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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联合相关单位推出“思响上海”项目,旨在通过举办接地气的活动,讨论冒热气的议题,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9月4日,由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徐汇区委宣传部,龙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联合主办的“思响上海”第八期活动走进徐汇区西岸数字谷党群服务中心,以“‘一人公司’背后的发展密码”为主题,邀请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青年创业者等,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生产力、企业组织方式和创新创业生态。“思想汇”今天推出现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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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亲橙社区主理人:现在AI工具越来越多,工具人人都能用,但为什么最后有的人能做成公司,有的人只是“玩AI”?OPC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我们团队之前做过一个关于“一人公司”(OPC)的调研,访谈了近百位OPC创业者。我们发现,今天OPC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其所掌握的技术,而是自我商业模式的构建,即“产品研发—市场定位—产品交付—宣发运行—用户反馈”这一系列过程。AI虽然降低了产品开发门槛,但没有降低商业化门槛。所以,OPC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从技术思维转向商业思维;同时,构建商业模式需要在市场中持续验证。(听众点头)从这个意义上讲,OPC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人成军”,更重要的是体现综合能力,这个综合能力不仅来自个体,也来自技术本身的打磨,以及与其他OPC之间的共创共学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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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姚建华教授发言。
崔丽丽(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技术门槛的确在降低,普通人也可以去和AI交互。但对于OPC创业者来说,关键是你在和AI交互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自己去定义你所面对的商业问题是什么,找准这个问题之后,再借助AI的能力去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解决。(听众点头)OPC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将AI作为杠杆,撬动需求洞察、商业闭环、个人品牌与风险承担相结合的复合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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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教授发言。
徐琦(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当下,很多人都会使用AI,但基本停留在使用工具的层面,而要能够做成公司,核心是依托OPC完整生态,将AI工具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价值。其关键在于,要真正形成商业的闭环。在这方面,OPC社区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共创的角色。无论是上海还是杭州,OPC社区里面会鼓励大家去做一些协同,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分工。这种共创、共享,我觉得也属于OPC的核心竞争力。(听众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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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琦发言。
青年企业家(上海看准了选对了拿稳了科技有限公司):现在很多OPC本身就是从一个公众号、一个视频账号、一个知识博主成长起来的。过去我们说“先有公司,再做传播”,现在是不是可能反过来——先有影响力,再长出一家公司?这种“内容—用户—产品—公司”的路径,会不会成为AI时代一种新的创业模式?
姚建华:我认为,这会成为AI时代一种新的创业模式。但“内容—用户—产品—公司”并不是严格按照先后顺序展开的线性路径,而是一个相互促进、不断循环的过程。对于OPC来说,内容、用户和产品可以同步推进,并在持续互动中共同发展。
徐琦:OPC跟原来的创新创业是不太一样的。OPC创业成本较低,很多时候不是先注册公司,而是有了一定影响力才去注册成为公司。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讲OPC,更多讲的是小公司如何形成大产值。(听众点头)大家都知道OPC,其实还有一些更小的单元,比如POC(概念验证),它的作用是用最低的成本,证明你这个产品的核心想法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再比如MVP(最小可行产品),指的是用最少资源和功能做出一个能用的产品版本,快速投放市场验证需求、收集反馈再迭代,避免闷头开发到最后才发现没人要。无论是POC还是MVP,最终都是为了能够真正形成一个商业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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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听众提问。
徐汇区委社会工作部科员: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扶持OPC,提供工位、租金、算力甚至创业补贴。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真正应该帮助OPC解决什么问题?
