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没什么可怀疑的了：我正驶向战争”

《1917》

目睹战争爆发，是什么样的感觉？

今天我们享受了几十年的和平，可能很少会去想这个问题，甚至可能会真诚地疑惑：战争真的会发生吗？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早已是各国和平协作的产物：即便足不出户，也可以享受甲国的名作，消费乙国制造的产品；或者走出国门，前往丙国、丁国旅游、读书或工作……

我们无法想象战争爆发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于是总也忍不住抱有侥幸，希望外交矛盾能仅仅停留在外交矛盾，不会有哪个政客为了一场没必要的战争，将所有人的命运押上赌桌。

这就是1914年夏天，茨威格听闻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时的感受，也是当时所有人的感受。没人觉得战争会发生，美丽的夏日似乎还在继续。

但是，当奥匈帝国和德国宣战，社会几乎在一瞬间被狂热点燃。人们试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抹杀敌国的痕迹。商店砸碎法语和英语的招牌，剧院撤下莎士比亚的戏剧。

与此同时，这场原本无人想要的战争逐渐变得必要而神圣。年轻人带着成为英雄的幻想奔赴战场，后方的人们则坚信，奥地利没了波斯尼亚的某个小村庄就无法生存。

在《昨日的世界》这本回忆录中，茨威格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视角，细腻地记述了短短数月内，狂热如何轻易地吞噬理性，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推入战争的绞肉机。

在绞肉机里，没有英雄，只剩下昨日世界的废墟。

下文摘自《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斯蒂芬·茨威格 著 吴秀杰 译

01

即便没有那场席卷欧洲大地的灾难，1914年的夏天也仍然令人难以忘怀。我很少经历过如此这般的夏天，比以往的任何夏天都美丽、繁盛，我几乎想说，更是夏天。连续多日，天空像蓝色的丝绸一般舒展，空气柔软而温热；草地暖暖地散发着幽香；树林郁郁葱葱，到处都是新绿。

至今，当我一说出“夏天”这个词，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的灿烂七月天。

那些日子，我是在维也纳附近的小城巴登度过的。6月29日，人们穿着浅色的夏天服装，高兴地、无忧无虑地聚集在疗养公园来听音乐。栗树上方的天空一片辽阔，了无云朵。大人和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他们已经觉得这首个仲夏节日已经为整个夏天做出了预言：舒适的空气，满眼绿色，让人能够忘掉平日所有的忧虑。

我坐在疗养公园中远离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地方读书。当演奏当中音乐戛然而止时，我也就不由自主地停住了阅读，本能地将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来。人群原本差不多如一个流动的浅色块在树间徜徉，现在似乎也都突然之间停在自己的动作上。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正在离开演出场地音乐亭子。这也很奇怪，因为这里的音乐会一般都有一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这种突如其来的中断，一定有什么原因。

《海上钢琴师》

我走近一些才注意到，人们在音乐亭子前面东一伙儿、西一伙儿地聚在一起，个个神色紧张，挤着看一条刚刚贴出来的告示：弗朗茨·斐迪南王储陛下及其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检阅军队的途中，遭遇政治谋杀殒命。

知道这一刺杀消息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传递这意想不到的消息。但是，请允许我诚实地说出真实情形：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到特别的震惊或者痛苦，因为王储一点儿也不招人待见。

弗朗茨·斐迪南缺少那种要想在奥地利真正讨人喜欢所需要的无比重要的特质：个性化的人格魅力以及待人处事的方式。人们知道，他没有朋友；人们也知道，老皇帝从心里恨他，因为他有王储想上位的那种急不可耐，又不知道策略地将其掩盖起来。

我几乎都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位粗脖子、有着冰冷而僵硬目光的人，早晚会出什么事。有这种预感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的人遍及全国。因此，他被谋杀的消息没有带来很深的同情。

两个小时以后，在人们身上已经看不到有深重悲哀的迹象了。人们又开始有说有笑，到晚上餐馆里又开始演奏音乐了。

第二天，各家报纸理所当然都刊登了详细的讣告，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对刺杀事件的愤怒。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事件会引发针对塞尔维亚的政治行动。毕竟，维也纳人经历过伊丽莎白皇后和鲁道夫皇太子的暴力惨死，已经习惯了。再过几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这个名字和形象就将会永远从历史中消失。

但是，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报纸上突然开始争论起来。与此同时，争论的调门越来越高，让人感到这一切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被指责曾默许谋杀行为，而且这种指责差不多也算明确表示：奥地利不能对刺杀如此深受爱戴的皇储伉俪的事件就此善罢甘休。

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某个公众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但是没有人想到战争。无论银行、商店，还是私人生活，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轨道。

这种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说到底争吵的就是几个由塞尔维亚生猪出口而牵出来的贸易合同。还从来没有过这么美的夏天，接下来的日子还会更美：我们全都无忧无虑地张望着世界。

《音乐之声》

我还记得，在巴登的最后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去葡萄园散步，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这样的夏天，我们很久没有过了。要是一直这样，我们的葡萄酒可要好过任何年份。人们会记住这个夏天的！”

