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帝国、殖民、革命、霸权：从希波战争到美以伊战争的全球史考察（下）

在从希波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000余年的历史演进中，波斯帝国与希腊、罗马、拜占庭、西方殖民主义帝国的冲突碰撞，对伊朗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伊朗既因古代帝国的辉煌充满民族自豪感，也因近代的帝国衰败留下了深刻的民族屈辱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全面展开，则使伊朗经历了从依附和追随西方到伊斯兰革命后反西方的历史转向，并率先冲破了冷战体制的约束。伊朗与西方的冲突围绕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矛盾全面展开，西方对伊朗的遏制围堵、伊朗的顽强抗争，构成了双方关系的主轴。

当地时间2026年9月2日，伊朗库赫斯塔克，人们在一处建筑内查看损毁情况和残骸。视觉中国 图

从全球体系与伊朗关系的角度看，全球体系深刻限制和影响了伊朗的历史发展进程，而伊朗则以伊斯兰革命的方式突破美苏主导的冷战体系，并在冷战后继续与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进行博弈。从“全球中东”与伊朗关系的角度看，中东地区的诸多全球性议题如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战争、“阿拉伯之春”既深刻影响了伊朗内外政策，也使伊朗在其与阿拉伯民族、以色列的矛盾纷争中越陷越深，同时也成为其与西方博弈的重要领域。

冷战时期从依附美国到伊斯兰革命的历史突破

二战期间英苏对伊朗的占领、美国势力的大举进入，二战末期美国与英苏的博弈、大国围绕伊朗石油开采权的激烈斗争、冷战在伊朗的率先展开，都注定使伊朗身处冷战的漩涡中难以自拔，并在摩萨台政府被颠覆后被美国牢牢绑定在西方的同盟体系内，其国内发展也深受美国的主宰。伊朗对美国的依附不断增强，也构成了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原因。

伴随冷战的展开，伊朗逐步被纳入美国对抗苏联的中东战略之中。1947年10月，伊朗与美国签订了军事条约，美国军事顾问团大举进入伊朗；1949－1951年，美国政府分别向伊朗提供了200多万美元的技术援助；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伊朗国王相勾结颠覆了推行石油国有化的摩萨台政府；1954年8月，伊朗与西方达成石油开采协议，美国成为最大赢家；1955年伊朗加入英美策划的亲西方的巴格达条约体系；1959年美伊签订军事协定，使巴列维王朝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颠覆民族资产阶级的伊朗摩萨台政府，不仅成为后来伊斯兰革命强烈反美的历史根源之一，而且在2026年的美伊战争中仍成为伊朗民众强烈反美情绪的重要来源。

为使伊朗听命于美国，在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战略目的在于控制波斯湾的战略通道和石油资源，使伊朗成为防止苏联南下扩张的桥头堡，以确保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随着美伊合作关系加强，美国顾问和专家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朗。据估计，1981年在伊朗的美国公民达3.4万人。这一切都受到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界人士的猛烈攻击，对巴列维国王的政治合法性造成了致命的影响。

更为吊诡的是，严重动摇巴列维王朝权力根基的激进世俗化“白色革命”，也是在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巨大压力下进行的。但是，正是美国推动的“白色革命”尤其是土地改革，严重激化了伊朗王权与包括宗教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巴列维王朝在西方扶持下推行的“白色革命”，强行移植西方世俗化模式，一方面摧毁了伊朗传统的什叶派宗教社群结构与乡村社会体系，造成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边缘群体；另一方面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政策也引发了传统宗教阶层的强烈反弹，伊朗社会被撕裂为亲西方的世俗精英与反西方的宗教阶层两大对立阵营，这种社会裂痕直至今日也未能完全弥合。

