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美国最富有且最隐秘的阶层

The Wealthiest—and Stealthiest—Class in America

美国各地的百万富翁们靠热狗、汽车经销店、医疗机构和便利店发家致富，随后又学会了如何守护自己的财富。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9 月 21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作者：约翰·兰彻斯特自 1995 年以来一直为《纽约客》撰稿，他是《伦敦书评》的特约编辑。

我们对亿万富翁着迷不已，但那些经营街头小店的老板们加起来，其财富规模却比《福布斯》400富豪榜上的富豪们还要高出一个数量级。插图：Joanne Joo

亿万富翁如今在文化与政治话语中占据着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他们愈发自我陶醉，也愈发沉溺于一种“受害者”心态。从《亿万》《继承之战》，到马斯克、阿克曼或阿尔诺等人的最新社交媒体闹剧，这些亿万富翁呈现出一幅阴郁而炫目的景象，令人难以移开目光；坦白说，我们往往也的确不愿移开。这不难理解：他们的数量更多了，财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厚。到了2025年，要想跻身《福布斯》美国前四百名亿万富翁榜单，门槛已高达38亿美元；这一群体的平均财富为165亿美元，总净资产更是高达6.6万亿美元。此外，还有另外五百位美国亿万富翁连榜单都进不去。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超级富豪群体的财富与权力集中。当我们谈论财富时，人们往往只关注亿万富翁。可如果这并非美国财富格局中最关键的真相呢？假如还有一群人，他们虽鲜少为人所知，却已集体变得比《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上的富豪们还要富有十三倍；而且他们在运用自身的财权与政治影响力方面，甚至更为得心应手。那么，倘若这一阶层的典型成员看起来并不像洛根·罗伊，而更像这样的人呢？

他告诉他们，每当他们买一辆丰田汽车时，就等于把自己的美元换成了日元。而他们居然信了他。1979年前五个月里，新车和二手车共售出一百一十二辆，其中卡罗拉八辆、皇冠五辆——包括一款豪华版旅行车——还有那辆查理说看起来像“改装豪车”的赛利卡，仅在六月的前三周就已经卖出了，平均每辆车的毛利润高达八百美元。兔子可真有钱。

约翰·厄普代克在其四部曲小说中，敏锐地将汽车经销商这一角色确立为哈里（兔子）·安格斯特伦“普通人”式繁荣的根基。正如欧文·齐达尔与埃里克·茨维克在其精彩的新作《无处不在的百万富翁：美国谁才是真正富有、又是如何致富的》（霍尔特出版社）中所揭示的那样，汽车经销商——无论是“兔子”，还是《周五夜灯》里的巴迪·加里蒂，亦或是《眼镜蛇武馆》中成年版的空手道小子丹尼尔·拉鲁索——都是美国财富的一种典型原型。汽车经销商、啤酒分销巨头、医疗机构或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些平凡而随处可见的企业主所汇聚而成的集体财富，其影响力至少不亚于亿万富翁群体的崛起，只是远不如后者那般引人注目。“从某种意义上说，”齐达尔与茨维克指出，“‘大街上的百万富翁’其实就隐藏在我们眼皮底下。你常去的超市、点汉堡的餐厅，以及买汽油、报纸和咖啡的便利店，很可能都隶属于那些让创始人暴富的大型连锁企业。”

齐达尔和茨维克正是通过在财政部税收分析办公室的工作接触到这一课题的；该办公室专门研究税收立法的实际与预期影响。这两位年轻经济学家分别来自伯克利和哈佛，被指派去弄清楚企业主究竟缴纳了多少税款。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甚至可能让人觉得，这类信息政府早就应该掌握了——但税法错综复杂，而美国国税局的各类数据库又彼此割裂、高度匿名化。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们与另一位同事一道，着手查明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并将这些企业记录与个人纳税人信息一一对应起来。这是一项耗时数年的繁复工程，而他们也由此赢得了那个既可爱又略显书呆子气、由他们自封的“税务忍者”称号。他们发现，在美国出现了一种近乎全新的阶层——正如其书名所言的“无处不在的百万富翁”。这类人群数量庞大：净资产至少达五百万美元的家庭近五百万户；净资产至少一千万美元的“千万富豪”超过两百万；而净资产达到一亿美元及以上的“亿万美元富豪”则约有六万五千人。如此庞大的数字意味着，用齐达尔和茨维克的话来说，在当代美国，尽管人们热议亿万富翁，但“真正的大富翁其实是他们”。

