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第七年，我丈夫出轨了我三姐。他死的那天，三姐给我打了电话

那天下午，我正在店里盘账。五月的天已经热起来了，电风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吹得收银台上的进货单一张张翻边。我在城西开了家小超市，六十平米，烟酒副食日用百货都卖一点，赚不了大钱，但够过日子。店门口那棵老槐树开满了白花，香味一阵一阵地往店里钻，混着冰柜的嗡嗡声和隔壁卤味店飘来的酱肉味，是这条街上最寻常不过的一个下午。

手机响的时候我正算到第三遍，那批啤酒的进价总觉得哪里对不上。屏幕上跳出“三姐”两个字，我愣了一下。三姐很少给我打电话，她跟我丈夫周成是同事，都在镇上的机械厂上班，平时有什么话都是周成转达。我接起来，还没说话，就听见三姐的声音——沙哑、发颤，像是喉咙里卡着一口痰。

“春红，你……你来一趟人民医院。周成出事了。”

我手里的笔掉在账本上，滚了两圈，在“应收账款”那栏划出一道蓝印子。我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说，只是反复讲“你来，你快来”。电话那头有救护车的鸣笛声远远地响，还有人在哭，那哭声很陌生，不像三姐。我关了店门，骑上电瓶车往医院赶，一路上手都在抖。五月的风热烘烘地扑在脸上，路边的梧桐树叶子绿得发亮，卖西瓜的老陈正往三轮车上卸货，还冲我喊了一声“春红，这么早关门啊”。我没应。

到医院的时候，三姐站在急诊楼门口。她穿着厂里的蓝色工装，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没擦干净的泪痕。看见我，她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我抓住她的胳膊问周成呢，她低下头，说：“在太平间。”

周成死了。在厂里出的事，行车吊的钢板滑脱，砸下来的。三姐说当时他们都在车间，她离得最近，看见周成倒下去，血从安全帽底下漫出来，像打翻了一桶红油漆。她说她跑过去的时候周成还在喘气，眼睛看着她，嘴一张一合，像是有话要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站在那里，五月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医院门口人来人往，有人拎着饭盒，有人抱着孩子，有个老头坐在台阶上抽烟，烟灰掉在裤子上也没察觉。我忽然想起早上出门的时候，周成还在家。他坐在餐桌前喝粥，我煎了三个鸡蛋，他吃了两个，剩一个在盘子里，蛋黄流了一摊。他出门的时候说晚上想吃凉面，我说行，我早点关店回来做。他嗯了一声，拎起那个用了五年的帆布包走了。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三姐陪我去了太平间。冷柜拉开的时候，我看见周成的脸。他闭着眼，脸色灰白，额头上有道很深的伤口，已经被处理过了，但边缘还是发青发紫。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冰凉，硬邦邦的，像冬天放在外面的冻肉。我喊了一声“周成”，他没应。我又喊了一声，他还是没应。三姐在旁边哭出了声，我却没有眼泪。我只是觉得奇怪，这个人，跟我睡了七年的人，怎么忽然就变成这样了。

周成的后事是三姐帮着张罗的。她跑前跑后，联系殡仪馆，通知亲戚，订花圈，买寿衣。我像个木头人一样被她牵着走，她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婆婆从乡下赶过来，哭得死去活来，抓着我的手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三姐端了杯水给婆婆，婆婆接过来喝了，拉着三姐的手说：“老三啊，多亏有你。”三姐的眼圈又红了。

那天晚上，我在家里收拾周成的遗物。衣柜里他的衣服不多，几件工装，两条牛仔裤，一件过年才穿的夹克。我把它们一件件叠好，准备明天拿去烧给他。在衣柜最底下，有个铁盒子，我打开来，里面是一叠照片和几封信。照片是我跟周成刚结婚那会儿拍的，在镇上的照相馆，背景是块印着天安门的布。我穿着红毛衣，他穿着西装，两个人都笑得很僵。信是周成写给我的，那时候他在外地打工，一个月写一封。信里的字歪歪扭扭，说想我，说等攒够了钱就回来娶我，说要给我开个店，让我不用再给别人打工。

我把信一封一封看完，天就亮了。窗外有卖豆浆的吆喝声，有自行车铃铛响，有谁家孩子在哭。我坐在床边，怀里抱着那个铁盒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三姐今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声音不对。她跟我说周成出事了，但周成的手机呢？厂里出了事，为什么是通知她而不是通知我？

这个念头像根针，扎了我一下。我把铁盒子放回衣柜，站起来，走到客厅。茶几上放着周成的手机，是厂里人送回来的，屏幕碎了，但还能开机。我按亮了屏幕，上面有未读消息，来自“三姐”。我点开来，只有一句话：“老地方见。”

时间是昨天下午，周成出事前两个小时。

我拿着手机站了很久。窗外有人喊“收破烂喽”，声音拖得长长的。我走到阳台上，看见楼下的王婶正晾衣服，她抬头看见我，喊了声：“春红，节哀啊。”我点了点头，把手机攥紧了。

三姐家在镇东头，一栋两层的小楼，外墙贴着白瓷砖，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我到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大盆小盆摆了一地。看见我，她直起腰，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春红来了，进屋坐。”

我没动。我把手机举起来，屏幕对着她，上面那条“老地方见”还亮着。

三姐的脸一下子白了。那种白我见过，周成死的时候脸就是那样白的。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院子里很安静，只有石榴树上蝉在叫，一声长一声短，叫得人心烦。

“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

三姐低下头。她的手在围裙上反复擦，擦得那块布都起了毛。“三年了。”她说，声音很轻，像蚊子哼。

三年。我算了算，三年，一千多天。周成跟我结婚七年，有三年是跟三姐在一起的。我想起这三年里周成加班的那些晚上，想起三姐来我家吃饭时周成给她夹菜的样子，想起过年时三姐给我女儿的红包总是比别人厚。我什么都没看出来。我像个傻子一样，每天守着店，做饭洗衣，以为日子就是这样的。

“他跟我说要离婚的。”三姐忽然说，抬起头来看着我，“他说等他跟妈说了就跟你提。但是妈身体不好，他一直没敢开口。”

我看着她，忽然笑了。那笑从喉咙里挤出来，干巴巴的，像咳嗽。“所以他到死都没跟我说。”我说。

三姐没接话。她蹲下去，把盆里的衣服捞起来拧，水顺着她的胳膊往下淌，滴在地上，洇湿了一小片。她拧得很用力，手背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

“那条消息是你发的？”我问。

她点头。

“老地方是哪儿？”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厂后面的那个小旅馆。”

