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2年，陕西黄帝陵保护工作受到重视时，孙天义已经在教育界工作多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主持黄帝陵基金会事务、奔走于文物保护之间的老人，正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的独子。
父亲掘墓盗宝，儿子却倾力守护华夏先祖陵寝。两条人生道路，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孙殿英出生于1889年河南永城。家境贫寒，少年时期缺乏约束，后来因与私塾先生发生冲突，竟放火烧毁私塾。成年以后，他长期混迹地方武装，在军阀混战的缝隙中扩充势力，逐渐从地方武装头目爬到了军长位置。
这样的经历，决定了他看待财富和权力的方式。乱世之中，他善于依附不同势力，也十分看重手中的枪杆子。谁能给他地盘和利益，他便暂时靠向谁；形势一变，又迅速寻找新的靠山。
1928年，孙殿英所部驻扎在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清东陵就在附近，守陵力量早已衰弱，盗掘活动也并非一日之事。孙殿英得知有人从陵区盗取文物后，没有选择制止，反而把目光投向了地宫深处。
7月11日前后，孙殿英以军事行动为掩护，派工兵进入清东陵，先后盗掘乾隆帝裕陵和慈禧太后定东陵。炸药打开墓道，棺椁被撬开，陪葬珍宝遭到大肆掠夺。陵寝遭到破坏的消息传出后，舆论迅速哗然。
有意思的是，孙殿英并没有把这次行动当成普通的劫掠。他试图把文物分散转移，再寻找买家变现。1928年8月，部分文物在天津被查获，案件由此暴露。面对各方追问，他四处疏通关系，甚至向有权势者送出珍宝，最终没有受到与罪行相称的惩罚。
溥仪得知祖陵被盗后，曾前往清东陵查看。陵墓被炸开的现场、散落的棺椁和遭到破坏的遗骸，使清室受到极大震动。此事不仅是一次盗墓案，也暴露出当时政局混乱、军队失控和文物保护失序的现实。
孙殿英后来多次改换门庭。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于1943年投靠日伪势力，成为侵略者控制下的武装人物。抗战胜利后，他又重新依附国民党。1947年，他被人民解放军俘获，后在羁押期间因疾病去世。
孙殿英留下的，不只是“东陵大盗”的恶名，还有一份难以摆脱的家庭阴影。1931年出生的孙天义，童年时便听到外界对父亲的指责。随着年龄增长，他逐渐明白家中一些物件来自东陵，也明白同学们所说的“盗陵者”并非空穴来风。
但孙殿英对儿子的管教却异常严厉。据孙天义回忆，父亲曾亲笔写下家训，内容包括“不贪财、善忍让、广交友、勿从政”。这几句话与孙殿英本人一生的作为形成强烈反差，或许正是他对儿子最直接的告诫。
孙殿英还要求儿子立下规矩：“不许拿取一件文物。”这句话并不能抵消他盗掘清陵的罪责，却说明他至少清楚，自己走过的道路不能让儿子继续走下去。
孙天义没有依靠家世谋取地位。1952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西安外国语学院任教，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后来担任过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几十年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学术和人才培养上，逐渐形成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人生声誉。
28岁以后，孙天义开始关注黄帝陵保护。那时陵区基础条件有限，保护经费和社会关注都不足。他四处呼吁，筹集资金，推动有关方面改善陵区环境和保护设施，并努力让黄帝陵的历史价值得到更充分的认识。
1992年，孙天义当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此后，他继续参与黄帝陵保护工作，并担任相关基金会负责人。修缮、募资、研究、宣传，这些事务看似琐碎，却需要长期投入，不能靠一时声势完成。
父亲曾用武力打开帝王陵寝，儿子却把后半生用在保护民族历史遗存上。一个留下残破的墓室，一个守护黄帝陵的松柏与碑刻。孙殿英的名字写在盗掘清东陵的案卷里，孙天义的名字则留在陕西教育和黄帝陵保护工作的记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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