要解释他们为何会变成那样，我们得先稍稍绕个弯，谈谈税法。现代联邦所得税于1913年经由宪法修正案确立，最初最高税率为7%，随后为筹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费而大幅上调。此后，其最高税率又从1925年的25%一路攀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94%。公司所得税则于1909年问世，也经历了相似的演变轨迹，1968年达到53%的峰值。到1981年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时，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已分别降至70%和46%。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希望减税，而民主党人则主张简化税制。最终达成的成果是1986年两党共同推动通过的《税收改革法案》，一举实现了二者的目标。在此过程中，该法案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项新举措：将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34%——设定得高于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28%。与此同时，法案还进一步提升了“穿透型”企业这一特殊类别对纳税人的吸引力：即企业将其净收入直接计入各所有者的个人报税表，由所有者按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率而非较高的公司税率缴税，同时还能规避股息税。齐达尔与兹维克引用的一位会计专家甚至称，拥有小型企业堪称“美国最划算的税务安排”。

这正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百万富翁：他们都是“穿透式”企业的主人。这类企业遍布各地，几乎无所不包。我们对财富的印象往往流于光鲜亮丽、偏重沿海地区，而这些企业和它们的主人却并非如此。其中一些企业家喻户晓，早已成为美国街头巷尾再熟悉不过的风景——比如Buc-ee’s、Bass Pro Shops。但还有更多、更多的企业，它们的业务范围与经营地点，共同勾勒出一幅颇具惠特曼风格的资本主义图景：“全球最大的马苏里拉奶酪生产商”、德克萨斯州最大的无缝排水沟供应商、“高端滑雪服市场的全球龙头”、集加油站与便利店于一体的商业巨头、一家“规模庞大的家族式门把手供应商”、一家“仅为医疗与金融企业保管文件的公司”、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汉堡面包烘焙商、卫生纸经销商，甚至还有一位曾以日光浴床起家、在意识到日光浴日渐式微后果断转型做脱毛服务的行业大亨。

至于这些企业的主人们究竟是怎样的人，齐达尔与茨维克既给出了统计概览，也描绘了他们的个体画像。从统计上看，典型的“十亿美元级”企业主是一位白人、受过大学教育、年届六十二岁的男性——这一年龄比人们通常的预期要高，因为这类企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培育成型。（他结婚的概率也格外高：在普通人群中，这一比例约为五成，而在这一群体中则高达九成。）我们身边总不乏那些随性自在、对诸多领域充满好奇、且能很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的人。然而，这些小企业主却并非如此。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单向专注”。用齐达尔与茨维克的话来说，他们的每一天都“充实、繁忙而又单调乏味”。他们通常只经营一家企业，并为之倾注全部心血，鲜少涉足其他兴趣或爱好；风险承受能力极高，却几乎不追求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拉比特·安格斯特伦并非如此，但拉比特·安格斯特伦也并未长久富足。）

《无处不在的百万富翁》中的那些人物肖像栩栩如生。1976年，南希·穆勒的几个年幼的孩子已在加州入学，而她正准备去打网球，却忽然停下脚步，问自己：十年后，自己究竟想成为怎样的人——是网球打得更好，还是去做些别的事情？“我希望十年后能有所收获，”她回忆道，“我想让这十年过得有意义。”于是，她投身商界，开始生产冷冻迷你乳蛋饼；“租用了一家破旧的馅饼工厂的场地，那家工厂因老板入狱而长期空置。”穆勒还改装了一台洗衣机，用来去除菠菜中的水分，并请一位曾因抗议越南战争而退出航空业的工程师对生产设备加以改进；很快，她的日产量便达到十万份迷你乳蛋饼。然而，那时她尚未实现盈利——“每箱乳蛋饼里都装着美元钞票呢，”她的会计师父亲曾这样提醒她。1983年，她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普莱斯俱乐部下了大订单，随后其他仓储式商店也纷纷跟进。到20世纪90年代末，她已拥有一座八万六千平方英尺的生产基地，年销售额高达五千万美元，即便在1994年痛失因自杀离世的丈夫之后，也丝毫未受影响。据她自己所说，公司一度实现了18%的税前利润率。然而，她始终担心这些仓储式商店会像往常一样某天突然停止采购她的产品，因此于1999年将企业出售给一家杠杆收购公司，随后便按照齐达尔与茨维克的说法，“乘着她的超级游艇‘安迪亚莫’，驶向落日余晖”，从此隐退归闲。