我转身走了。身后传来三姐的哭声，压抑的，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我走到巷口，卖豆腐的老赵正推着车过来，看见我，招呼道：“春红，来块豆腐？今天的嫩。”我摇了摇头，走过去了。太阳升得老高，照得柏油路面发软，我的凉鞋踩上去，留下一串浅浅的印子。

周成头七那天，婆婆在我家。她坐在沙发上，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手里攥着周成的照片。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没喝，放在茶几上。

“春红，”她忽然开口，“周成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浑浊，眼角的皱纹一层叠一层，像干裂的河床。她年轻时候守寡，一个人把周成和三姐拉扯大，吃了多少苦，我是知道的。每年冬天她的手上都是裂口，贴满胶布，洗菜做饭都不耽误。

“妈，你听谁说的？”我问。

“我自己的儿子我知道。”她说，声音哑哑的，“这半年他回家越来越少，打电话也说不了几句就挂。我问他是不是有事，他说没有。但我是他妈。”

我没说话。她也不说了，只是坐着，手里攥着周成的照片，指关节发白。过了很久，她又开口：“是老三吧。”

我愣住了。她没看我，眼睛盯着照片，继续说：“老三这些年也没嫁人，就在厂里待着。周成去厂里也是她介绍的。我早该想到的。”

她说完这句话，眼泪又下来了，一滴一滴砸在照片上，把周成的脸洇湿了。我抽了张纸巾递给她，她接过去，没擦脸，攥在手里。客厅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墙上那个老钟在走，嗒，嗒，嗒，走得很慢。

“春红，”她忽然抓住我的手，抓得很紧，指甲都掐进我的肉里，“你别怪老三。她从小就没爸，缺人疼。周成对她好一点，她就……就……”

我看着她，这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褶子，手像枯树皮一样。她在替三姐求情。她儿子刚死，她却在替另一个女儿求情。

“妈，”我说，“我没怪谁。”

她松开我的手，又开始哭。这次哭得很凶，肩膀一耸一耸的，像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完。我坐在她旁边，没再说话。窗外的天暗下来了，楼下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进来，照在茶几上那杯没喝的水上。

周成死后第三个月，三姐搬走了。她把厂里的工作辞了，房子租出去了，听说去了南方。走之前她来店里找过我一次。那天正好下雨，她撑着把黑伞站在门口，没进来，雨水顺着伞沿往下滴，在她脚边积了一小洼。

“春红，我走了。”她说。

我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她。她瘦了很多，颧骨都突出来了，眼窝陷下去，整个人灰扑扑的，像棵被霜打过的草。

“嗯。”我说。

她站了一会儿，好像还想说什么，但终究没说。转身走了。我看着她撑着黑伞穿过雨幕，走上马路，消失在对面的巷子里。雨下得很大，白茫茫一片，把她的背影很快就吞没了。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一个人坐在收银台后面。雨还在下，打在门口的雨棚上，噼里啪啦的。我打开收银机，里面有一沓零钱，几张进货单，还有一张周成的照片。那是他放在钱包里的，钱包在车祸里丢了，照片不知道怎么掉在收银台底下，我前几天扫地才扫出来。照片上他三十岁出头，站在店门口，背后是刚挂上去的招牌，他咧着嘴笑，露出那颗缺了的门牙。

我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我拉开抽屉，把它放进去，跟那些进货单、水电费收据放在一起。抽屉关上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日子还是要过的。超市每天早上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中间我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饭，下午在收银台后面打个盹。女儿在镇上读小学，放学了就来店里写作业，趴在收银台旁边那张小桌子上，铅笔在作业本上沙沙地响。有时候她会问：“妈妈，爸爸呢？”我就说：“爸爸去很远的地方了。”她哦一声，低下头继续写作业，写着写着又忘了，过几天再问一遍。

婆婆还在乡下，我每个月回去看她一次。给她带点米面油，帮她收拾屋子，陪她吃顿饭。她不再提三姐，也不再提周成。我们两个人坐在堂屋里，她择菜，我烧火，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很长。有时候她忽然叹口气，说：“春红，苦了你了。”我就笑笑，说：“不苦。”

其实苦不苦，我自己也说不清。只是日子像流水一样往前淌，不回头，也不停。五月过了，六月过了，槐花谢了，梧桐叶子更密了。店门口那条街上，卖西瓜的老陈换成了卖桃子的，卤味店的小张娶了媳妇，隔壁理发店的老李搬走了，新来的是个年轻姑娘，在门口挂了个彩色的灯箱，晚上闪闪地亮。我还在那间六十平米的小店里，每天开门关门，收钱找零，看着人来人往。

有时候夜深了，我关了店，坐在门口那棵槐树下乘凉，会想起周成。想起他喝粥的样子，想起他出门时拎着那个帆布包的背影，想起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晚上想吃凉面”。我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他那天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也许是想跟我说离婚，也许是想跟我说对不起，也许什么都不想说，只是看见了我，想叫我一声。

我抬起头，看见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亮着，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米。风从巷子里吹过来，带着谁家做饭的香味，还有远处传过来的电视声、说话声、孩子的笑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把夜晚填得满满当当。

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转身去关店门。铁皮门哗啦一声拉下来，锁上，然后我骑上电瓶车，往家的方向走。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在柏油路上一晃一晃的，像另一个我在前面领着路。我知道明天早上七点，我又会拉开那扇铁皮门，把货架上的东西摆摆整齐，把冰柜里的饮料添满，然后坐在收银台后面，等着第一个顾客推门进来。

日子就是这样，不圆满，但还得过。

三姐走后的那个秋天，我把超市的营业时间改了。早上六点半开门，晚上十点关门，中间不再关那两个小时。以前周成在的时候，中午他会从厂里回来吃饭，我关了店回家给他做，一荤一素一个汤，他吃完眯二十分钟又走。现在不用了，我就把午饭带到店里，一个搪瓷缸子装着饭菜，电饭锅里热一热，坐在收银台后面吃。有时候吃着吃着会走神，筷子停在半空，想起以前周成坐在对面喝汤的样子，他喝汤喜欢就着蒜，一口汤一口蒜，说这样才有味。我嫌他嘴里的蒜味重，晚上睡觉都不让他对着我呼气。现在想闻也闻不到了。

女儿小雨那年秋天上了三年级。她长得像周成，额头宽，下巴圆，眼睛不大但很亮。她不太提爸爸了，只是有时候写作业写到一半会忽然问我：“妈，我爸以前学习好吗？”我说一般，他就语文好点。她哦一声，低头继续写。有天晚上她翻书包，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是周成的字，歪歪扭扭写着“小雨，爸爸明天给你买铅笔”。她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然后夹进语文课本里，合上课本，什么也没说。我站在门口看见了，也没进去，转身去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碗碟磕在水池里叮叮当当，我洗了很久，洗得手都皱了。

