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0年春，北京大学附近的书斋里，刘半农面对一篇翻译稿，盯着几个“他”字反复修改。原文中的男性和女性代词清清楚楚，译成汉语后却混在一起，读者必须靠上下文猜测。对翻译者而言，这不是小麻烦，而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字难题。
古代汉语并不特别强调第三人称的性别。“他”可以指男子，也可以泛指某个人；文言中还常用“其”“之”“彼”等字，语境足够明确时，性别并不重要。可是到了近代，西方小说、戏剧和社会科学著作大量传入，英语中的“他”和“她”各有对应形式，汉语原有的表达习惯便显得不够用了。
当时并非没有女性第三人称的说法。“伊”曾经被不少新文学作家使用，鲁迅、周作人、叶圣陶、茅盾等人的文章中，都能见到这个字。问题在于，“伊”与“他”在字形上毫无关联，初读文章的人很难一眼判断所指对象，推广起来也不够顺手。
刘半农的办法，是在“他”字左边加上“女”旁，形成“她”。严格说来，他不是凭空创造了一个从未存在的汉字，而是重新赋予旧字以现代用法。这个字在古籍中偶有出现，含义与女性、母亲有关，只是极为生僻。刘半农看中的，正是它既能保留“他”的读音和结构，又能从字形上标明女性身份。
1920年前后，刘半农通过文章和文学创作公开讨论“她”字。他还写下那首著名的诗《教我如何不想她》，后来由赵元任谱曲，歌曲广泛传播，使这个新用法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刘半农当时面对的并不是一块空白，而是“他”“伊”以及附加说明等多种写法并存的局面。
争议也随之而来。
有人认为，汉字本来不必硬分男女，增加一个“她”，反而是模仿西方；有人担心，给女性单独造字，会把男女差别刻在文字里。还有守旧人士把文字变动视为破坏传统。围绕一个字的争论，表面看是字形之争，背后其实牵涉白话文、翻译方式以及新文化运动对旧习惯的冲击。
刘半农曾遭到不少讥讽，甚至有人把“她”说成对女性的贬低。这样的指责并非全国女性共同发起，也不能简单概括成一场“女性痛骂刘半农”的运动。近代报刊上确实存在激烈批评，但参与者身份复杂，有男性文人、守旧人士，也有主张男女平等的知识分子，彼此立场并不一致。
有一次，反对者质问：“为什么一定要另造一个字？”
刘半农的回答大意是：“为了让文章更清楚，也为了让翻译少一些曲折。”
这场争论的关键，不在于“她”是否比“伊”更高明，而在于文字能否适应新的思想和生活。白话文正在取代文言，现代小说需要描写具体人物，女性教育和公共活动也逐渐增加。表达对象越具体，语言对性别、身份和关系的区分就越敏感。
1920年代以后，“她”开始进入报刊、小说和教科书。作家们未必都立即接受，有的人仍坚持使用“伊”，有的人两种写法交替使用。语言从来不是一纸命令就能统一，它要经过作者反复书写、读者不断阅读，才会慢慢固定下来。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她”被列入常用字范围，社会使用由此更加稳定。此后，“他”通常用于男性或泛指，“她”专指女性，“它”则逐步承担无生命事物和动物的第三人称指代。三个字并列，现代汉语的书写秩序才算真正清晰起来。
有意思的是，一个字的胜出，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当年都赞成它。它只是经受住了实际使用的检验：翻译更准确，叙事更明白，读者也不必在句子里来回猜测。刘半农所推动的，归根结底不是一场单纯的造字行动，而是一次由阅读需求倒逼出来的语言调整。
从生僻字到常用字，“她”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它曾被视为多余，也曾被批评为冒犯传统，后来却安静地进入书信、小说、报纸和日常书写之中。文字的命运，往往不由争论最激烈的人决定，而由漫长使用留下的习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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