另一位过路生意主——迪克·波蒂略的故事，也别有一番滋味。他出身贫寒，成长于芝加哥一处治安不佳的公租房小区，1957年高中毕业后第七天便应征入伍，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他酷爱战斗。与未来妻子的第一次约会时，“他带她去了湖边，却告诉她自己还得去参加那里的群殴。”1963年，肩负养家重任、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而身心俱疲的他终于下定决心：“我得想个办法，得为我们创造一个未来。”波蒂略觉得眼前似乎有了门路：芝加哥以热狗闻名，可郊区却鲜有买热狗的地方。于是，他在一家折扣店的停车场里，用一辆自制的六乘十二英尺的小拖车，开起了自己的第一家热狗摊。

历经诸多冒险之后，波蒂略将他的企业出售给了私募股权公司，其旗下三十八家餐厅与两家中央厨房的估值高达十亿美元。（他后来对此颇为懊悔。退休生活令他倍感乏味。）这一估值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一家经营有道的麦当劳年营业额不过三百万美元，而一家波蒂略餐厅的年营业额却能达到九百万美元。我们得以一窥波蒂略何以如此成功，还得从他如何挫败来自竞争对手“迪特卡狗”的挑战说起——这家店由深受当地人爱戴的传奇人物、芝加哥熊队主教练迈克·迪特卡一手创办。据波蒂略回忆，迪特卡的团队挖走了他的一位经理。在新店开业前几天，波蒂略把那位经理请到办公室。“我告诉他，这正是每个男人、每个家庭的当家人、每个养家糊口者都会做的事。”说着，波蒂略从口袋里掏出钱，一张张摆在对方面前。“当时桌上大约有1.2万美元。我又说，只要他再做一件事，这些钱就全归他。”迪特卡的新餐厅定于周六开业。而那“最后一件事”——除了重返波蒂略餐厅领取更高薪酬，并说服那些被挖走的员工也照做之外——就是在周五辞职。“波蒂略亲临开业典礼，端着一杯咖啡，静静看着这场闹剧上演。”你之所以从未光顾过“迪特卡狗”的任何一家分店，是因为这家公司早已不复存在。至于波蒂略那艘游艇的名字？——“顶级犬”。

《无处不在的百万富翁》一书的共同点并不在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谁都可以想到，靠乳蛋饼、热狗、人力资源管理、办公用品、便利店或加油站来发家致富。而其中的秘诀其实并不神秘：正是那些企业主身上所展现出的冷酷无情、足智多谋与坚韧不拔。

倘若“无处不在的百万富翁”故事仅止于此，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为非裙带资本主义应有样貌的一个范例——一场崇尚功绩的自由竞争。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现象背后也存在着阴暗面。正如齐达尔与茨维克所指出的，尽管这些主人公具备诸多美德，他们同时也是“收入不平等加剧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核心人物”。1980年至2024年间，美国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估计已从65%降至56%，这意味着“企业每创造一美元收入，原本流向劳动者的那部分如今更多地流向了企业所有者”。与此同时，生产率确实实现了显著提升；作者通过对“顶级所有制企业”的考察发现，劳动生产率近年来已从每年3.4万美元提高到5.2万美元。倘若这笔年度收益能够均等分配，那么这1.8万美元的增幅本可让每位劳动者多得9000美元；然而，实际结果却是：1.5万美元落入了所有者囊中，而劳动者仅分得3000美元。所谓“镀金时代”及其后的数十年间，收入差距曾极为悬殊：20世纪初，最富有的1%家庭攫取了全部收入的18%，而底层90%的家庭则仅分得六成。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更是恶化为20%和约50%。

社会流动性也出现了下降。1940年出生的贫困儿童，约有九成能够挣得比父母还多；而1980年出生的同一批孩子，这一比例已降至七成左右。据2014年的一项分析显示，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跃升至最高五分之一群体的概率仅为7.5%。反过来说，如果你出生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那么你有92.5%的把握无法跻身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齐达尔与茨维克写道：“在21世纪，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跻身顶层的机会，大约只有20世纪初的一半。”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富有且强大的国家，其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机会正经历着一场令人沮丧的急剧下滑。