婆婆那边，我照例每个月回去。十月那次回去，发现她院子里那棵柿子树结了满树果子，红澄澄的，压得枝头都弯了。她坐在树下，手里拿着根竹竿，正够那些高处的柿子。看见我来了，她停下来，说：“今年的柿子特别甜，你带些回去给小雨吃。”

我帮她够了一筐，又帮她把柿子削皮晾在竹筛上做柿饼。她坐在旁边看着，忽然说：“春红，你瘦了。”

“没有，还是那样。”我说。

“我看见了。”她固执地说，“你下巴都尖了。”

我没接话，把削下来的柿子皮拢了拢，倒在旁边的桶里。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老三前几天给我寄了钱。没留地址。”

我削柿子的手顿了一下。刀锋贴着柿子的皮，轻轻一挑，一整条皮就下来了，露出里面橙红的肉。我没抬头，问：“寄了多少？”

“两千。”她说，“我给她退回去了。邮局说退不了，没有寄件地址。我就搁在柜子里了。”

我没说话。她又说：“春红，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我不该替她说话。”

“妈，”我把削好的柿子放进筐里，“我没气。真的。”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慢慢蓄了泪。但她没哭，只是点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住了一夜。她睡得很早，八点就关了灯。我躺在隔壁屋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有蛐蛐在叫，一声长一声短，叫得人心慌。我起来上厕所，经过堂屋的时候，看见柜子上摆着周成的照片，旁边放着那两千块钱，用皮筋扎着，压在周成照片底下。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然后回屋躺下，盯着天花板，一直到天亮。

回镇上那天，班车晚点了。我在路边等车，旁边是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推着自行车，车后架上插着十几串糖葫芦，红艳艳的。有个小男孩拽着奶奶的手要买，奶奶嫌贵，拽着他走，他哇哇哭。我看着那串糖葫芦，想起小时候三姐给我买过一次。那时候我八岁，她十岁，我们俩走五里路去镇上赶集。集上人多，我走丢了，站在一个卖糖葫芦的摊子前哭。三姐找到我的时候，掏出两毛钱给我买了一串，说：“别哭了，吃糖葫芦。”那是我吃过最甜的糖葫芦，咬一口，脆生生的糖衣在嘴里裂开，酸甜的汁水往外冒。

车来了，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动的时候，卖糖葫芦的老头还在那儿站着，小男孩已经走了，他一个人扶着车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震得脑壳嗡嗡响。

十一月的时候，超市进了批货，是隔壁县一个批发商推销的，说可以赊账，卖完再结。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那批货是些日化用品，洗发水沐浴露洗衣液，牌子没听过，但包装看着还行，价格比正经牌子便宜一半。我想着能多赚点，就摆在最显眼的货架上。结果卖了不到半个月，有人找上门来，说用了我的洗发水头皮过敏，要赔钱。我赔了医药费，又把人家的洗发水全退了，那批货砸手里了。

那阵子我愁得睡不着，嘴角起了好几个泡，吃饭都疼。小雨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生意上的事。她似懂非懂，第二天放学回来，从兜里掏出五块钱，说：“妈，这是我的零花钱，你拿去用。”我没接，把她搂在怀里，搂得很紧。她挣扎了一下，说：“妈你松开，我喘不过气了。”我才笑着放开，眼泪却掉下来了。

那批货后来我找了消协，消协的人帮我联系了工商，查出来那个批发商根本没有营业执照，是个皮包公司。钱追回来一半，剩下的自认倒霉。我把那批洗发水倒进垃圾堆，瓶子踩扁了扔进废品站。那天我蹲在店门口收拾那些瓶子，有个收废品的老头路过，问我：“大妹子，这些瓶子还要不要？”我说不要了，你都拿走吧。他高兴地往三轮车上装，边装边说：“这瓶子能卖好几分钱一个呢。”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忽然觉得心里松快了点。

腊月的时候，镇上要修路，从街口到菜市场那一段，全部挖开重铺。机器轰隆隆地响，尘土飞扬，顾客都不愿意进来，生意差了很多。我坐在店里，看着对面那家服装店在门口贴了“清仓甩卖”的红纸，隔壁卤味店的小张也在抱怨说一天卖不出半只鸡。整条街都灰扑扑的，像蒙了一层土。

有天下午，一个老太太进店来买盐。她穿得单薄，手里拎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些塑料瓶。我认得她，她住在镇东头的桥洞底下，靠捡废品为生，大家都叫她“桥洞婆”。她掏出一把零钱，一毛五毛地数，数了半天还差两毛。我说算了，盐你拿去吧。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眨了两下，没说话，拿着盐走了。

第二天她又来了，拎着那个蛇皮袋，往我柜台上一放，说：“给你。”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十几个塑料瓶，都洗干净了，控干了水，码得整整齐齐。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她说：“昨天的盐钱。”我说不用，那盐就当我送你的。她不干，非要我收下，说她不欠人。我收下了，她转身就走，佝偻的背一颠一颠的，慢慢消失在灰扑扑的街道尽头。

我把那些瓶子放进废品堆里，和别的一起等着卖。后来每次她来买东西，钱不够我都说算了，她第二天准会送几个瓶子来。我们俩谁也不说多余的话，就是一个递东西一个接东西，像某种心照不宣的仪式。

过年的时候，小雨问我：“妈，我们今年去奶奶家过年吗？”我说去。年三十那天，我关了店，带着小雨坐班车回乡下。婆婆早就准备好了年货，腊肉香肠挂在灶头上，糍粑泡在水缸里，屋里烧着炭火，暖烘烘的。小雨在院子里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婆婆站在门口看着，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年夜饭吃到一半，婆婆忽然放下筷子，说：“春红，我做了个决定。”

我看着她。

“这房子，我打算留给你和小雨。”她说，“我年纪大了，不知道还能活几年。老三那边，我也给她留了一间屋，但她要是不回来，就算了。”

我放下碗，说：“妈，这事以后再说。”

“不，趁我还清醒，先说了。”她摆摆手，“周成对不起你，我没教好他。这房子是我跟他爸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按理说该给周成。他不在了，就给小雨。你是小雨的妈，你替她管着。”

炭火在盆里噼啪响了一下，火星子蹦起来，又落下去。我看着婆婆，她的脸上有炭火映出的红光，皱纹一道一道的，像刻上去的。她说完这些话，好像松了口气，端起碗继续吃饭，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

