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 张晓川｜自己的、也是开放的园地——写在《近代中外交涉文献集刊》创刊之际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此处讲古代使节出使，遇到问题要随机应变，合宜地使用思想资源和交涉语言，进行外事活动。近代中国是一个“变”的时代，中外关系则是最大变量之一，外交事务或更广义的交涉、交往活动对于理解“近代”意义重大，而相关交涉文献的文本样貌及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呈现更加多元、复杂的面相。

古已有之的“交涉”一词，主要为两造之间产生关系之用语，用以表示牵涉、相关和联系等，继而渐有交往协商的意思。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深刻改变了中外格局，战后出现的通商口岸和条约体制，致使华洋杂处、中外相联之势已不可逆转。至列强获得直接在北京驻使的权力，负责与之对接的总理衙门成立，中外国家外交与地方洋务交涉进入常态化阶段，“中外交涉”之称逐渐流行且常见，“中外交涉”之事亦成为清廷为政之一大重心。清季民初，随着中外之间“权势结构”的转变，中国朝野的思想、政治乃至国家目标重心外倾，致使“中外交涉”的蕴涵愈加复杂，意义愈加显著。在传统中国，政、学之间联系紧密，既新增“交涉”之政，则必有“交涉”之学兴，且西来的“交涉之学”一入中文世界，则与史学、政教及公法学牵连缠绕，不可区分。

“交涉”既然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且历史上“中外交涉”事务和“交涉”学又如上所述涵纳甚广，则可以想见其留下的相关公、私文献资料亦并不在少数。民国以降，以迄当世，数代学者在近代中外交涉文献的挖掘、整理、研究方面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丰硕成果。其最典型者，1980年代，钟叔河先生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广搜博览1911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包括日记、游记、考察记、报告书等等，共计有三百余种，按编者解说，“浏览一过这三百余种书，等于通过三百多个侧面和断面，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了一番纵横观察”，“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它既是中外交往史，又是文化思想史；既是政治史，又是生活史；既是‘西学东渐’史，又是反帝斗争史”。（钟叔河《代跋：中国本身拥有力量》，1982年）该丛书原计划出100种，由于种种原因只出版了35种，2016年又有“续编”之作，共有65种（55册），与初编构成百种全璧，嘉惠几代知识人，至今影响不衰。

钟叔河主编之《走向世界丛书》及其续编

不过，需要认识到的是，近代文献体量庞大，存世形态复杂，限于时代条件以及文献自身性质、体裁、内容等因，既有文献整理工作往往有遗珠之憾，很多重要的稿钞、刻印本，仍深藏于各地档案馆、图书馆乃至民间束之高阁，且有不少大部头影印丛书又让人无处寻觅或望而生畏，继续推进近代中外交涉相关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实在是有必要的。而且，交涉文献在以往研究中基本上作为史料简单应用，较少被当作一个整体，置于近代中外交往的时代背景和制度语境下加以审视，对其产生、编辑、整理、刊印、流转和阅读，以及史料化和档案化的整个过程鲜有注意。即便作为史料文字运用，亦不能注意到当时文书制度性及作为外交辞令的一面，导致相应的研究高度及准确性有限。在厘清交涉文献概念、分类和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将其放回时代之中，结合制度运行、信息传播、日常政治统治、中外交往实践等因素，研讨传统惯性与近代转型诸问题，尚有许多值得着手的研究工作。

关心文献史料的本身性质、源流、生成、出版、传播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并不脱节，恰恰相反，应该成为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以晚清外交档案文书为例，作为中国外交史“开山”之人的蒋廷黻，早在1930年代不仅提出“信”、“新”、“要”——编辑史料者所不能不顾到的“三种条件”，而且专门论及“史料的历史”（Documentary History），还打过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史学工作仿佛建筑物，则“普通的建筑物均加粉加漆，务使原料不露其本来的面目”，而诸如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属于“一种完成的建筑物”，“墙上不加粉，板柱不加油漆，连支撑屋顶的栋梁皆赤裸的让人观看，务使观者欣赏一方面原料之美实，一方面全建筑之有节调”——“史料的历史正是如此”。（《外交史及外交史料》，1932年）对于中国外交文书研究有开拓之功的日本学者坂野正高在其执笔的《近代中国研究入门》“外交史研究”一篇中批评“只知道在事物表面搬来弄去的外交史”的研究现状，犀利指出：“搞外交史的不外乎两种人，要么只看现象，不管本质（Substanz）的蠢材，要么是玩赏外交档案而乐此不疲的笨蛋。”在他看来，对枯燥无味的外交交涉进行表面观察而不追究现象背后本质的研究只是一种“浮浅之举”，这一判断当然有其针对学界时弊的考量，即反对“将对外交交涉过程的观察，思考强行塞进多半是先验性的框架（指国际法、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论、条约体系论等前提性框架——引者按）之内，并以此具体呈现、验证该框架的有效性”。（坂野正高、田中正俊、衛藤沈吉編：《近代中國研究入門》，1974年）这里其实也提示了一种看待与处理档案史料的新眼光，有必要将外交文书的整体置放于时代语境，重建晚清档案文书制度，在近代中外交涉和外交近代化的大背景下，探究交涉文书制度如何形成，其流转、保存、归档状况又是如何，以及该制度在晚清的沿革变化及其具体实践与制度之间的异同，并与西方国家外交文书制度有所比较。在研究取径上，除了照顾外交文书的基本分类，尤应考量清代外交体制的特定背景因素，不宜过分追求“大而全”，择其要者研究，争取重点突破，如清朝自身系统内的“国书与照会”、“地方交涉文书”、“驻外使领馆文书”、“中外会谈记录文书”、“中韩宗藩交涉文书”，以及作为对手方的英、法、美、日等国外交公文体系与晚清外交文书的关系研究，都是较有价值、且具可行性的研究子方向。目前可加措意并具体展开的问题，包括文书与各衙门关系，文书与外交程式，文书的草拟、流转与阅看制度，文书的保存与档案化，近代外交情报网络与外交文书，近代通信技术与外交文书，保密制度与外交文书，等等。

