面写着一个名字：何建新。
我抬起头，看见何学义站在面前，眼神直直的看着我，问：“老罗，你看过这个没有？”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说：“叔，我……”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觉得害怕。
我没有说出话来。
何学义把我手上的水杯拿过去，放在桌上。
他的动作很慢，放下水杯的时候，他的手指在桌沿上停了一下，像是在攒力气。
他说：“老罗，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啥事没见过。我儿子出了事，瞒着我，你帮着他瞒着我。我不怪你。你告诉我，他现在到底在哪里，他身体怎么样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个。”
他的声音还是平的，但他握着那张检查单的手，一直在发抖。
我看着他的手。他手上的青筋一根根凸起来，指关节粗大变形。这张检查单他不知看了多少遍了。他早就发现了。他等了很多天，等我主动告诉他。
我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说：“叔，建新他现在在太行山那边，具体位置我不知道，他只说在一个小县城待着。他打电话来报了平安，说身体还行。”
何学义听了，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
他点了点头，说：“他从小就擅长跑。小时候跟他妈去赶集，一转眼人就不见了。他妈满街找他，他自己蹲在人家卖小鸡的摊子跟前，看了一天都不嫌腻。”
他说完站起来，把那杯水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往门口走了两步，停下来。
他没回头，说：“老罗，你劝劝他，让他早点回来。他存的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动，都在炕头的柜子里锁着。他好利索了，那钱还得留着给他用。”
他推开门走进雨里。雨水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沿着他的后脑勺流下来。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怎么也搬不动。
05
那天晚上，我坐在自己铺子里，想来想去，还是拨了何建新的电话。
这一次，他接了。
我说：“你爸今天来找我了。”
电话那头很安静，隔了一会儿，他问：“他知道了？”
“他拿着你的检查单来找我的。他早就发现了，只是一直没说。”
何建新没有说话。
我接着说：“他让我劝你早点回来。他说你存的那四十万他分文没动，都在炕头柜子里锁着。他你好利索了，那钱还得留着给你用。”
电话那头还是没有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一声重重的呼吸声。像是他吸了一口气，又压了回去。
我说：“建新，你听见没有？”
他说：“听见了。”
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在压制着什么。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老罗，我爸那个人，一辈子不爱求人。他这辈子，从来没有为他自己求过任何人。”
他说完这句话，电话就挂了。
我拿着手机，坐在铺子里，半天没动。窗外的雨还在下，天已经全黑了。我看着窗外，心里想，何建新在电话那头听到那些话，是什么表情。
他会不会也在想，他爸这一辈子，第一次低头求人，是替他收拾了那么多个烂摊子之后，他都没有吭过一声。
第二天上午，雨停了。我去了一趟何建新家，想把何学义那张检查单拿回去收好，省得他天天看着心焦。
到了他家门口，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进去，院子里没有人。
屋里的门也开着，炕上叠着被子，干干净净的。
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头泡着茶叶。
炉子上的水壶烧开了，正滋滋响着。
我喊了一声：“叔？”
没有人应。
我走进里屋，看见炕上放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工作服，是何建新的。旁边放着一个旧信封，信封上写着三个字：“给建新。”
我拿起信封，里头没有信纸，就一张存折。
我翻开一看，里头正是何建新留下的那四十万。
存折底下压在炕席下面，像是何学义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遍，又放回去。
我放回存折，退出了屋子。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晾衣绳上，晾着一件何学义的旧夹克，洗得发白，袖子底下的线头都磨出来了。
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可是，我又不知道该不该觉得自己多管闲事。
那天下午，我接到何建新打来的电话。
他说：“你见到我爸了？”
我说：“见到了。他不在家，但我看到他把存折放在炕上。”
他沉默了一下，说：“老罗，我想回家。”
我听见这三个字，心头的石头忽然落了地：“那就回。你爸你妈等你呢。”
“但我还不想马上回。”他说，“我想再走一段。我想骑到黄河边去看看。”
“为啥？”
“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就是想去看看。看完我就回。”
“那你去吧。”我说，“到了黄河边，看看就赶紧往回赶。你爸腌了萝卜干等着你呢。”
他说：“好。”
电话挂了。我站在院子里，风吹过来，暖暖的。我不知道他在黄河边看到了什么，但我的心里，像是有一块东西慢慢放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