那天晚上，小雨睡了以后，我和婆婆坐在火盆边守岁。电视开着，春晚里的人在唱歌跳舞，热闹得很，但谁也没认真看。婆婆跟我讲周成小时候的事，讲他六岁那年掉进池塘里，被人捞起来的时候肚子胀得像面鼓，她抱着他跑了两里路去卫生所。讲他上初中跟人打架，把人家门牙打掉了，她拎着一篮子鸡蛋去赔礼。讲他第一次拿工资，给她买了双棉鞋，大了一码，她垫了两双鞋垫才穿得住。

她讲着讲着就睡着了，头靠在椅背上，呼吸很轻。我给她披了件棉袄，自己继续坐着。窗外的鞭炮声远远近近地响，烟花在夜空里炸开又落下，映得窗户一亮一亮的。我往火盆里添了几块炭，火苗蹿起来，把我的脸烤得发烫。

开春以后，镇上那条路修好了，铺了柏油，划了白线，比原来宽了一倍。路两边新装了路灯，晚上亮堂堂的。我的生意也慢慢好起来，老顾客又回来了，还多了些新顾客，是路修好以后从别处过来的。我在门口支了个架子，卖些水果，香蕉苹果橘子，都是去县城批发市场进的，新鲜，卖得快。

有一天，一个年轻女人进店来，抱着个孩子，买了袋奶粉。她付钱的时候问我：“大姐，你这儿有没有热水？孩子饿了，想冲点奶。”我说有，给她倒了杯热水。她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给孩子喂奶，我就跟她闲聊。她说她叫小芳，刚从外地回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她带着孩子在家。我问她住哪儿，她说租的房子，就在镇西头。后来她隔三差五就来店里买东西，每次来都带着孩子，孩子慢慢大了，会走路了，在店里摇摇晃晃地转，摸货架上的东西。我就拿个棒棒糖给他，他就笑，露出两颗小米牙。

小芳成了我的常客，也成了我朋友。她男人不常在家，她一个人带孩子，有时候忙不过来，就把孩子放我店里，让我帮着看一会儿。我去进货的时候，她也帮我看店。我们俩互相搭把手，日子好像没那么难了。

有天傍晚，小芳来店里，孩子睡着了，她坐在收银台旁边的小凳上，忽然问我：“大姐，你一个人带孩子，不累吗？”

我说累，但习惯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男人在外面好像有人了。”

我看着她。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声音闷闷的：“他半年没回来了，电话也打得少。我听老乡说，他在那边跟一个做饭的女人住在一起。”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没喝，攥在手里。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她摇头，说不知道。

那天晚上，她说了很多。说她跟男人是相亲认识的，见了两面就结婚了，婚后他就出去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她在家带孩子，种地，伺候公婆。她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也不知道他挣多少钱。她说她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身边空荡荡的床，觉得自己像个寡妇。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她说：“孩子怎么办？公婆怎么办？我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三姐。三姐当年是不是也这样等过周成？周成回家的时候，三姐在厂里加班，等周成走了，三姐才回来。他们俩像两条平行线，在厂里交叉，在家里错过。我想象三姐一个人坐在厂后面的小旅馆里等周成的样子，想象她收到那条“老地方见”的消息时的心情。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感觉，也许跟我现在听小芳说话的感觉差不多，闷，堵，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

小芳后来还是走了。她把孩子留给公婆，自己去了男人打工的城市。走之前她来店里跟我告别，眼睛红红的，说：“大姐，我去看看，要是真过不下去，我就回来。”我说好，回来就来店里坐。她走了以后，孩子有时候被奶奶带着来店里买东西，那孩子看见我就伸手要我抱，嘴里含糊地叫“姨”。我抱他一会儿，给他拿个棒棒糖，他就笑，露出那两颗小米牙。

夏天的时候，小雨拿回来一张奖状，数学竞赛全镇第一名。我把奖状贴在收银台后面的墙上，跟营业执照并排。顾客看见了，都说你女儿真厉害。小雨站在旁边，抿着嘴笑，不好意思。那天晚上我给她做了红烧肉，她吃了两碗饭，把盘子底的汤汁都拌饭吃了。我看着她吃，心里想，日子再难，只要她好好的，就都值得。

七月的一天，下了一场暴雨。雨来得急，哗哗地往下倒，店门口那棵槐树的叶子被打落了一地。我忙着把门口的水果架子往里搬，小雨也来帮忙，她搬一箱苹果，我搬一箱橙子。搬完的时候两个人都淋湿了，头发贴在脸上，衣服往下滴水。我们俩看着对方狼狈的样子，忽然都笑了。小雨说：“妈，你像只落汤鸡。”我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站在店门口，看着雨幕，笑得停不下来。

雨停了以后，天边出了一道彩虹，弯弯地跨过镇子上空，从东头到西头。小雨指着彩虹喊：“妈你看！”我抬头看，那彩虹真好看，七种颜色清清楚楚的，像画上去的。镇上的人都出来看，站在街上指指点点，有人拿手机拍照。我也站了一会儿，看着那道彩虹慢慢变淡，最后消失在天边。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周成。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住在镇上的出租屋里，一间半的平房，门口搭了个棚子做饭。下雨天的时候，棚子漏雨，要用盆接着，滴滴答答地响。周成那时候在工地干活，每天回来一身泥，我给他烧水洗澡，他就坐在棚子下面，一边洗一边唱歌。他唱歌跑调，但嗓门大，唱得整个巷子都听得见。隔壁的王婶说，春红，你男人真乐呵。我说是啊，他就是个乐呵人。

后来周成去了厂里，日子好点了，租了楼房，有了小雨。他那时候还挺高兴的，下班回来就抱着小雨在屋里转圈，转得小雨咯咯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变的，也许是从厂里效益不好开始，也许是从三姐也进了厂开始。人是一点一点变的，像温水煮青蛙，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但我不恨他。真的。我只是觉得可惜，可惜我们本来可以好好过日子的。可惜那些年，我们都没有好好说话。可惜他到死都没跟我说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六点半开门。小雨背着书包去上学，临走前跟我说：“妈，今天下午学校开家长会。”我说好，我去。她走了以后，我把货架整理了一遍，把过期的食品挑出来，把新到的货摆上去。太阳从门口照进来，照在收银台上，照在我手上。我的手上有茧，有皱纹，指甲剪得短短的，指缝里还有昨天搬货留下的灰。但这双手还在动，还在干活，还在撑着这个小店，撑着这个家。

