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农历正月初二，河北河间黑马张庄，负责调查的一批干部面对一具孕妇尸体，谁也没有想到，这起看似普通的命案，竟牵出了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
案发现场很“像”自杀。
何茵倒在住处附近，身中三枪，手边还放着一把手枪。枪里的子弹少了三发，乍看之下，似乎是她自行结束生命。
可办案人员没有急着下结论。
一个怀孕数月的女人，为何要在临近生产时寻死？更关键的是，三处枪伤都没有直接命中头部和心脏。若真是自杀，连续开枪却始终避开要害，这种情况本身就很反常。
细查之下，疑点更加明显。何茵手中的手枪虽然少了三发子弹，枪膛和击发部位却没有留下相应痕迹。也就是说，这把枪很可能只是被人摆在现场，用来制造假象。
枪伤方向也对不上。
根据伤口位置和弹道判断，子弹来自不同方向，不像一个人用手枪对着自己射击。侦查人员由此认定，何茵不是自杀，而是遭人枪杀后被伪造了现场。
身份查明后，案件顿时变得棘手。死者正是黄寿发的妻子，而黄寿发当时担任冀中军区参谋长，在部队中有较高威望。有人猜测是敌人报复，也有人怀疑潜伏人员动手，但这些方向很快被一一排除。
调查的矛头，慢慢指向了黄寿发本人。
这个判断让不少干部难以接受。黄寿发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部队任职，作战和执行任务都颇为果断。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承担过重要工作，杨成武、孙毅等人对他的能力都有过肯定。
尤其在1943年杨成武身体状况不佳时，黄寿发曾代为承担部分指挥任务，负责同日军周旋。凭着过去积累的战功和声望，许多老同志认为，他不可能对怀孕的妻子下手。
但刑事案件不看名声，只看证据。
当时的调查一度陷入僵局。真正改变局面的，是黄寿发的警卫员边振海。他此前一直沉默，直到内心压力越来越重，才向组织说明，黄寿发曾暗示他寻找机会杀掉何茵。
“这事不能做。”边振海当时曾劝阻。
黄寿发没有听进去。
边振海的证词，使此前零散的线索连成一条线。面对进一步审查，黄寿发最终承认，何茵并非死于自杀，现场的枪支也是他特意用来混淆视线的。
事情的根源，要从这段婚姻中的裂缝说起。
1939年，经同志介绍，黄寿发与何茵结为夫妻。何茵出身商人家庭，受过教育，参加革命后担任话务员。婚后，她生下一个女儿，但夫妻二人都承担着繁重工作，聚少离多成为常态。
黄寿发曾希望何茵离开工作，回家照料家庭，何茵没有接受。为减轻丈夫的生活负担，她找来单洁英照料女儿和家务。起初，这个安排确实缓解了家庭压力，却也让另一个危险因素进入了家中。
何茵后来发现，丈夫与单洁英关系异常。她当面质问，甚至表示要把事情公开。黄寿发一度低头认错，哀求她顾及夫妻感情和孩子。
何茵相信了。
她提出的条件很直接：让单洁英离开这个家。黄寿发表面答应，实际上并未真正断绝关系。何茵在家时，单洁英暂时离开；何茵返回单位后，她又被接回来。
有意思的是，黄寿发以为这种安排不会被察觉，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秘密只要存在，就可能留下痕迹。
何茵再次怀孕后，因月份渐大，向组织请假回家养胎。黄寿发并不知道她提前回返。就在这次回家时，她再次撞见了丈夫与单洁英的关系。
这一次，争执没有留下回旋余地。
黄寿发担心丑事败露，先找边振海帮忙，遭到拒绝后，竟决定亲自下手。他借口陪何茵外出，在途中突然拔枪射击，连续开了三枪。随后，他拿出另一把手枪，布置出何茵自杀的假现场。
案件上报后，如何处置黄寿发曾出现过分歧。有人认为，解放战争尚在进行，黄寿发有作战经验，或可戴罪立功；也有人指出，若因职务和战功减轻处罚，便会损害纪律和法令的严肃性。
材料逐级送到中央，毛主席作出明确批示：“要处决。”
这一处理并非只针对一名干部，而是表明革命队伍中的职务、战功和资历，都不能成为杀人罪行的护身符。黄寿发最终被执行枪决，何茵及其腹中孩子的死亡，也有了明确的法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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