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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9 月 8 号是老年大学开学的日子。爱墨老师在课堂上分享了几篇关于白露的文章,那些清丽的文字像一阵秋风,轻轻掀开了记忆的帘子。我坐在教室里,目光越过窗外,心思却早已飞回了五十多年前的田埂上 —— 那个挖甜草根的小女孩,正蹲在夕阳里,手指上沾满泥土,嘴角却挂着一丝甜。
我们的童年时代,零食全靠自己找。地里长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只要能入口,都是我们嘴里的宝贝。那时候没有超市,没有花花绿绿的包装袋,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货架。春天有嫩刺苔和酸咪草,夏天有野桑葚和蛇果,秋天有毛栗和野柿子,冬天则有冻得硬邦邦的房檐冰溜柱。可在这一长串名单里,白茅根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零食,从春吃到冬,从嫩芽吃到老根,它从不缺席。
甜草根在农村并不稀奇。田埂上、荒坡边、路旁、河滩,只要土壤湿润,阳光充足,它就能成片成片地疯长。它的叶子细长而坚韧,边缘带着细密的锯齿,稍不留神就会在手上拉出一道血印子。到了夏秋,叶丛中会抽出银白色的穗子,像一柄柄小旗。风一吹,满坡的花穗一起起伏,远远望去,像一片流动的雪。我们那时不懂什么诗意,只觉得好看,更好吃的是藏在地下的那一截截白嫩的根茎。
春天的甜草根,最诱人的是它的嫩芽。我们叫它“茅针”。那些还没有完全抽出来的嫩穗,被层层叶鞘包裹着,鼓鼓地立在草丛中。眼尖的孩子一眼就能认出来,轻轻一抽,一根白白嫩嫩的 “针” 便脱鞘而出。剥开外面略硬的皮,里面是一小段柔软如棉的芯,放进嘴里慢慢嚼,一股淡淡的清甜在舌尖化开。那甜味很轻,轻得像露水滑过草叶,远不及今天的糖果和蛋糕来得浓烈,可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年代,这一丝甜已经足够让我们惦记上一整个下午。
夏天放学的铃声一响,我们挎上篮子,三五成群地往田垄上跑。名义上是打猪草,实际上每个人都揣着一把小心思—— 哪里甜草根多,哪里泥土松,心里早有了地图。打猪草是主业,因为猪饿着了是要挨打的,但挖甜草根是我们的秘密副业。大家一边埋头割草,一边拿眼睛瞟着田埂边的茅草丛。等到篮子里的猪草够了分量,便一哄而散,各自奔向心仪的 “据点”。蹲在田埂上,手指顺着茅草根部摸下去,找到那根白嫩的茅头,用小锄头或瓦片轻轻刨开土。那动作要轻,要巧,像给土地挠痒痒。一截白茅根露出来,再顺着走势慢慢拽,一节,两节,像拉一根白色的线,越拉越长,越拉越有成就感。有时候用力过猛,根断了,半截留在土里,急得我们直跺脚。为了这一口甜,每个人的手背上也总有一两道被茅叶划出的新伤,旧伤还没好利索,新伤又添了上去,可谁也不当回事。
白露过后,甜草根的甜度一天比一天高。霜降之后更是黄金时节,那时候茅草的叶子枯黄发脆,不再那么锋利,泥土也经过秋雨的浸润变得松软好挖。下午放学,我们三两下就拔满一篮猪草,然后撒腿奔向那片早已看中的甜草根地。蹲下身,拨开枯黄的叶子,指尖轻轻扒开表层的干土,很快就露出白茅根的端头,嫩白得像一段玉。攥紧小锄头,腕部轻轻发力,贴着草根斜向刨下去,不敢太猛,怕伤了根茎的完整。等泥土松动了,就扔开锄头,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露出的根端,顺着根须的走向慢慢向外抽拉。一节、两节,一串洁白柔韧的根茎缓缓脱土而出,带着湿润的泥粒。遇到盘缠交错的老根,就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掐断旁须,再把甜草根一条条捋净。