我坐下来，翻开账本，继续算昨天的账。门口有人进来，是个老顾客，要买一条烟。我站起来，从架子上拿了烟，扫码，收钱，找零。他走了以后，我又坐下来，继续算账。窗外有人在说话，有车在按喇叭，有鸟在树上叫。这条街还是这条街，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十足。

我知道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有苦有甜，有哭有笑，有告别也有重逢。也许有一天小雨长大了，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小镇，去大城市生活。也许有一天婆婆不在了，那栋老房子空了，或者被三姐回来住下了。也许有一天这个小店开不下去了，我关了门，去做别的事。也许有一天我会遇到另一个人，也许不会。

但不管怎么样，今天，现在，这一刻，我坐在这里，守着我这个小店，守着我的日子。门口那棵槐树又发了新芽，绿油油的，在风里摇。阳光照在街面上，亮堂堂的，连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从抽屉里拿出周成那张照片，看了一眼，又放回去。然后我站起来，去给货架补货。

日子就是这样。不圆满，但还得过。而且，也能过下去。

日子进了八月，天热得像蒸笼。店门口那棵槐树叶子打了卷，知了趴在树干上没命地叫，叫得人心里发毛。我把冰柜挪到门口，又在旁边支了把遮阳伞，摆了几箱矿泉水，路过的人顺手买一瓶，倒也能多挣几个。小雨放了暑假，天天在店里待着，写写作业看看书，有时候帮我给货架补货，踮着脚够最上面那层，够不着就搬个小板凳。她今年蹿高了一截，去年买的裙子今年就短了，我跟她说将就穿，开学再买新的。她也不闹，把裙子往下拽拽，继续干活。

那天傍晚，天快黑了，我正收拾门口的东西准备关门，来了个男人。四十来岁，瘦高个，穿件灰扑扑的工装，手里拎着个蛇皮袋，鼓鼓囊囊的。他站在门口看了看招牌，又往里瞅了瞅，问：“老板娘，你这儿收不收旧书？”

我愣了一下。收旧书的来我这儿干什么，我又不是废品站。我说不收，他哦了一声，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头，说：“那能不能借个地方让我歇歇脚？走了一天了，实在走不动了。”

我看他满头大汗，嘴唇都干得起皮了，就去冰柜里拿了瓶水给他。他接过去，拧开盖咕咚咕咚灌了半瓶，才缓过劲来。他说他姓陈，从北边过来的，原来是老师，后来不干了，收旧书卖旧书，走街串巷的。那个蛇皮袋里装的全是书，他解开袋口给我看，里面塞得满满当当，有教材有小说有画册，有的书页都发黄了，有的还跟新的一样。

他蹲在店门口，一本一本地翻给我看。说这本是哪个学校的教材，那本是哪个图书馆淘汰下来的，有的书还是绝版，市面上买不到了。他讲这些的时候眼睛发亮，口干舌燥也不觉得，一瓶水喝完又拿起一本，滔滔不绝。我站在旁边听了一会儿，觉得这人有点意思，就问他：“你这些书怎么卖？”

他说：“你要的话，随便挑，五块一本。”

我蹲下去翻了翻，挑了两本童话，一本安徒生，一本格林，封面都磨破了，但里面的插图很漂亮。小雨前几天还跟我说学校图书角的书都看完了，没新的了。我把书拿给小雨看，她接过去翻了翻，眼睛一下子亮了，说：“妈，这个版本的插图好看。”我说那留下吧。我给了老陈十块钱，他高兴得很，说今晚有地方吃饭了。

从那以后，老陈隔三差五就来。他收书也卖书，走的地方多，哪儿有旧书摊，哪儿有图书馆处理书，他都门儿清。每次来都带着一袋子书，坐在店门口翻，有顾客路过翻两本，觉得好就买走。我不收他钱，让他随便摆，他就不好意思，每次来都帮我干点活，搬货、整理货架、修那张松了腿的凳子，什么都干。他手巧，修东西利索，凳子腿钉了两颗钉子就稳当了，又用胶带把柜台边角翘起来的地方粘好。

小雨跟他混熟了，叫他陈叔叔。老陈每次来都给她带一两本书，有时候是童话，有时候是作文选，有时候是漫画。小雨写完作业就坐在门口看书，老陈在旁边整理他的书，两个人各看各的，安安静静的。有时候小雨问他问题，他就放下手里的书，认认真真地答。我听见他跟小雨讲安徒生，讲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讲着讲着声音低下去，小雨仰着头看他，眼睛一眨不眨。

有天晚上关了店，老陈还没走，帮我收拾门口的架子。他忽然说：“老板娘，你这店开了多久了？”

“七年。”我说。

“一个人撑着，不容易。”他说。

我没接话，把最后一箱矿泉水搬进去。他跟进来，站在货架旁边，说：“我以前也开过店，卖文具的，在学校旁边。后来学校搬了，店就关了。”

我问他为什么关了店又去收书。他说：“喜欢呗。我这辈子就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书，一个是走路。收书正好，又能走路又能看书。”

他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牙。我这才发现他长得不难看，就是黑，晒的，脸上有风霜，但眼睛干净。他说完这话，帮我把卷帘门拉下来，然后拎着他的蛇皮袋走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在柏油路上一晃一晃的，慢慢消失在巷子口。

九月开学，小雨升了四年级。开学那天早上，我给她梳头，她忽然说：“妈，陈叔叔说下个星期给我带一套百科全书，他收来的，可便宜了。”

我说：“你别老要人家东西。”

她说：“陈叔叔说不要钱，就当借给我看，看完了还给他。”

我把橡皮筋绕了两圈，扎紧了，说：“那你看完记得还。”

她嗯了一声，背上书包跑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跑远，马尾辫一甩一甩的，书包在背上颠来颠去，跟别的孩子挤在一起，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那天下午，老陈来了，果然带了一套百科全书，四本，硬壳精装，封面有点旧，但里面的纸白净，插图印得也清楚。他说是从县图书馆淘汰下来的，图书馆换新书，旧的就处理了，他托人买的。我说多少钱，他说真的不要，放他那儿也是放着，给小雨看正好。我说那不行，不能白拿。他想了一下，说：“那你给我做顿饭吧，我好久没吃过家常饭了。”

我笑了，说行。那天晚上我关了店，去菜市场买了条鱼，买了把青菜，回家做了三个菜。老陈坐在我家那张旧餐桌旁，有些拘束，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小雨给他倒水，他接过去，说谢谢。吃饭的时候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说好吃。小雨问他：“陈叔叔你一个人住吗？”他说是，住镇上那个小旅馆，包月的，便宜。小雨说：“那你以后天天来我家吃饭吧。”我瞪了她一眼，她吐了吐舌头，低头扒饭。老陈笑了一下，没说话。

