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2年5月，浙江江山，一位84岁的老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街头人群认出了他：毛森，国民党军统系统中的重要人物，曾长期负责情报、警察和反共事务。令人意外的是，这位老人后来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地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这句话传开后，江山百姓的反应并不一致。有人感到惊讶，也有人冷眼旁观。毕竟，毛森的名字并不只和故乡联系在一起，还与军统特务机构、秘密逮捕以及上海解放前的镇压行动紧紧相连。
毛森出身于浙江江山普通农家。少年时期家境贫寒，后来进入师范学校求学，又考入浙江警官学校。正是在这段经历中，他逐渐接触到国民党特务系统，并得到戴笠、毛人凤等人的注意。
关于他早年是否通过冒名方式获得求学机会，地方材料和不同回忆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成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毛森很早便表现出精明、果断的一面，这种性格在特务机构中被视为“能办事”，也使他不断获得提拔。
抗日战争时期，毛森既参与过针对日伪人员的行动，也参与了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地下力量的侦缉。这里面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抗日行动并不能抵消其在反共镇压中的责任。历史人物往往不止一张面孔，但不同性质的行为必须分别辨认，不能用一件事替另一件事遮掩。
1940年代，毛森在军统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抗战结束后，国共斗争全面加剧，上海成为双方争夺情报与组织网络的要地。毛森所掌握的力量，也从秘密侦缉延伸到公开警务，许多地下工作者因此被捕。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经难以维持，毛森被调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此时的上海，表面仍然维持着城市秩序，暗地里的逮捕、审讯和处决却接连发生。中共地下电台工作人员李白，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捕并遇害的地下工作者之一。
有关李白受审经过的细节，后来的文学作品和口述材料多有渲染，具体刑讯过程不宜全部照录为确凿史实。但李白于1949年5月牺牲，这是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毛森作为当时上海警务与特务系统的重要负责人，对这类案件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和组织责任。
上海解放前夕，局势已经极其紧张。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此前，国民党方面曾对关押人员实施处决，龙华等地留下了革命者遇害的记录。毛森没有选择留下，而是随国民党当局撤往台湾。那一年，他41岁。
到台湾后，毛森一度继续进入情报系统，但政治环境变化很快。随着蒋介石、蒋经国时期权力格局调整，他的处境逐渐边缘化。此后，他先后在海外多个地方生活，最后定居美国。曾经掌握他人命运的特务头目，晚年却成了远离权力的老人。
有意思的是，离开大陆多年后，毛森对故乡的牵挂越来越明显。他曾写信联系家乡，也曾捐资支持学校建设。有人认为这是补偿，有人认为带有现实考虑。捐款可以帮助后来者，却无法替代对受害者的交代，这一点并不难分辨。
1992年，两岸关系出现缓和，毛森获准回到江山。乡亲们对他的态度很复杂：一些人记得他的捐助，更多人则记得他在军统时期的所作所为。街头有人问他：“过去那些事，难道一句话就能过去吗？”
毛森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面对有关历史罪行的追问，他曾表示，自己只是执行上级命令，也曾承认地方史料中的一些记载属实。这样的辩解，在当年或许是特务人员常用的说辞，但命令并不能自动消除个人责任。
据多种地方记载，返乡期间，毛森曾在街头跪下，高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了不起。这一幕后来被反复讲述，也成为他晚年形象中最受争议的场景。有人把它看作悔悟，有人认为那只是迟来的姿态。究竟是哪一种，已经很难由旁人替他下结论。
同年10月，毛森在美国去世，终年84岁。他的一生跨过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两岸长期分隔的年代。地方史料对他的评价严厉，并非因为他曾经身处某个机构，而是因为他在具体行动中造成了真实伤害。晚年的一句赞叹，改变不了死者的姓名，也改不了已经发生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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