可是，这位穿蓝色酒窖工装的老头不知道，他说出来的是多么残酷的千真万确之语。

02

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附近的海滨小浴场，也到处充满那种无忧无虑的气氛。享受度假乐趣的人们有的躺在沙滩上的彩色凉篷下，有的在海里游泳。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在这里和平相处，能听到很多人在讲德语，毗邻的德国莱茵兰地区的游客每年夏天都到比利时海滩来度假。

多年来我们都知道，这些外交上的冲突总是在局势变得严峻前的最后一分钟还能够幸运地得到解决。为什么这次就不能呢？

可是，坏消息越来越多，危险性越来越大。先是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下来是塞尔维亚方面支吾搪塞的答复；奥地利皇帝和德国皇帝之间电报频仍，此后便是几乎无法掩盖的军事动员。

形势危急的7月最后几天接踵而至，每小时都会有一个跟其他消息相矛盾的新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谋杀。人们能感觉到，情势变得严重起来了。

一道恐惧的冷风一下子就把海滩扫得空空荡荡。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涌向火车站，甚至连最不相信坏事会发生的人也开始加速收拾旅行箱。我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就马上买了一张离开这里的火车票。那真算是赶上了末班车，因为那列从奥斯坦德开出的快车已经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火车了。

我们站在过道里，非常紧张不安，大家都在互相说话。没有人愿意安静地坐下或者读书，每到一站都有人冲出车厢去打听新消息，心存一份秘密的希望：总会有那么一只决绝的手，还能将这已经脱缰的命运再拽回来。

人们还不相信会有战争，也不相信比利时会被入侵。

火车渐渐离边境线近了，我们进入了韦尔维耶车站，比利时的边境站。德国列车员上来，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应该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境内第一站赫尔倍施塔尔的中途，突然在没有车站的地方停住了。

《布达佩斯大饭店》

我们挤到车厢过道处，向窗外望去。在黑暗中，我们看到一列火车迎面开过来，敞篷的车厢，上面盖着帆布，我觉得我认出了帆布下面吓人的大炮形状。

我的心脏都停止跳动了。这一定是德国军队向前线开拔。但是，也许这只是一种保护措施，无非是以战争动员做恐吓手段，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在身处危险的时刻，意志还会再生出希望，巨大的希望。

终于有了“通行”的信号，车轮又向前滚动，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门的台阶，打算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最新消息。但是，一位白胡子铁路职员站在关着的门前神情严厉地说：谁也不许进入火车站。

从那被小心遮挡起来的门玻璃之后，我已经听到了军刀轻微的碰击声，以及枪托触地的声音。

毫无疑问，可怕的事情已经开始：德国违背所有国际法，进攻比利时。我浑身战栗地登上了列车，火车继续行驶，开往奥地利。现在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在驶向战争。

03

第二天早晨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贴着告示，宣布了全面的战争动员。火车上挤满了刚入伍的新兵，彩旗飞舞，音乐声震耳欲聋。

在维也纳，我发现整座城市陷入一种沉醉状态。最初对这场战争的惊骇，转变成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兴奋。

这是一场没有人想要的战争，民众不要，政府也不要，外交官们本来在以此玩弄手段、虚张声势，却没想到失手而弄假成真。

实话实说，我必须承认，在这种大众最初的情绪爆发中也存在一些了不起的、令人神往甚至有诱惑力的东西，这是一些很不容易摆脱的东西。尽管我痛恨和厌恶战争，但还是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抹掉对那一天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人还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觉到他们是属于一起的。

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一时刻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共同经历世界历史，正在共同经历一个再不会重现的时刻。

在这短暂的时刻，奔涌的兄弟般感觉淹没了一切因为地位、语言、阶级、宗教而造成的差异。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多年来彼此回避的人，在互相握手：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面孔。

每一个单独的人，都在经历一种“我”的提升：他不再是先前那个孤立的个人，他被融入大众当中，他变成了“人民”，他作为个人，平时根本不被看重的个人，获得了一种意义。他们认可那自己并不了解的权力，而这权力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拎出来。

在1914年，在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之后，大众对战争哪里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了解战争，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那是一个传说，正因为战争的遥远，这又让它变成英雄的、浪漫的。

他们仍然透过教科书或者美术馆里的绘画作品来看待战争：军服光鲜的骑兵进攻令人眼花缭乱，致命一枪打中了勇敢者的心脏，整个军队开拔就是一场无往不胜的凯歌进军。

《合唱团》

一次踏入浪漫之地的快速郊游，一次充满阳刚之气的狂野冒险：在一些头脑简单的男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战争就被描绘成这样的画面，年轻人甚至诚心诚意地不愿意错过生活中这令人激动的美好场景。

他们因此激动不已地挤向募兵站的旗帜，在将自己的血肉之躯送往战壕的火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血管里都涌动着这狂野的、燃烧的血流。