那顿饭吃完，老陈帮我洗了碗。他洗碗很仔细，洗洁精放得少，水开得也小，说这样省水。我说你还挺会过。他说一个人过惯了，什么都得省着点。洗完碗，他把灶台擦了，水槽也冲干净了，才走。小雨已经睡着了，我送他到门口，他说：“谢谢你，春红。”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以前都叫老板娘。我说不用谢，以后有空就来吃饭。他嗯了一声，走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周成。周成吃饭快，呼噜呼噜几分钟就吃完，吃完把碗一推就去沙发上躺着。我让他洗碗，他就说累，明天洗。明天又推明天，最后还是我洗。老陈吃饭慢，洗碗也仔细，干完活还知道收拾灶台。我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一顿，我这是在想什么呢。翻了个身，强迫自己闭上眼睛，数羊，数到一百多才迷糊过去。

老陈来得更勤了。有时候带着书来，有时候不带，就坐在店门口帮我修东西。店里那张收银台的抽屉滑轨坏了，拉开就掉，他花了一个下午修好了，又上了点油，抽拉起来顺滑得很。门口的灯不亮了，他搬了梯子上去换了灯泡。冰柜后面的墙发霉了，他买了桶涂料重新刷了一遍。我给他钱他不要，说都是顺手的事。我说那怎么行，耽误你收书了。他说收书又不急，书在那儿跑不了。

镇上的人开始说闲话。隔壁卤味店的小张媳妇，有次买盐的时候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春红姐，那个收书的，是不是跟你……”她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到了。我说没有，人家就是来店里坐坐。她哦了一声，眼神里写着不相信。我懒得解释，给她找了零，她就走了。

后来小芳也听说了，她那时候已经回来了，跟男人离了婚，在镇上超市找了份工作。她来店里看我，坐在收银台旁边的小凳上，一边给孩子擦嘴一边说：“大姐，那个老陈，我看着人不错。”

我说：“你也来操心这个。”

她说：“我不是操心，我是觉得你该有个人了。你一个人撑着，太苦了。”

我低头算账，没接话。她在凳子上坐了一会儿，看我不想说，就转了话题，说她在超市干得挺好，老板看她勤快，让她当了组长。我说那好，好好干。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大姐，你想想。”

那天晚上老陈来的时候，我正在关店。他帮我把门口的箱子搬进去，我说：“老陈，你以后少来吧。”

他愣了一下，问：“怎么了？”

我说：“镇上人说闲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听见了。前天有个老太太问我，是不是在跟你处对象。”

我看着他。

他说：“我说不是，我就是来蹭顿饭。”

我忍不住笑了。他也笑了，说：“春红，我知道你顾虑什么。你一个人过了这么久，怕再找个人，又过不好。我不勉强你，你要是觉得我来不合适，我就不来了。”

他说完这话，拎着蛇皮袋就走了。我站在店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路灯照着他，影子又长又瘦。槐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哗地响，有片叶子落下来，在我脚边打了个旋。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我想了很多。想周成，想三姐，想婆婆，想小雨。想我这些年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开店、进货、做饭、洗衣、接送孩子、照顾老人，每天像陀螺一样转，转得晕头转向。有时候累得坐在收银台后面就睡着了，醒来发现天都黑了，小雨趴在旁边写作业，作业本上滴了一滴口水。我想我到底图什么。图小雨能好好长大，图婆婆能安度晚年，图这个家不散。但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旁边空荡荡的枕头，也觉得冷。

第二天老陈没来。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小雨问我：“妈，陈叔叔怎么不来了？”我说他忙。小雨哦了一声，低下头翻那套百科全书，翻了两页又抬起头，说：“妈，你是不是把陈叔叔赶走了？”我说没有，别瞎想。她不信，撅着嘴，一晚上没跟我说话。

第五天傍晚，我正收拾门口的水果摊，远远看见一个人拎着蛇皮袋走过来。是老陈。他走到跟前，把袋子往地上一放，说：“我去县里收了几天书，给小雨带了套童话全集。”然后从袋子里掏出一摞书，整整十本，封面是彩色的，每一本都包着塑料封皮，新的。

我看着他。他的脸更黑了，额头上晒脱了皮，嘴唇也裂了口子。

我说：“老陈，你进来坐吧。”

他跟着我进了店，坐在收银台旁边的小凳上。我给他倒了杯水，他接过去喝了。小雨从里屋跑出来，看见那套书，高兴得跳起来，抱着书翻了又翻，然后抬头说：“谢谢陈叔叔。”老陈摸了摸她的头，说：“好好学习。”

小雨抱着书回里屋去了，店里就剩我们俩。风扇在头顶转着，吱呀吱呀的。我看着他，说：“老陈，你要是愿意，以后就来店里帮忙吧。我付你工钱。”

他看着我，说：“我不要工钱。”

我说：“那你要什么？”

他说：“有口饭吃就行。”

我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说：“那行。不过以后别光吃米饭，我给你做菜。”

他笑了。那笑很轻，嘴角咧了一下就收回去了，但眼睛弯弯的，里面有光。他站起来，把蛇皮袋里的书一本一本往外掏，摆在货架上，跟那些洗发水、方便面摆在一起。他说：“这些书放你这儿卖，卖了钱归你，算我的伙食费。”

我说行。他就一本一本地摆，摆得很认真，像摆什么贵重东西。摆完以后，他退后两步看了看，说：“挺好。”

那天晚上他留下来吃了饭。我炒了两个菜，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青椒肉丝。他吃了三碗饭，吃得很香。小雨在旁边看那套新书，看得入迷，筷子都忘了动。我给她夹了块鸡蛋放进碗里，她才回过神来，低头扒了两口，又去看书。

吃完饭老陈帮我洗碗，我扫地。小雨回屋写作业。厨房里水龙头哗哗响，碗碟轻轻磕碰，我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像什么东西落了地，稳稳当当的。

后来老陈就住下来了。他在店后面那间杂物间里搭了张床，铺了被褥，就住下了。白天收书，下午回来帮我看店，晚上一起吃饭。他把收来的书挑好的摆在货架上，有些贵的就放在一个纸箱里，有人问再拿出来。镇上的人慢慢习惯了，来店里买东西，顺带翻翻书，有时候买一本走。老陈跟他们聊书，聊着聊着就聊别的，聊庄稼，聊天气，聊镇上的事。他好像什么都懂一点，又什么都不争。