崔丽丽:与传统的大企业组织相比,OPC从人的专业性上来说,可能没有大企业来得丰富。在大企业中,有专门做财务的人、做法务的人,每个领域都有专业的人负责。但是对于OPC来讲,其主理人可能所有的能力都集中在他要创业的这个领域,对于其他领域没有很专业的知识。另外,我们会发现,在核心生产要素供给的有效性上,OPC有时也面临不足。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除了需要有算力之外,还要有非常高质量的数据,其中一部分可能属于政府公共数据。在这方面,政府能否提供更好的衔接?OPC很多都涉及原创性内容,如何对其知识产权进行保护,降低相应的交易成本?诸如此类,我觉得政府可作为的地方还是非常多的。
徐琦:OPC面临的核心难题是业务从哪里来、场景在哪里落地。因此,政府真正应该帮OPC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开放场景、创造有效需求。一是开放公共应用场景,设立OPC创新应用示范区,让超级个体的AI技术和产品有地方落地、有场景验证、有数据迭代。二是创造有效需求。比如,由政府牵头整合公共服务采购、国企数字化需求、产业转型业务,拆解为标准化、轻量化的任务包定向开放给OPC承接,让个体创业者有活可干、有钱可赚。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也应该OPC化,要更便捷、更无感、更精准,能够快速帮助OPC解决痛点。
姚建华:我们之前做了一个调研,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各地颁布了100多项OPC扶持政策。我觉得,在政府提供的帮助中,最重要的是场景开放,因为只有提供了需求端,OPC的产品被需要,才能把整个链条都盘活。另外,OPC的发展本身可能也有阶段性。跟传统的科层制组织比起来,OPC很难获得客户的信任。在这个阶段,政府的扶持是非常重要的。但随着OPC不断发展,一定会走向以市场或产业为导向的阶段,到那时,OPC的竞争力将得到井喷式的爆发和增长。
创智未来中心主理人:以前国内企业吸引海外人才都是通过猎头招聘等方式,吸引人才回国工作,由于OPC的特殊性,有没有什么针对吸引海外人才的特殊政策福利以及宣传渠道可以吸引海外人才来上海发展OPC?
崔丽丽:过去我们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可能更看重企业是否已经形成了品牌。而在OPC这个业态当中,我们可能更看重的是这类小微个体带来的创新能力。因此,城市在吸引这些OPC人才的时候,需要从营造创业生态的视角,在创业身份认定、降低启动成本、提供技术底座、一站式服务、海外离岸孵化等方面下功夫。就像今天活动所在的徐汇西岸,我们在这里能够感受到浓厚的创业氛围,年轻人为什么愿意来?除了硬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创业生态。(听众鼓掌)
徐琦:OPC创造了一些新的赛道或者新的业态,其传播或者合作的模式也跟过去不太一样。比如,国家正在积极推动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是指围绕用户单位智能化需求,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咨询规划、交付实施、运营管理、安全治理等服务的企业或机构。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互相之间也是抱团的,单独一家公司规模不是特别大,可能也就10人以下,但是不同的公司在产业链里面的不同环节,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针对OPC的特点,我们在吸引人才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创造更优化的营商环境,还需要通过平台去给它们赋能,鼓励互相合作的商业文化,为海外OPC人才提供展示舞台、资源对接和落地通道。
青年企业家(上海好文生码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城市招商,大家争的是世界500强、总部企业、独角兽。未来城市之间会不会开始争夺“超级个体”?为此,城市需要打造怎样的营商环境?
崔丽丽:刚才也提到了,OPC的创业基本上只要有一台能联网的电脑就可以去做。所以在人才招引过程中,要摒弃传统招聘模式,聚焦海外科创圈层精准传播,依托GitHub等海外技术社区,招募全球AI开发者、算法人才、科研从业者,同时也可以设立离岸式的OPC人才工作坊,在合规的情况下给他们远程提供相应的一些生产资料。总之,未来吸引“超级个体”,主要是用生态、氛围换创新密度、指数级产出和城市活力,比的是人才吸附力。
姚建华:组织化的生产模式可能是工业化时代的一种标准模式。而今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组织模式本身带来颠覆性变化,未来像OPC这样的灵活就业模式可能会成为主导。但是组织化生产模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组织化的渠道和平台就不管用了。今年6月,我参加了由临港集团和解放日报社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超级个体(OPC)经济大会,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我们向海外OPC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国际化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特征,也是推动OPC建设的一张王牌,我们要好好利用。(听众点头)上海发展OPC的一个优势是建立内外双向交流机制,既把优秀的海外人才吸引进来,同时增加海内外OPC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也是打造创新创业高地的一个必由之路。
中智科技人才公司主理人:过去进入一个组织工作,我们会获得同事、团队和职业身份。但如果越来越多人变成自由职业者、超级个体甚至一人公司,会不会失去“组织归属感”?
