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明史“遗忘”的明仁宗，是如何开启“仁宣之治”的？

《十月天子：明仁宗》

作者：赵中男

版本：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6年7月

政治生涯中成功的开局之举

明仁宗朱高炽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在位期间只有短暂的九个多月。但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洪武之后的建文时期，要了解朱高炽即位前的政治生涯，就必须追溯到洪武后期的立储情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了，明太祖朱元璋按照“立嫡以长”的传统制度，册立朱标的长子朱允炆做皇太孙，等于把皇位隔着第二代朱棣等人，直接传给了第三代。如果第二代这些长辈没有相当的实力，那么朱元璋隔代传位基本没问题。问题是，第二代的藩王拥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分封边地的诸王，每人都拥有几万护卫部队，朱元璋还授权晋王、燕王可以节制附近的卫所官军，甚至包括其他藩王以及公侯将领傅友德、冯胜的部队，等于把大量的兵权从武将手中转移给了藩王，结果使这些藩王拥有的军事实力，足以抗衡中央皇权。

在这种情况下，北边的宁王、燕王等人早在朱元璋生前就惦记皇位，而朱元璋隔代传位的做法，必定会导致这些人在朱元璋死后起兵夺位。虽然朱元璋晚年也曾对个别藩王的权力有所限制，但根本无法阻止燕王等人对皇位的觊觎。建文初年，明惠宗朱允炆动手削藩，有几个藩王或被下狱或被削掉了护卫，他还派人监督、防范北京的朱棣。

而燕王朱棣早就准备起兵夺位，于是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靖难”，在将近四年的皇位争夺战中，燕王朱棣率领主力部队多次离开北京，与朝廷军周旋于河北、山东等地，朱高炽作为朱棣的长子，一直负责坚守燕军的北京根据地，他的政治生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除了建文初期奉命坚守北京之外，朱高炽还负责相关的几项活动。一是妥善抚恤阵亡将士的家人。“靖难之役”每一场战斗下来，双方都会有大批将士阵亡，朱棣让随军的朱高煦和朱高燧兄弟祭奠阵亡将士，有时自己还亲自宣读祭文，同时“命世子厚恤其家”，就是让朱高炽安排加厚抚恤阵亡将士在北京的家人。

二是保护、安置归降将士及其家人。随着燕军的不断取胜，不时地有朝廷军归降燕军。距离北京不太远的一些城池，归降将士往往携家人一起奔赴北京，“不绝于道”，朱棣担心这些人会受到敌方的攻击，于是让朱高炽派遣三弟朱高燧率领一支万人部队，从彰义、卢沟桥向良乡进发，威慑并牵制敌军，保证归降将士及家人能够顺利地到达北京。朱高炽按照父王朱棣的指示来执行，妥善保护并安置了大批归降将士及家人。

《大明风华》（2019）剧照。

三是守护北京附近燕军的粮饷运输通道，保证燕军的补给。随着战事规模的扩大，燕军收降的将士越来越多，自然需要更多的粮饷供应部队，有时燕军和朝廷军攻占的地方犬牙交错，双方的粮饷通道都会受到攻击，因此必须派兵保护。建文二年（1400年）七月，朝廷军占据了北京附近的部分地区，有可能威胁北京燕军的粮饷供应通道，朱高炽按照朱棣的指令派出部队，有效地防止了朝廷军对燕军粮饷通道的威胁。实际上，不论保护、安置归降、阵亡将士及家人，还是出兵保护粮饷通道，这些活动也是朱高炽坚守北京的一部分，只有阵亡以及归降将士的家人得到保护与安置，粮饷通道得到保护，前方作战的朱棣及燕军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上述三项活动加上成功坚守北京，朱高炽用实际行动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整个北京保卫战是他与父王朱棣密切配合的结果，是“靖难之役”的重要环节，是他政治生涯中成功的开局之举，也是他后来被立为太子的重要条件。

《明太宗实录》很大程度上是朱高炽的《实录》

永乐一朝，明王朝进入开拓时期，除了正常的统治活动，明太宗朱棣在洪武朝的基础上，致力于进一步开创和扩张，二十二年中举行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规模巨大的活动，南征交趾、北讨蒙古、远航西洋、迁都北京、营建长陵，等等，整个永乐时期的国务活动十分频繁，事情多，摊子大，最高统治者的行政负担也是相当沉重的。朱棣一人毕竟难以全面应付，他离京期间必须有人主持日常政务，这件事自然地落到了太子朱高炽的身上。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永乐七年（1409年）即受命监国，从此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曾六次离开京师，离京期间一律由太子朱高炽监国。第一次是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朱棣离京北征，至永乐八年（1410年）十一月还京，前后将近两年；第二次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朱棣再次离京北征，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月还京，前后将近四年；第三次是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朱棣出巡北京，朱高炽则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年底由南京赶赴北京，前后将近四年；第四、第五和第六次，分别是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和二十二年（1424年），即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然每次离京仅有几个月，但晚年的朱棣重病缠身，长期不能临朝理政，“中外事悉启太子处分”，朝中绝大部分政务都由太子朱高炽处理。前后算起来，朱高炽监国十三年左右。