十月的时候，婆婆来镇上住了一阵。她身体不如从前了，走路要拄拐棍，但精神还好。她看见老陈，上下打量了一番，没说什么。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忽然问：“小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老陈说：“没了。父母都走了，没兄弟姐妹，也没结过婚。”

婆婆嗯了一声，低头吃饭。吃完饭她把老陈叫到一边，说了几句话。我没听见说的什么，只看见老陈点了几次头。后来婆婆跟我说：“这个小陈，人老实。比周成老实。”

我说妈，你别乱点鸳鸯谱。她笑了笑，没再说。

婆婆走的那天，老陈帮她拎东西，把她送上回乡下的班车。婆婆上车前，拉着老陈的手说：“小陈，春红是个好女人，你别辜负她。”老陈说：“婶子你放心。”车开了，婆婆从车窗里往外看，冲我摆了摆手。她的脸在车窗后面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和老陈坐在店门口。小雨已经睡了，街上的店铺大多关了门，路灯亮着，把街道照得一段明一段暗。远处有狗在叫，有电视声从谁家窗户里飘出来。老陈坐在小板凳上，我坐在椅子上，两个人隔着一臂的距离。

他说：“春红，你婆婆跟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

我说：“她年纪大了，爱操心。”

他说：“我不是因为她说才留下来的。”

我看着他。他没看我，看着街对面那家黑着灯的服装店。他说：“我是因为想留下才留下的。”

我没说话。风吹过来，把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过了一会儿，我说：“老陈，我这个人，心里有疙瘩。可能一时半会儿解不开。”

他说：“我知道。我不催你。”

我说：“你图什么呢？”

他想了想，说：“图个安心。一个人走了大半辈子，走到这儿，觉得能停下来，就停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在门口坐到很晚，没再说什么话，就那么坐着。月亮升起来了，挂在槐树顶上，圆圆的，亮亮的，照得地上像铺了一层霜。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周成还在的时候，我们也坐在门口乘过凉。那时候小雨还小，坐在周成腿上，揪他的耳朵。周成哎哟哎哟地叫，小雨就咯咯笑。那画面像隔了一层纱，模糊了，远了，但还在。

我站起来，说：“睡吧，明天还开店呢。”

老陈嗯了一声，把小板凳收进去，关了门口的灯。我走进里屋，小雨睡得正香，胳膊露在被子外面。我给她掖了掖被角，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她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

我躺在自己床上，听着外屋老陈翻身的声音，听着窗外蛐蛐的叫声，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车声。我闭上眼睛，没再数羊。

日子还是照常过。早上六点半开门，老陈起来帮我搬货，我做饭，小雨上学。下午他在门口摆弄他的书，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算账。晚上关了店，三个人围着小桌子吃饭，老陈跟小雨讲书里的故事，小雨听得入迷，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咽。我看着他俩，觉得像什么，又说不上来。好像这个家，又有了点热气。

十一月底，天冷了。老陈给店里装了个小煤炉，烟囱从窗户伸出去，炉子上坐着水壶，整天咕嘟咕嘟地冒热气。小雨写作业冷了就坐在炉子旁边，手烤得暖暖的。有天晚上她忽然说：“妈，我觉得陈叔叔挺好的。”

我说：“哪儿好？”

她说：“他给我讲题，比老师讲得还清楚。”

我笑了。她低头写作业，过了一会儿又说：“妈，你要是跟他结婚，我不反对。”

我手里的账本差点掉地上。我说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她抬起头，一脸认真地说：“我懂。陈叔叔看你的眼神，跟别的叔叔不一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她低下头继续写作业，铅笔沙沙地响。炉子上的水壶开了，噗噗地冒着白汽。我站起来去提水壶，手碰到壶把的时候烫了一下，缩回来，捏住耳垂。老陈从外面进来，看见我这样，问怎么了。我说没事。他走过去把水壶提下来，倒进暖瓶里，动作利索。倒完水他看了我一眼，没问什么，又出去了。

我站在炉子旁边，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小雨还在写作业，铅笔沙沙响。炉火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我忽然想，也许日子就是这样，不求圆满，但求踏实。不求轰轰烈烈，只求有人在你烫了手的时候，帮你把水壶提下来。

十二月的第一天，下雪了。雪不大，薄薄一层，盖在房顶上、树梢上、街面上。小雨高兴坏了，在门口堆了个小雪人，用石子当眼睛，胡萝卜当鼻子。老陈从外面回来，帽子上肩膀上都是雪，他拍掉身上的雪，蹲下来帮小雨给雪人安胳膊，用的是两根树枝。雪人堆好了，歪歪扭扭的，丑得可爱。小雨拉着我来看，我说好看。她不信，说妈你敷衍我。我说真的好看，比你去年堆的那个强。她想了想，笑了。

那天晚上吃火锅，炉子上架着锅，锅里咕嘟咕嘟地滚，热气腾腾的。小雨吃得满脸通红，老陈给她夹菜，给我夹菜，自己倒吃得少。我给他夹了块豆腐，他愣了一下，低头吃了。小雨看看我，又看看他，偷偷笑。我假装没看见。

雪还在下。从窗户往外看，路灯下面雪花纷纷扬扬的，像飞着无数小白蛾子。我把窗户关严，把冷风挡在外面。屋里暖烘烘的，火锅的热气把玻璃蒙上了一层雾。小雨用手指在雾上画了个笑脸，又画了个房子，房子旁边画了三个人，手拉手。她画完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她也没说话。

那天晚上，雪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外面白茫茫一片，槐树成了雪树，店门口的台阶被雪盖得看不见了。老陈早早起来扫雪，从店门口扫到街口，扫出一条路来。我站在门口看他，他的背影在雪地里很显眼，黑衣服上落了一层白。他扫完回来，脸冻得通红，手也僵了。我递给他一杯热水，他接过去，捂在手里，哈着气。

我说：“老陈，过了年，我们去领证吧。”

他看着我，手里的杯子停了一下。然后他点点头，说：“好。”

就一个字。他没多说，我也没多说。他继续捂着手，我看着街上的雪。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雪地上，亮晶晶的，刺眼睛。远处有孩子在打雪仗，笑闹声传过来，脆生生的。我站在门口，觉得这个冬天，好像没那么冷了。

腊月里忙，店里进货出货比平时多了好几倍。烟酒走得快，瓜子糖果也卖得好，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晚上十一二点才能歇下。老陈帮了大忙，搬货、摆货、招呼客人，什么活都干。他话不多，但手勤快，客人来了他递烟递茶，客人走了他收拾桌子扫地，不用我吩咐。有时候我忙得忘了吃饭，他就把饭端到收银台旁边，放好了，筷子摆好，一句话不说，转身继续干活。我看着他忙前忙后的背影，心里踏实。