摊在掌心里抖一抖,一根根银白透亮,凑到鼻子下一闻,有股淡淡的土腥气,夹杂着一丝丝甘冽的清香。我们常常一直挖到天边泛起暮色,直到村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喊声——“回来吃饭啦!” 才依依不舍地起身。回到家,把猪草倒进猪槽里,顾不上洗手,先把白茅根一根根理好,在水盆里搓洗干净,分成一小把一小把。第二天上学,几乎每个人的书包里都塞着一把甜草根,课间时分,教室里满是嘎吱嘎吱的咀嚼声,那声音清脆而满足,像是秋天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场盛宴。
1972 年的秋天,活泼爱笑的堂妹忽然得了急性肾炎,圆圆的小脸胀得紧绷,眼皮肿得抬不起来。她在县城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医生特意叮嘱,要长期用甜草根煮水当茶饮,慢慢调理,巩固疗效。叔叔婶婶都在县城上班,没法回来挖,采挖甜草根的担子,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这不再是孩童挖来解馋的玩耍,是给堂妹治病的要紧事。母亲特意交代,要长势饱满、白净粗壮的鲜茅根,老根、发黑带锈的都不能要。每天放学后,我不再和伙伴结伴嬉闹,独自背着背篓、扛着小锄头直奔南谷沱。从前挖甜草根,图的是那一口清甜,挖多挖少全凭兴致;现在挖,每挥一锄都带着牵挂。我仔细拨开枯黄茅草,耐心寻找长势最好的茅丛,刨土、抽根,格外小心,生怕折断根茎。茅叶依旧锋利,手上划开一道道细口子,我全然不顾。
回家后,母亲利用晚上的时间,挑掉细弱、变质的根须,反复在清水里淘洗,冲净每一寸泥土,截成小段,摊在竹匾上晾晒。一连好多个秋日,院里的竹匾铺满洁白茅根,阳光缓缓洒下,远远望去像落了一地薄雪。
每到周末,叔叔便从县城回来,带走一包晒干的茅根,顺带捎来堂妹的消息。“今天能多喝小半碗粥了”“能轻轻走动了”,这一句句话,就是我挖茅根最大的盼头。那段日子,辛苦却有奔头,每次挖到满满一背篓白净茅根,心里便觉得踏实。茅根煮出的水清淡微甘,一杯杯送到堂妹手里,连着一家人的期盼。后来复诊,医生说恢复得不错,可以暂停药茶。竹匾里还存下两大匾干透的白茅根,静静堆在屋角。那一根根草根,早已不是童年口中的零食,它承载着一段焦急的守候,藏着盼望堂妹快快好起来的心愿。
如今,超市里的零食摆满了整排货架,巧克力、薯片、奶茶应有尽有,孩子们的手里永远不缺花样。甜草根也好像懂得了“退场” 的规矩,安安静静地退出了孩子们的零食名单。
前些天,我特意去花石的山坡上找了几棵,费了不少力气挖出来,洗净了递给孙子。他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就皱起眉头:“这也不甜啊。你们小时候怎么这样爱吃?” 然后转身去翻他的薯片袋子。
我看着他,忽然就笑了。是啊,他不觉得甜,可我明明记得,当年的那根甜草根,是浸透了整个童年的蜜。
有时候,一代人怀念的并不是某一种食物有多么好吃,而是当时获得快乐的方式足够简单,简单到一根草根、一颗野果、一下午在田埂上的奔跑,就能把一整天填得满满当当。那份甜,不是糖分给的,是童年给的,是土地给的,是一去不回的时光给的。
甜草根还长在田埂上,年年发,年年枯,可那个蹲在夕阳里挖茅根的小女孩,已经走远了。但每当我剥开一根甜草根,把那段柔软放进嘴里慢慢嚼的时候,我又仿佛能听见五十年前的风,从那片银白色的花穗上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湿润,和淡淡的、再也回不去的甜。
作者简介
李翠兰, 退休教师,济源老干部通讯组副组长,济源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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