如果加上靖难之役，朱高炽坚守北京三年多的时间，那么他登极之前的主要政治活动有十七八年。永乐一朝二十二年，加上靖难之役的三年多，朱棣的夺位与在位时间超过二十五年，朱高炽的主要活动占了其中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太子朱高炽多次监国，负责处理日常政务，是当时地位仅次于朱棣的朝廷常务负责人，也是永乐中后期的重要统治者。明王朝在永乐朝进入全面扩张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父子二人分工合作成功的结果，其中朱棣为此作出了主要贡献，太子朱高炽也为此作出过重要贡献。朱高炽监国期间，日常政务的范围较为宽泛，内容较为繁杂，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项。

明廷中央和地方以及军队中下级官员的任免升调，如提升各地县级教谕等官员为中央六科给事中，提升进士、监生为监察御史，调各道监察御史为中央各部门官员，调六科给事中为各地按察司佥事，提升颇有政绩的知州、知县为该地的按察司副使、佥事，等等。根据礼部的请求任命考试官，以会试全国的举人；审理和裁决案件，功臣犯法等重要案件责成司法部门审理清楚，上报皇帝，其余的普通案件基本上可以全权处理；批准已故军中中下级官员的子弟承袭职位。

《大明风华》（2019）剧照。

负责派人了解灾区的灾情，核实逃疾死亡灾民和户绝荒田的数额，免除赋税，并调发粮食赈济灾民；批准开发四川等地的井盐；批准设立新的地方专门职能机构，如贵州僧纲司、河南卫河提举司、陕西茶马司等；奉皇帝之命，派人督运粮饷以供北征之用；批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事宜，接受少数民族首领的朝贡，并赐予袭衣、钞币等物品，任命其中的一部分人为当地官员；负责派人出巡河道、督运物资，修复仓库、堤堰，疏通淤河，增设渡口；代替皇帝行祭祖之礼，如祭太社、太稷，享太庙，祭天地、太岁，祭风云雷雨诸神，省牲于南郊等。

《明太宗实录》的有关记载很多，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即朱高炽监国以后的《明太宗实录》，在很大程度上是朱高炽本人的《实录》。史称“东宫监国，朝无废事”，说明永乐中后期朱高炽在东宫官属的辅助下，以其日渐成熟的行政才干和经验，曾代替明太宗朱棣长期主政，是朱棣的主要助手。朱棣的一系列开创性活动，都得到了太子朱高炽的支持与配合。否则，这些活动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史称朱高炽“名为监国，实则御宇”，未免有些夸张、过分，但事实证明他的确是胜任监国之职的，除了得到东宫官属的拥戴，还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明太宗朱棣的肯定与支持。在明代的历史上，皇帝在位时能够监国的太子极少，而能够与皇帝在政治上长期分工合作的太子，只有朱高炽一人。

从整个永乐朝来看，朱棣与朱高炽二人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充当的角色也不同。由于军国重务的决策大权由朱棣掌握，朱高炽几次监国只负责日常政务，因此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朱棣是主角，朱高炽只是配角。尽管永乐后期朱棣在北征途中几次明确表示，要将军国重务全部交予太子处理，太子的权力和地位也比永乐中期有所提高，但二人在统治集团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并未改变，二人分工合作的政治格局也未根本改变。由于权力之争和心理因素，朱棣曾经不断地打击和限制太子朱高炽的势力，还听信谗言，关押、诛杀东宫官属。朱高炽在表面上被动应付、逆来顺受，实际上则是以退为进，有意识地避免与朱棣的权力冲突，以保住自己监国的地位，从而维持自己在政治上与朱棣的分工与合作。

实际上，监国只是朱高炽政治生涯中较为突出的内容，此外还有一些情况，包括“靖难之役”坚守北京三年多，以及赶赴南京前短期主政北京；永乐一朝不断受到二弟朱高煦、三弟朱高燧及其党羽的诬陷，直到永乐中后期他们二人的夺位活动不仅威胁到太子朱高炽，甚至威胁到太宗朱棣的地位时，朱棣才严厉惩治二人，朱高炽还为他们辩护说情；永乐后期迁都后，朱高炽奉命从南京赶赴北京的途中，处理了山东灾区的救灾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朱高炽政治生涯的内容。

