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南下深圳的绿皮火车，我整整站了一天一夜丨非虚构时代纪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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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已经在深圳打工的朋友写信来，说他们出版社某编辑部缺个写手问我想不想去。我给他寄去了从初三起发表过的文章，还有在中专读书时创办的民间报纸，两期八版，我自任社长和主编。
半个月后接到电话，朋友说他老板已经同意并期待我前往深圳。一条崭新的道路在我的眼前出现。
那是1997年的冬天，我还在老街守着那几乎没有生意的药品零售门市，白天看书，晚上写作，早上九十点睡到自然醒开门营业，日子淡然闲适，却是困住一个青年人的牢笼。
靠写作谋生是我读书时就已坚定的想法，在决定要外出打工的那段时间里，我给很多人写信，也给一些报刊杂志上刊登的招聘单位写信，寻求的都是这一方向职位。
此后近三十年的人生沉浮，我曾很多次做出过重要的选择，但这一原则贯穿了始终，从未动摇。
做自己擅长的事更能如鱼得水，能将个人爱好和择业方向紧紧扣在一起是我的幸运，更是我的主动选择。无论成与败，中年时回望前因，此生均已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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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就和单位打了招呼办理停薪留职。那个时候已经分家几个月的原单位又准备合并在一起，领导和同事们大概都乐见又少一个分饭吃的岗位，所以没有任何人阻拦，甚至都不需要亲自办手续，有人会迅速帮你把资料准备好直接上报。
很快便定下了行期。
1994年上中专开学报到，是16岁的我第一次走出山里的县城，父亲和一位曾在河南嵩山某武校“练过打”的堂兄一路护送。
现在，是即将20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安徽，独自一人去往遥远又陌生的南方，那个仅仅只在电视和报纸上见过的传奇般的城市——深圳。
山里人的打工潮还没有大规模到来，老家的族人和亲戚们大多还在土地上劳作，但第一批前往江浙地区的打工先行者们已经出发，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都成了主管、经理和厂长，多数也都挣下数百万家财，回乡后修祖坟、起高楼。
五岭逶迤腾细浪，一列火车去南方，现在轮到我出发了。
从镇上坐班车沿318国道走70公里山路到县城，再转乘去安庆的大巴在怀宁县月山镇下车，然后等路边的私人小巴拼够了人再一起前往高河火车站（现在叫安庆西站），那里是当年我们南下最便捷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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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如今准点出发的公铁运输规则不同，上世纪末的公路客运交通混乱不堪，私人营运的客车你问就是马上就走，但经常要等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宰客甩客更是常事。
因为有了三年在外读书的经历，也因为要一路和相熟的同学话别，我选择提前两天出发。
第一天住在县城招待所，和几届中专同校的老乡们喝酒聊天，回忆还未久远的校园佚事，畅想未来人生的种种可能。他们中还有两位仍未落实稳定的工作，留在县城要花钱找关系才能进单位，外出打工极大的可能是进工厂做流水线工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和如今中专技校、职业院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即便称不上所谓的天之骄子，在中考时成绩也都是拔尖的存在。只是越到世纪末，毕业分配也越来越难以实现。
进工厂成为流水线工人，确是有些心有不甘。
我是委培生，父亲在我上学前就帮我落实好了工作，这才能一毕业就能直接去单位报到。虽然后来的很多年我也曾遗憾于当年没有进高中上大学，但我更感激父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我们所做的努力。
1991年我们全家离开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去镇上生活，新的学校在附近几个乡镇教学质量口碑最好，我才有机会在1994年考上中专。
第二天从县城出发，下午住进高河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工务段，我有个同学毕业后就分配在这里工作。记得他们宿舍区三楼有间很大的内部卡拉OK唱歌厅，吃完饭我们狠狠地唱了几个小时。
在工务段食堂吃了饭，唱了歌，解决了当晚的住宿，同学还帮我搞了一张内部的火车票——那是一张手写的内部乘车单，粉红色，上面写着安排一张卧铺。
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格外深刻，不仅仅因为个人经验中刻骨铭心的身体折磨，更因为那是上世纪末最贴切的时代剪影。和大别山中那个县城平淡朴素的生活不同，外面的世界早已迎来了席卷全国的打工浪潮，北上南下，纷涌如过江之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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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上班不能相送，午饭后我沿着他们工务段的轨道走到火车站，大约不到一公里。看着空荡荡的站台我有些恍惚，传说中的人潮并未出现。
没有拉杆箱，没有双肩包。我的行李是两个手提包。大的里面塞满衣服鞋袜，大约是某个酒厂的赠品包装，现在想来真的很丑，但很实用。小的装随身洗漱用品和零食，几本书，几支笔，一个写作本。身份证和钱都在贴身口袋里。
记不清是下午几点，火车站铃声和播报声响起，当候车室的人群涌入站台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人潮汹涌这个词语真正的概念——他们穿过闸机一浪一浪一浪一浪涌过来，空荡荡的站台很快便没有了空隙。
排队是不可能的，火车进站，我被挤上不知是哪一节车厢，既慌且懵又无奈。当年我那百来斤的瘦小身板，完全无法产生一丝丝和他们相抗的能力，只能被人群推搡着上了车，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上车后看见我离乘车单上的卧铺间隔了六节车厢，但那个时候火车上除了厕所外早都挤满了人群，且不说走动，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想穿过六节车厢几无可能。
晚上车到九江站，我终于前进了两节车厢，但那时已耗尽全身力气，再也不想挪动分毫。后半夜我把乘车单给了旁边的一位大哥，他和几位老乡一起出门，不用带着行李前去。
两个小时后大哥回来说，卧铺已经卖掉了。我们一起用力挤出一小块空地轮流坐下来打盹，天亮了又继续站起来，直到第二天上午抵达列车的终点——广州东火车站，我们终于熬过了此生难忘的那一天一夜。
那是1998年正月的一天，我在拥挤的人群中似乎听见零点的钟声，那是给我20岁生日的祝福。第二天我要去广州汽车站转乘大巴前往深圳，在公交车上，一个愚蠢的小偷差点摸走了我所有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