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丨一名侵华日军宪兵的谢罪碑

新华社东京/长春9月14日电 特稿｜一名侵华日军宪兵的谢罪碑

新华社记者陈泽安 李林欣 张博宇

“我希望父亲哪怕能告诉我一点，他在中国究竟做过什么。”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一处墓地，79岁的仓桥绫子站在父亲的谢罪碑前说。

9月7日，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仓桥绫子站在父亲大泽雄吉的谢罪碑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摄

仓桥的父亲大泽雄吉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部队的一员，曾在天津、北京、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服役。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际，大泽被苏联军队俘虏，后设法逃脱并辗转逃回日本。

1986年，大泽在病重去世前，从枕边拿出一张纸条。“他把纸条递给我，对我说，‘我死后，把这些刻在我的墓碑上’。”仓桥回忆道。

“曾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其中十年作为驻中国陆军下级干部（原宪兵准尉）。”纸条上写道：“参加了侵略战争，对于曾经对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唯有向中国人民深深谢罪。”

仓桥表示，父亲曾告诉她，后悔自己当年作为宪兵参加了侵华战争，想要刻谢罪碑，却从未提及在中国究竟做了什么。然而，立谢罪碑之事遭到仓桥的伯父和哥哥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有损家族颜面。

“父亲究竟为何谢罪？”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仓桥心头。

为解开疑惑，仓桥联系到父亲在宪兵部队的一名前同僚，寄信告诉对方父亲的临终谢罪遗言，恳请对方告知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他看到我父亲年老后的照片百感交集，但始终没有吐露当年的情况。”仓桥说。

带着遗憾，仓桥开始主动参加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学习研讨，并由此结识了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素桢。

“日军宪兵手握很大的抓捕权力。”李素桢直言，仓桥的父亲可能做过不可言说的罪恶事情，所以才想谢罪。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12日在东京告诉新华社记者：“在关东军成立之时，宪兵队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了。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日本的侵略范围不断扩大，宪兵队也被部署到中国各地。”

松野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和日军侵华史研究。他拿出多本收集的史料，翻开1940年日本陆军省审查通过的《作战要务令》，指着上面的内容说：“第七篇明确规定了宪兵的任务，包括保护军机、搜查间谍、审查通信和舆论机构等，还有镇压所谓‘怀有敌意的居民’，即对那些抵抗日军、拒不与日军合作的居民进行镇压。”

松野又取出一份关东军宪兵部队报告的复印件。这份标注着“秘密”的报告记录了对一名“间谍”的处置方案：此人不具有“逆利用”（即被日方策反、利用）价值，建议将其“特移送”。“‘特移送’即特别移送，是指送到731部队。”松野说。731部队对外称“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在二战期间实施了大量人体实验、生物战、细菌战等恶行。

“在日本的侵略和占领过程中，宪兵队充当了日军镇压当地民众的‘爪牙’和‘先锋’。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是非常可怕的组织。”松野说，仓桥的父亲当时是宪兵准尉，宪兵准尉通常在一线负责指挥部下执行各项任务，他可能日常负责对抗日人士进行搜查、抓捕和镇压。

在仓桥的印象中，父亲性情严厉，但有一次，父亲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关于侵华战争的节目，流下了眼泪。“他当时说，人分两种，一种人在被杀之前会大声哭喊着求饶，但还有一种人，即使到了被杀的时候，也会坚定地直视前方。”仓桥说：“我想，父亲一定曾因想到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而备受煎熬吧。”

虽然未能查明父亲在中国做了什么，但仓桥一直铭记着父亲立谢罪碑的愿望。在反对立碑的哥哥去世后，仓桥给侄子去信，征得了侄子的同意。

这是9月7日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拍摄的大泽雄吉的谢罪碑。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摄

1998年，仓桥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了一块碑，完整刻下父亲的谢罪文字。大泽的遗愿终于完成。

仓桥此后多次前往中国，表达父亲的谢罪之意。其间，她走访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看到了更多关于日军侵华战争的记录，“每一处都给我很大的冲击”。

作为曾经的日本初中教师，仓桥坦言，日本并没有充分反省战争。在日本学校的课堂上，教师会讲授日军去过的一些地方，却不会进一步讲述他们在当地的所作所为。

9月7日，仓桥绫子在日本埼玉县越谷市的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摄

仓桥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希望父亲的谢罪碑文能传播得更广。如今，日本右倾化加剧，“新型军国主义”思潮抬头。她担心谢罪碑会被人恶意损坏，决定今年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复制品。

“‘从眼前消失的东西，也会从心中消失。’我不希望这句话有一天会成为现实。我衷心希望，这座谢罪碑永不损毁，永立于此，揭示历史真相，守护世界和平。”仓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