不平等与“无处不在的百万富翁”之间的联系贯穿于政治领域。创业对于经济向上流动至关重要：在那些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跃升至最高五分之一的人群中，有9%是创业者；而仅有1.3%曾就读于顶尖大学。然而，这种上升如今比以往更加艰难。这些企业主在政治上极为活跃，既在联邦层面——尽管他们仅占美国人口不到1%，却占据了国会席位的12%——也在州一级；正如齐达尔和茨维克所指出的，州一级更是游说资金投入的另一大重灾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一个一贯主题，就是拉下吊桥，使新创业者难以再以同样的方式积累财富。

细究之下，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相当多的限制性做法，其中不少集中于那些让“大街上的百万富翁”发家致富的行业。啤酒分销——这一介于酿酒商与酒吧之间的利润丰厚且受严密保护的中间环节——便是其一；汽车经销商则是另一例。在这两种情形中，原本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抵御强势一方——如酿酒商或汽车制造商——的法律保护，最终却催生出了一类新的“强势者”。同样的逻辑也延伸至劳动力市场。一项调查显示，约有18%的美国劳动者受到竞业禁止协议的约束。除非你经营一家提供保洁服务的企业，否则很难理解为何一名清洁工也需要这样的协议。正如兔子的儿子向他解释的那样，在美国，致富的秘诀就是：“只要把自己安插到一个恰当的位置，财富自然就会找上门来。”

房地产经纪人也出色地捍卫了自身的地位。“尽管如今九成的购房者通过网络寻找房源，但其中近九成仍会委托经纪人购房，”齐达尔与茨维克写道。经纪人通常在每笔交易中收取5%至6%的佣金，这一数字每年高达约1000亿美元。无独有偶，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2024年选举周期中的联邦游说支出，超过了美国任何其他企业或组织。

医生在“大街上的百万富翁”群体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并因此拥有不容小觑的政治影响力。医生的游说团体担心临床医师供过于求，因而力主对培养人数加以限制；1997年颁布的《平衡预算法案》更是将大多数教学医院能够获得联邦医疗保险资助的住院医师培训名额上限，设定为大致相当于1996年的水平。“到2017年，美国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为2.6名，比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3.5名低了近30%。”齐达尔和茨维克写道。

正规医疗界也极力抵制限制联邦医疗保险向医生支付费用的举措。1997年出台的一项名为“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公式旨在防止医保在医生服务上的支出增速超过经济增长水平。该公式在2002年导致医生收费标准下调4.8%，并要求此后至少再进行一轮削减。国会多次推迟这些削减措施，这一做法后来被称为每年一次的“医生纾困”政策；直至2015年，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一项两党法案废除了这一计算公式。

或许，由“主街百万富翁”们协同推动的游说活动所取得的最大单一成果，便是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该法案将企业所得税率大幅降至低于个人最高税率。在参议员罗恩·约翰逊的领导下——他本人曾联合创办并持有某家塑料企业的股份，并坦言“我内心对这类由业主经营的穿透性实体怀有深厚的情感”——这一努力促成了一项新规：符合条件的穿透性实体所有者可就其合格商业收入扣除高达20%的金额。据估算，这项政策在未来十年内将给联邦政府带来约4150亿美元的财政负担。而这一胜利也得以长期维持。2025年，特朗普推出的《一项宏大而美好的法案》不仅使该项穿透性扣除永久化并进一步扩大，同时还逐步取消了针对清洁车辆的联邦税收抵免，这对埃隆·马斯克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击。因此，齐达尔与茨维克得出的结论不无道理：“对‘大银行、大石油、大科技’的过度关注……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其忽视了‘主街百万富翁’及其所谓的‘小企业’究竟积累了多么庞大的地方市场势力，以及那些旨在维护其权力的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

齐达尔和茨维克就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们会强调获得资本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尤其是针对那些在“普通街巷百万富翁”群体中被证明代表性不足的少数族群。然而，他们却更看重人脉、社交网络，以及尽早接触企业家。无论是创业还是其他许多事情，亲眼看到他人付诸行动，都会让你更倾向于自己也迈出这一步。

至于更广泛的不平等问题，他们的政策主张与其他人的并无二致——改革医疗保险、提高最低工资、与劳动者分享更多利润。然而，这些提议非但不离谱，反而似乎极难付诸实施，这本身就说明了政策辩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多大的位移。短期内，我们对这种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所能做的，恐怕不过是以眼见为实、直言其名；而齐达尔与茨维克正是这样做的。我猜想，未来我们将越来越多地听到有关他们研究及其深远影响的讨论。兔子对此恐怕会不以为然。“我从不琢磨政治，”他曾说，“这可是我那该死的、弥足珍贵的美国权利之一——不必去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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