美国对伊朗资源的控制，对巴列维王朝的操控，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侵蚀，都成为什叶派宗教势力强烈反对巴列维王朝的重要原因，并最终导致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进而埋葬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从全球体系与伊朗互动关系的角度看，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发挥民族主体性，突破冷战体制的极端体现。巴列维王朝受制于冷战体制并深刻依附于西方，而霍梅尼则以“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发出了突破冷战体制束缚，摆脱美国控制，实现民族自主的强音。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历史剧变和转向，既重塑了自身，也重塑了伊朗与世界和中东地区的关系。但伊斯兰革命在实现民族自主的同时，反西方、反东方的反体系外交和“输出革命”的地区外交，又使伊朗走向了在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中深陷孤立和封闭的局面，并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反西方、反东方的反体系外交和“输出革命”外交是霍梅尼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思想的体现。霍梅尼认为，现存国际关系是一个由美苏两强分割控制的国际体系，两个超级大国构成了伊斯兰的共同敌人。要突破美苏主导的国际体系，必须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革命，最终实现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目标。这也正是伊朗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作为其外交原则的根据所在。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伊朗与国际体系的关系陷入了深刻的悖论和两难困境之中，并突出表现为伊朗作为民族国家和作为教法学家治国的“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困境。一方面，伊朗仍是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员，有其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理性，并突出体现为在现行国际体系内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作为伊斯兰国家，伊朗又拥有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追求建立替代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伊斯兰体系和秩序，而这无疑是对现行国际体系下国家主权基石的否定，这是其输出革命、建立“抵抗阵线”等做法遭到国际和地区抵制的根源所在。这无疑是霍梅尼留给伊朗、至今仍难以摆脱的沉重历史包袱。

霍梅尼死后，伊朗与西方、地区国家的关系也曾出现数次改善，但由于各种内外矛盾的盘根错节，伊朗仍未能跳出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主义路线的束缚和羁绊，并在2026年美以伊战争爆发后陷入了更加积重难返的困境。

伊朗与以色列从盟友走向死敌的突变是伊斯兰革命的另一重要遗产，也是伊朗从相对独立于地区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之外，逐步深入卷入巴以冲突，并与以色列发生深刻冲突的原因。伊朗和以色列不仅在历史上长期友好，在当代也曾共同作为美国盟友而密切合作。双方关系出现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反美、反以成为伊朗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以色列也被霍梅尼视为西方嵌入中东的“毒瘤”而加以强烈反对。

尽管伊朗和以色列双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矛盾仍主要停留在舆论层面，并在两伊战争中围绕打击伊拉克进行了密切合作，但却为冷战后以色列与伊朗走向全面冲突埋下了伏笔。因为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输出革命”外交，伊朗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从而将自己与巴以问题捆绑在一起，导致其与以色列的矛盾不断激化。这无疑是当下以色列和美国共同发起对伊朗战争的又一历史根源。

后冷战时期美、以、伊从全面博弈走向战争

冷战后全球政治与中东政治互动的一条重要线索是美国中东霸权由盛转衰，引发了全球和中东地区在格局和秩序层面的深刻变化，其中尽管线索众多，但美伊矛盾、以伊矛盾两条矛盾主线从深层博弈、演化到交汇，构成了美以伊战争从酝酿到爆发的深刻根源。

首先，在美国全球霸权和中东霸权由盛转衰的过程中，伊朗构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最大挑战，导致美伊矛盾不断激化，直至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政策失灵后，美国在以色列的裹挟下悍然对伊朗发动战争。

在处于霸权顶峰时期的1991—2008年，美国依靠“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政策主线，试图在中东构建完全由其主导的“新秩序”，但美国先后发动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数次地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美国霸权，而且为伊朗扩张地区影响力打开了战略空间。相反，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和遏制地区敌手的两大政策目标却均受到来自伊朗的深刻挑战。2009年后转向中东战略收缩的美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和遏制伊朗方面更加困难，其内在的矛盾是中东战略收缩与维持中东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全面地看，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累积的地缘政治矛盾、意识形态矛盾，以及冷战后双方围绕中东地区主要议题的矛盾，都成为美国难以解决的问题。

除去前文所述伊斯兰革命后导致的深刻意识形态矛盾外，伊朗核问题、导弹问题、地区代理人问题，都成为伊朗威胁和破坏美国地区政策的重要议题。在美国看来，正是由于伊朗崛起，打乱了美国中东战略的所有安排，伊朗成为美国中东主导权、盟友安全、能源安全、和平进程等一系列战略利益的威胁之源。

