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春，南京金陵饭店二楼大厅，许世友站在一幅《旧时燕子》前，看了很久。画中没有战场硝烟，也没有将军戎装，只有青坡、老牛、牧童和飞燕。可偏偏是这幅画，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停下了脚步。
画面取意于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的野草，夕阳下的燕子，都在提醒人们：繁华会变，人物会散，旧日王谢堂前的燕子，最终也会飞入寻常百姓家。
许世友看到的，或许不只是诗意。
他出生于1906年，河南新县人，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谋生，也做过放牛等杂活。画中的牧童、青山和牛背上的身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段日子并不富裕，却是他人生最早接触山野、劳作和苦难的岁月。
据相关回忆，许世友当时对范曾说：“这画，有我小时候的影子。”
一句话不长，却让画作者范曾记在了心里。艺术家的敏感，往往就在这种不经意的停顿中被触动。范曾原本打算专门为许世友创作一幅作品，以表达敬意，但因为事务匆忙南下，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逝世，终年79岁。
消息传来后，范曾十分悲痛。他以许世友少年时期在少林寺附近牧放的经历为题材，赶绘《牧归图》，并将画作赠给许家。后来，这幅画挂在将军灵堂中，成为家属悼念故人的一件特殊寄托。
也正是这段缘分，牵出了碑文题写一事。
许世友家属认为，范曾既然理解将军的身世，也曾以画寄托哀思，那么由他来完成碑文，似乎比单纯请一位书法家题字更合适。这个想法得到有关方面认可，但治丧工作此前已有安排，原定请著名书法家武中奇题写碑文。
武中奇在书法界声望很高，尤其擅长楷书、行书和榜书。由他题写革命将领墓碑，按常理说并无不妥。田普拒绝这一安排，并不是否定武中奇的艺术成就，而是认为碑文不能只看字写得好不好，还要看题写者是否真正理解许世友这个人。
田普的考虑很直接：许世友生前偏爱范曾的画，范曾又恰好画过与他少年经历相关的作品。让这样一位与将军有过精神交流的艺术家来书写碑文，可能更能写出许世友身上的独特气质。
这不是一般的墓碑题字。
许世友的一生，既有农家子弟的坚韧，也有军人的刚烈；既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他不属于那种可以用几句概括性语言轻轻带过的人物。
更有意思的是，他对身后事也有自己的坚持。中央曾研究决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逝世后实行火化。许世友却明确表达过土葬愿望，并希望身后仍归于土地。这个请求与他的出身、性格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后来得到特殊批准。
因此，碑文既要写出他的革命身份，也要容纳他的个人性格。它不能只有规范的政治评价，还应当有沉着、厚重、刚劲的气势。田普看重的，正是范曾可能在笔墨之外把握住这一点。
范曾接到碑文稿后，面对的并非普通创作任务。碑文内容由有关方面审定，文字庄重严整，评价明确，写的是许世友作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家和军事指挥员的历史贡献。书写者必须尊重原文，不能任意增删，却又要通过笔势表现人物分量。
落笔时，字体需要端正，更要有力量。
据记述，范曾写下“许世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解放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是我军的一代名将”等文字。笔画舒展而有冲击力，结构沉稳中带着峻拔，既符合碑刻需要，也接近人们对许世友的印象。
碑文写成后，范曾没有立即停笔。他又题诗一首：“托体青山百战身，将军羽化播芳馨。当年牧放少林侧，泼墨今朝有泪痕。”
诗中最关键的，不是“百战身”，而是“少林侧”。从少年牧牛，到投身革命；从山野贫童，到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许世友一生的起点和归宿，被浓缩在这几个字里。田普当年拒绝原定人选，所坚持的正是这层意味：碑文不仅要记录功绩，也要写出一个人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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