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京黑帮挑衅毛主席，罗瑞卿立即下令扫黑：枪毙三霸一虎！

1949年春夏之交，北平城刚刚换了主人。街面上，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已经建立秩序，可胡同深处的赌场、妓院和地痞团伙，仍按旧规矩做事。对普通百姓来说，城门换了旗号，日子却未必立刻安稳，敲诈、逼迫和强买强卖依然存在。

这正是新政权必须面对的难题：军事上的接管可以有明确目标，社会上的恶势力却藏在店铺、茶馆、会馆和帮派关系中。他们熟悉地方情形，掌握一批打手，还同旧警察、旧官僚保持联系，认定无论谁进城，自己都有办法继续生存。

据当时的回忆和相关材料，毛泽东在香山期间了解到城内黑恶势力仍在活动，曾向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询问治安情况。有人借着旧日声势在街上欺压群众，甚至搬出所谓“霸天”的名头吓唬人。这样一件小事，暴露的却不是一个地痞的问题，而是旧社会整套关系网尚未被清除。

毛泽东对此很重视。谈话中，他的意思十分明确：人民解放军进了北平，不能让老百姓继续受这些人的欺压。彭真负责北京市的整体工作，罗瑞卿则承担治安和公安方面的具体部署。罗瑞卿没有马上大张旗鼓抓人，而是要求公安人员摸清底细，分清主从，掌握证据。

公安干部随即深入市场、车站和胡同，访查受害商户与被逼迫的妇女。调查发现，城内一些帮派并非临时拼凑，而是早在日伪统治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形成了势力。他们以赌场、妓院为经济支柱，向商贩收取保护费，插手房产买卖，强占店铺，甚至参与贩卖人口。

有意思的是，这些头目平时并不总是公开冲突。他们各有地盘，彼此默认边界，遇到外部压力时又能互相通风报信。表面看是几个恶霸，背后却连着老板、打手、掮客和旧关系。若只抓几个头目，钱路不断，新的爪牙很快就会补上来。

罗瑞卿因此把打击重点放在切断财源上。妓院既是黑帮牟利的场所，也是控制妇女、掩盖犯罪的据点。经过数月侦查，公安部门逐步掌握各处场所的人员、账目和活动规律，并决定采取统一行动，避免单点抓捕造成漏网。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有关部门联合行动。公安人员分组进入全城多处妓院，控制出入口，扣押账册，抓捕经营者和骨干分子。选择下午开门前后动手，是为了减少人员流窜，也防止帮派提前得到消息。行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许多场所被查封，相关人员被带走审查。

这次行动并不只是“关门抓人”。妓院中的妇女大多身不由己，有些是被拐卖，有些因贫困或债务陷入其中。政府组织医务人员为她们诊治，安排识字和学习，帮助她们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处理方式的变化，直接打中了黑帮最隐蔽的一层：他们不仅靠暴力赚钱，还靠控制弱者维持生意。

场所被取缔以后，黑帮的收入骤减，原先依附在他们身边的打手和掮客开始分化。公安机关没有停在抓捕层面，而是继续收集受害者证词，核对财产、账目和人证。许多过去不敢出面的人，开始向政府反映情况，旧日被掩盖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

在当时的案情叙述中，张德全、富德成、孙永珍和刘翔亭被概括为危害一方的“四霸”，民间也有“三霸一虎”的称呼。四人涉及的罪行各有侧重，包括霸占房产店铺、敲诈商户、开设赌场、控制暗娼以及参与贩卖人口等。需要说明的是，报刊称谓与民间叫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案件的处理重点，是他们长期形成的暴力和牟利网络。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后，北京对相关案件重新审核。5月16日，市内举行控诉活动，受害群众出面陈述遭遇，公安和司法部门据此进一步核对案卷。5月18日至20日，经过审查批准，张德全、富德成、孙永珍、刘翔亭被判处死刑。

1951年5月20日，四人被执行枪决。对于公安机关而言，这不是一次孤立的治安行动，而是从查访、断财、取缔到审判的连续处置。北平城里延续多年的赌场、妓院和地痞秩序，至此受到根本打击，相关案件也成为新政权整顿城市社会秩序的一起典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