在特朗普当政前，伴随美国霸权由盛转衰，美国对伊政策经历了从老布什时期、克林顿时期、小布什时期的遏制、制裁为主，向奥巴马时期“制裁+谈判”的变化，并取得了签署2015年伊核协议的外交成果。但是，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彻底否定了奥巴马的伊朗政策，并把遏制伊朗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首要内容，在断然退出伊核协议的同时，美国还积极推动以色列与“温和阿拉伯国家”组建对抗伊朗的联盟。很显然，特朗普已将遏制伊朗作为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及解决中东诸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之际，“极限施压”便成为美国对伊政策的主格调，当时就有美国专家预言，特朗普“要么轰炸德黑兰，要么飞往德黑兰与最高领袖会面并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但不幸的是，前者在2025年和2026年两次变成了现实。讽刺的是，美国企图通过军事打击、制裁施压，迫使伊朗妥协的目标却变得愈发遥远。

客观而言，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与特朗普个人因素、以色列裹挟等特殊因素密切相关，但从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层面看，美伊战争无疑与全球权力转移和伊朗地区崛起背景下美国的战略焦虑密切相关，即美国绝不允许一个反西方的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核心力量出现，其本质在于美国中东霸权与地区强国伊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当前，特朗普仍极力避免对伊发动全面战争进而导致美国霸权衰落，但有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又难以使伊朗妥协，进而使美国陷入战和两难的困境。这也正是长期以来美国对伊政策困境的写照，更是美国应对新兴大国崛起、维系中东霸权与中东战略收缩之间矛盾的体现。

其次，以色列与伊朗矛盾累积、激化，直至以色列与伊朗和“抵抗阵线”爆发全面冲突，使以伊矛盾成为美以伊战争爆发的特殊动因。

具体来说，阿以冲突向巴以冲突、伊以冲突演化的过程，逐步使以色列与伊朗及其领导的“抵抗阵线”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并使巴以冲突和伊以冲突实现捆绑，最终演化为从新一轮巴以冲突到美以伊战争的“第六次中东战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中东和平进程发展，直至2020年以来特朗普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的“亚伯拉罕协议”，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阿以冲突逐步转变为巴以冲突，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有所淡化。但是，伴随阿以矛盾逐渐缓和，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则强烈反美、反以，并建立了对抗以色列的“抵抗阵线”。伊朗逐步取代阿拉伯世界成为伊斯兰世界内对抗以色列的核心力量，进而使以伊矛盾和巴以冲突深刻绑定，并不断加剧伊朗和以色列的对抗、冲突。而美伊矛盾中的伊朗核问题、导弹问题、地区代理人问题，同样也是以伊矛盾的核心，这也是以色列能够裹挟美国共同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内在根源。

2023年10月，长期得到伊朗支持的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而以色列不仅发动了强烈报复哈马斯的加沙战争，进而全面点燃从打击“抵抗阵线”到直接打击伊朗的“第六次中东战争”。因此，美以伊战争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最高形式，以伊矛盾与美伊矛盾的交汇最终演变为把巴以冲突、以伊冲突、美伊冲突混合在一起的“第六次中东战争”。美以伊战争构成了“第六次中东战争”的最高形式，是美以利用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打击“抵抗阵线”形成的战略优势，对其主要对手伊朗进行的“总清算”，是美以霸权力量与伊朗领导的反美阵营之间的“总较量”，其根本目标是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

但是，美以伊战争不仅未能实现颠覆伊朗政权的目标，而且由于战争对全球体系、中东地区体系的冲击，不仅触发了中东的地区性危机，而且引发了世界经济、能源安全、全球供应链等层面的一系列危机，进而呈现出全球体系、地区体系、伊朗问题之间的复杂联动和矛盾共振。从这种意义上说，美以伊战争既是战争当事方的危机，更是中东地区和世界的危机。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