我自己之所以没有陷入这种突如其来的爱国主义狂热当中，绝不是因为我头脑特别冷静或者能明察秋毫。

两天以前我还在“敌对国”，因此我完全确信无疑，比利时的大多数民众与我们自己的国人同样热爱和平，同样对战争一无所知。

我在世界主义的理念当中生活了太长时间，无法在一夜之间突然开始憎恨另外那个世界，那也是我的世界，就如同我的祖国一样。

04

在内心里，我从一开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找到一个正确的立场并不容易。

尽管我才三十二岁，不过暂时还没有服兵役的责任，因为我在所有的服役检查中都被认为不合格，当时我已经为此感到真心高兴。带着我这般信念的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场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这在奥地利会面临着最严重的惩罚。

于是，我一直在寻找某种不具有煽动性的事去做。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在战争档案馆任职的高级军官，能让我受雇于那个机构。我的外语能力对工作有用，或者给某些要向公众发布的消息做些语言上的修改。

当然，我也愿意承认这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工作，但是这似乎是很适合我个人特点的工作，远胜于去拿刺刀扎进俄国农民的肚肠。

比对官方保持一种合适态度更难的，是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保持一种合适的态度。

我们作家大多完全在德意志视野中生活，他们认为自己能做的最佳之举，便是去加强民众的兴奋，用诗歌形式的呼吁或者学术性理念去给所谓的战争之美奠定基础。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是在听一群走火入魔的人群魔乱舞。

同样是这伙人，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以前，还让你敬仰他们身上的理性、建设性的力量、人性的态度。

但是，这种疯狂中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真诚的。大多数人，由于岁数太大或者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无法参加军队的活动，诚恳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做一些辅助性“工作”。

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东西，让他们愧对这一语言，因而也愧对“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人民”效力，让他们能听到想听到的内容。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听话地为“战争宣传”效力，从而去助长而不是去消灭大众狂热和大众仇恨。

《西线无战事》

后果是严重的。在当时，由于宣传在和平时期还没有被利用得声名狼藉，人们对印刷出来的内容还是信以为真，尽管他们已经有成千上万次的失望。

于是，最初几天那种纯粹的、美好的、带有牺牲勇气的兴奋演变成最恶劣、最愚蠢感觉的扩散。

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上和腓特烈大街上去消灭法国和英国，要比在战场上方便多了。商店里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消失。在德国的舞台上，莎士比亚被禁演；莫扎特和瓦格纳被从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中驱逐出来；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则声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

人们不假思索地将精神财富从敌国运来，就如同粮食和矿砂一样。每天在前线上都有上千的和平公民互相残杀，但是这好像还不够似的。在战场的后方，他们还互相谩骂和中伤敌国中已经故去的、一言不发地躺在墓地里几百年的伟人们。

这种精神错乱变得越来越荒唐。灶边的厨娘，哪怕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哪怕自从学校毕业后再没打开过地图，现在都相信，如果没有波斯尼亚什么地方的一个小边境区，奥地利就无法生存下去；街头的马车夫们在争论，应该向法国要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十亿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没有哪一座城市、哪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仇恨的歇斯底里当中。那是一代对战争毫不知情的人所进行的战争，正是民众还有尚未被消耗殆尽的对自身单方面正义性的相信，这成了最大的危险。

在1914年战争之初的几个星期里，想与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变得不可能了。那些最和平、脾气最好的人也变得杀气腾腾，好像醉酒了一般。每次谈话都以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如“不会去恨的人，也就不会真正地去爱”或者某些无端怀疑而结束。

于是，我只剩下一条出路：在别人发烧、狂躁之时，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保持沉默。

这并不容易。即便是在流亡当中的生活，也不如孤单地生活在自己的祖国里那么糟糕。

《海上钢琴师》

只有同莱纳·马利亚·里尔克，有时候还有内心沟通的谈话。由于他那过分敏感的神经，肮脏、气味、噪声都会引起他在身体上的恶心感觉，他肯定是一个最不适合当士兵的人。每次我想起他穿着军服的样子，就不由自主地发笑。

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名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再看一眼，我吓坏了：莱纳·马利亚·里尔克穿着军服！他看起来笨拙的样子令人心动，衣领紧紧的，因为一个念头被搅扰得心神不宁：对每个军官他都得将靴子的后跟并拢表示致敬。

他轻声地对我说：“我从上军校时就开始憎恨军服。我还以为自己永远逃脱了它。现在又穿上了，快四十的时候！”

幸运的是，有愿意帮忙的人伸手来保护他，不久以后因为一项医学检查的结果，他被解除了兵役。他又来我这里一次，是来告别的，这次已经是平民的打扮。

他走进我的房间，我甚至想说是如风一样飘进来的（他走路时动作之轻，总是难以形容的）。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已经显得不再年轻，好像想到那些残忍场景让他感到筋疲力尽。

“去国外，”他说，“要是能去国外就好了！战争总是监狱。”然后，他就走了。

现在，我又完全孤独了。

封面图：《唐顿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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