姚建华:传统的关系网络确实会减弱,但是会出现新的关系联结。各地OPC社区的兴起,不仅为OPC提供了信息技术交流的机会,更为他们提供了情感与心理慰藉,让他们产生一定的网络归属感。与传统社群不同,OPC社区以共同的创业目标和价值追求为纽带,既保留了数字时代的流动性特征,又通过线下交往空间与线上协作网络,将生产协作与情感联结有机结合,极大缓解了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孤独感与焦虑感,并将原本分散的创业者凝聚成更稳定的共同体。更重要的是,OPC社区也是合作关系生成和扩展的重要空间。创业者在此建立跨行业联系,将人际网络转化为可调动的商业资源,形成“动态组队、灵活解散”的弹性协作模式。
崔丽丽:我补充一下。OPC社区与我们所讲的传统组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一个松散耦合的状态。我们发现,很多OPC聚集在一起,它们之间通常并不会产生非常强的竞争关系,反而更多是场景互补或者技术互补的关系。来自不同领域、采用不同技术架构或者使用不同工具的人,能够以松散耦合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其实更有利于创新。以后OPC出去,可能不会说自己是某公司的谁谁谁,而是讲我是浦东张江人或者我是徐汇西岸人。(听众笑)所以归属感不会消失,但会从“组织内绑定”演变为“跨组织的网络化连接”。
徐琦:我觉得,OPC社区跟原来软件领域的开源是类似的。开源本身就是一种协同。而OPC社区本身也是促进大家做协同的。大家在这个社区里面共同去做贡献,在开源的基础模型、基础要素的支持下去孵化一些产品的创新应用,通过群智群力实现共享。整体而言,AI时代的归属感从“依附企业”升级为“融入生态”,更加自由、更具价值、更可持续。
龙华街道营商环境办公室干部:OPC虽然灵活高效,但作为“单打独斗”的经济单元,在面对市场波动时也天然缺乏传统企业的组织韧性。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下,我们该如何构建一套既鼓励“野蛮生长”又提供“温柔托底”的社会支持体系?
徐琦:我觉得这问题有点难。(听众笑)其实,我们前面也说了,对政府来说就是无事不扰,同时要尽量简化各种流程,为企业提供便利。要提供各种创新的基础要素,多搭建平台,多搞像今天这样的活动,(听众鼓掌)多做一些真正能够给企业带来业务场景的对接活动。上海一直高度重视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全球人才、资本、技术加速汇聚,将为OPC提供无限可能的发展舞台。OPC是年轻人的事业,是属于年轻创业者的全新赛道,上海正以最大的诚意和最实的举措,让年轻人在这里实现创业梦想。
姚建华:我特别喜欢提问中说的“温柔托底”。(听众笑)在我看来,构建这样一套社会支持体系,不能完全靠政府,应该至少有这样几个主体:第一个肯定是政府。第二个是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平台企业能把一些实际的业务发包给OPC来干。第三个是一些专业服务机构。在OPC整个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不少法务问题,还有跟产品相关的问题。这些专业服务机构能否参与到整个社会支持体系中,就变得非常重要了。第四个就是前面提到的社区,它是OPC的港湾。另外,我认为这个“温柔托底”可能不仅要托OPC的底,还要托广大灵活就业工作者的底。其实两者之间是可以打通的,也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
(整理人:王珍)
原标题:《解·答|“一人公司”背后的发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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