文书、信息现象，贯串、弥漫在制度运转、外交实践、日常政治统治的方方面面，若合而观之，可以更加立体、多元地呈现外交活动面相，还原中外交往的一般交涉和日常状态，深入推进重要外交事件或外交问题的研究，同时增进近代史研究中的内政与外交互动，相关历史人物流露出的思想观念及其渊源、形成、表达乃至于影响实践层面，亦多有研究考察价值，堪为近代中国所谓“走向世界的挫折”进一解。再则，外交文书与语言问题息息相关，往往存在双语、转译现象，文书流传阅读过程，也时有“误读”发生，文本细读、比勘互证，大有可为。重要文书文本，有必要精细整理，加以精确系年系日，凡责任者、参与者、翻译、记录者、时间、签押人等要素罗列齐全，包括文书实物形态、物质属性，也不可轻易忽略。以上工作除了直接推动外交史研究，对于晚清机构、制度、人事以及政治史、思想史、翻译史等多方面研究，也必多所裨益。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书》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出使专对：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5月

出于此种研究意识与学术热情，约十年前由一些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发起，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牵头支持，《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的整理出版工作开始启动，参与者多为国内外活跃在研究第一线的高校青年学者，大家都认为应该本着整理一本，深入研究一本的态度，在工作取向上表现为整理与研究相结合，每一种资料均附有问题意识明确、论述严谨的研究性导言，这也成为本项文献工作的一大特色。《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2020）、第二辑（2024）各十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我们相信这将是一个长期而有意义的历程。配合这一工作，我们邀集相关专家学者、研究同好，相继举办“绝域輶轩：近代中外交涉与交流”学术研讨会（四川师范大学，2017年9月）、“钩沉与拓展：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学术工作坊（复旦大学，2021年11月）、“出使专对：近代中外关系与交涉文书”学术工作坊（复旦大学，2024年6月）、“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传承与拓新”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2024年11月）、“‘中央’ 交涉与地方交涉——晚清外交的多重面相”学术讨论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25年9月)，在拓展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议题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充实了中外交涉文献的整体团队，有力推动了学术交流与研究创新。

有了以上的工作基础，《近代中外交涉文献集刊》酝酿和创刊，也顺理成章被提上议程。本刊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主办，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晚清外交文书研究》（23&ZD247）、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全球性与本土性的互动：近代中国与世界》（22JJD770024），以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政治外交史、中外关系史研究提供具有价值的学术资料为宗旨，力求通过发掘新史料，推动新研究，服务学林，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办刊取向上注重史料整理与专门研究相结合，主要登载中国近代史文献与研究成果，尤其欢迎近代中外交涉相关的原始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中外档案、私人日记、来往函电、著述稿本以及未刊影像、外文资料原文及翻译，等等。成果形式不拘，凡长篇论文、札记、研究综述、书评、史料整理与笺释、重要外文史料之翻译，如言之有据或对相关研究有切实推进，皆在考虑刊发之列。凡涉近代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文献考订与史事研究，以及近代史料学、文献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亦均在关注范围之内。诚盼学界同仁不吝赐教，多予垂注与支持！

真正的学术是平淡的、平常、平和的。在学术圈日益陷入“内卷之困”的当下，我们也清楚知道自己绝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我们抛出几块砖瓦，只是希望能引出许多块美玉宝石来。也希望能尽了我们的力量，建设一个“自己的园地”，如五柳先生那样“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或为一种化境，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却是衷心所愿。而且，借用一位我喜欢的作家的话说，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无论果蔬、药材，还是蔷薇地丁，并不限定于某一种，于本刊的编者、作者、读者而言，“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人认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

戴海斌、张晓川主编：《近代中外交涉文献集刊》第一辑，岳麓书社2026年

《近代中外交涉文献集刊》第一辑目录页

《近代中外交涉文献集刊》第一辑目录页

来源：戴海斌 张晓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