如果加上朱高炽多次监国，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几乎与朱棣相平行、相始终。事实上，只要朱高炽奉命坚守北京、后来被立为太子，他的身份和地位本身就是其政治生涯的内容和标志，因此，朱高炽的活动与影响并不限于他即位后的九个多月。

开创并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仁宣之治”

朱高炽即位前，还经历了一些重大活动，包括建文末年和永乐初年朱棣对建文忠臣的残酷镇压、永乐后期的反迁都风波等，限于永乐一朝的政治环境，朱高炽作为太子当时没有参与或很少参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太宗朱棣病死于北征途中，朱高炽继承了皇位，是为明仁宗（洪熙帝），即位后他在辅政群体的辅佐下，不是否定就是停止了上述活动，从各个方面调整和改变了永乐时期的政策，开创并实施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仁宣之治”。其中耗资巨大、规模空前的几项超负荷活动，北征蒙古和远航西洋的活动已经停止，朱高炽已明令北边的将领采取守势；出兵安南的行动已耗费了上百万粮饷军费和数十万军队，朱高炽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即承认安南恢复独立的藩属国地位，明朝从安南撤军，以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

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使都城远离南方的主要物资生产基地，为了保证庞大的官僚机构、皇家宫廷以及京军、边军的用度和消费，明朝每年要将大量物资由南方运到北京，运费相当惊人。为了节省开支、就地取材，朱高炽决定还都南京。朱棣曾对建文忠臣和不与他合作的朝臣大肆迫害、残酷杀戮，还将建文一朝从历史上革除。

朱高炽登基不久即发布诏令，赦免了永乐时期的受害者，使他们从奴婢罪囚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平民的自由，并首次宣称方孝孺等人是忠臣。同时，客观地承认了建文一朝的合法存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这件事上，朱高炽与朱棣截然不同，他采取了正视历史、不为亲者讳的可贵态度。

永乐时期，朱棣听信谗言，迭兴大狱，纵容和支持陈瑛、朱高煦等人的诬陷行为，打击、迫害不合作者与太子的东宫官属，人们言论稍涉“忌讳”，便被明廷以诽谤罪治罪，司法机构几乎完全成为君主迫害朝臣的工具，朝中长期笼罩着一种不正常的恐怖气氛。朱高炽即位后，一再明令司法部门依法办案，禁止深文罗织，“无罪不可滥刑”。并从制度上、政策上坚决废除诽谤罪，更禁止法外用刑和随意株连无辜。为了平恕司法、防止冤案，他下令三法司会同内阁、五府六部等机构的负责人同审罪犯，并且有权驳回他本人因个人的好恶而对案例的裁决，从而有效地制止了永乐时期诬告成风、迭兴大狱的恐怖活动。

永乐时期，由于长期进行几项消耗巨大的开创性活动，造成了国困民穷的局面，百姓的赋役负担相当沉重。为了缓解这种局面，高炽除了蠲免受灾地区的田赋外，还下令为其提供无偿的救济，并借粮给百姓。同时派人前往江南地区了解情况，为日后宣德帝在江南地区实施减税方案打下了基础。永乐时期营建北京等项重大工程，许多物资和劳役是朝廷向民间无偿征用的，“如丹漆、石青之类，所司不究物产，概下郡县征之”，自然给地方和百姓造成巨大的负担。

《山河月明》（2022）剧照。

朱高炽即位后，下令“自今官司所用物料，于所产地计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除按市价和产地收购政府需要的物资，朱高炽还下诏大幅度地减免了当时的物料征收量以及永乐时期的物料欠额，较为有效地减轻了百姓的部分赋役负担。这种较为公平合理的采买制度，既方便了百姓，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胥吏作弊害民的行为。

朱高炽还释放了被朱棣关押的夏原吉、黄淮等人，提升并重用这些人以及从前遭受过打击和迫害的东宫官属，还一再鼓励这些人畅所欲言，不避忌讳。这件事也反映出朱棣、朱高炽二人长期矛盾冲突的影响。

朱高炽在即位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大刀阔斧地调整和改变了永乐时期继续开创、扩张的政策，巩固和稳定了当时的社会局势，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短，都是少有的。朱高炽的许多做法明显地带有否定永乐政治以及与朱棣私人积怨的色彩，甚至近乎偏激，未免有些矫枉过正。

如此看来，朱高炽的这种思想意识是在他即位前产生和形成的，而不是在他即位之后。朱高炽即位后开启了稳定局势、缓解困境的“仁宣之治”，但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即位前永乐时期的国力超负荷状态，及高压皇权政治。或者说明仁宗的政治生涯中，即位前后的经历与作为是有因果逻辑联系的，因此，要想深入了解明仁宗，就需要全面了解他即位前与即位后的政治生涯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这一点也是学术界的共识。

本文选自《十月天子：明仁宗》，为该书的后记部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赵中男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