小雨放了寒假，整天在店里待着。她写完作业就帮老陈整理书，把书按类别分好，童话放一格，小说放一格，教材放一格。老陈教她怎么给书消毒，拿块软布蘸了酒精，一本一本地擦封面和书脊。小雨擦得很认真，擦完一本就举起来看，说：“陈叔叔，这本真好看。”老陈就笑，说那本你看过了，换一本。小雨说不，我想再看一遍。老陈就摸摸她的头，说随你。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镇上赶集，人多得走不动，店里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我从早上忙到下午，连口水都没顾上喝。老陈也是，搬货搬得满头汗，外套脱了只穿件毛衣，毛衣后背湿了一大片。傍晚收了摊，我数了数钱，比平时多挣了三倍。我说今天小年，咱们吃顿好的。小雨拍手叫好，老陈说我去买菜。我说不用，我去，你看店。他说你歇着，我去。两个人争了半天，最后老陈去了。

他去了半个多小时，拎回来一条鱼，一块五花肉，一把蒜苗，几个西红柿，还有一袋子饺子皮和肉馅。他说：“包饺子吧，热闹。”我说行。小雨把桌子收拾了，铺上报纸，我们把饺子皮和馅摆上，三个人围着桌子包。小雨包得歪歪扭扭的，馅放多了合不上口，放少了瘪塌塌的。老陈手把手教她，捏褶子的时候要一点点往里收，收紧了才好看。小雨学了几遍，终于包出个像样的，举着给我看。我说不错，比你妈强。小雨得意地笑，脸上沾了面粉，一道一道的，像只小花猫。

饺子包好了，老陈去煮，我在旁边调蘸料。蒜末、醋、酱油、香油，搅一搅，香味就出来了。小雨在门口放了一挂小鞭，噼里啪啦地响，吓得隔壁卤味店的狗汪汪叫。老陈端着饺子出来，热气腾腾的，白胖胖的饺子在盘子里挤着，看着就喜人。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子吃，小雨吃了两碗，撑得直打嗝。老陈给她倒水，说慢点吃，又没人抢。小雨说陈叔叔包的饺子比妈包的好吃。我说你个小没良心的，我白养你这么多年。小雨嘻嘻笑，老陈也笑，露出一口白牙。

吃完饭，老陈去洗碗，我和小雨贴窗花。窗花是婆婆给的，她剪的，大红纸剪的喜鹊登梅和连年有余。我踩着凳子往窗户上贴，小雨在下面指挥，左边高了，右边低了，贴好了又喊歪了。我贴了三遍才贴正，下来的时候腿都酸了。小雨拍手说好看。我看了一眼，红彤彤的窗花贴在玻璃上，透过窗花看见外面路灯亮了，雪还没化，白一块红一块的，真有过年的样子。

腊月二十八，我带着小雨回了趟乡下。老陈留在店里看店，我说你一个人行不行，他说行，你去吧。我给他留了菜和米，又给他留了两百块钱，让他别凑合，该吃吃该喝喝。他没要钱，说我有。我塞给他，他推回来，我又塞过去，他接了，没再说什么。

婆婆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小陈呢？”我说在店里看店。婆婆哦了一声，没再问。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忽然说：“春红，你跟他领证的事，定了吗？”我说过了年就去。她点点头，说：“好。我看了日子，正月十六好，你们那天去。”我说妈你还信这个。她说信不信的，图个吉利。我答应了。

那天晚上婆婆又跟我讲了很多。她讲周成小时候的事，讲着讲着忽然说：“春红，我前阵子梦见老三了。”

我没说话，等她往下说。

“她站在院子里那棵柿子树下面，穿件红毛衣，跟我说她冷。我问她你在哪儿呢，她不说话，就站着。我醒了以后，心里难受了好几天。”

我说：“她给你寄过钱，你要不托人打听打听她在哪儿？”

婆婆摇摇头，说：“不找了。她要是想回来，自然会回来。不想回来，找也没用。”

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放下杯子，说：“春红，你恨老三吗？”

我想了很久。窗外有风在吹，吹得柿子树沙沙响。那棵树现在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像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

“以前恨过。”我说，“现在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我累不起。”

婆婆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回镇上，班车走到半路，远远看见一个人站在路边等车。车走近了我才认出来，是桥洞婆。她瘦了很多，背更驼了，手里还是拎着那个蛇皮袋，但袋子瘪瘪的，没多少东西。我在车上冲她招手，她没看见。车过去了，我从后窗看她，她佝偻着身子，慢慢往镇上走。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她也不拢，就那么低着头走。

回到店里，老陈正给一个顾客找书。那顾客是个老头，翻了半天挑了一本《三国演义》，问多少钱。老陈说五块。老头掏了钱，走了。老陈看见我回来，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说：“饭在锅里，热着呢。”我去后面厨房掀开锅盖，里面是一碗红烧肉，一盘炒青菜，还有一碗米饭，都还热着。我端着碗出来，坐在收银台后面吃。老陈在整理货架，把新到的货摆上去，把旧货挪到前面。小雨在旁边看书，看的是那套百科全书，翻到天文那本，指着上面的星星问我：“妈，你说天上真的有这么多星星吗？”我说你晚上自己看。她说晚上天冷，不想出去。老陈说：“我陪你出去看。”小雨高兴地放下书，跟着老陈出去了。我透过窗户看见他们站在门口，老陈指着天空，小雨仰着头，两个人冻得缩着脖子，但谁也没进来。

正月初八，镇上很多店还没开门，我的店开了。老陈说这么早开有人来吗，我说有，过年走亲戚的人多，买东西的也不少。果然，初八那天卖了不少东西，都是走亲戚用的，牛奶、水果、糕点，提着就走。到了下午，一个年轻女人进店来，抱着个孩子，我一看，是小芳。她胖了点，脸色也好了，不像以前那么黄瘦。孩子也大了，会走路了，在店里摇摇晃晃地转。我给她拿了瓶饮料，她接过去喝了一口，说：“大姐，我来跟你告个别。”

我问她去哪儿。

她说：“去省城。我表姐在那儿开了个饭馆，让我去帮忙，管吃管住，工资也行。我想了想，去就去吧，孩子放我妈那儿，等稳定了再接过去。”

我说那好，比在镇上强。她坐了一会儿，说了些别的。说她前夫又找了一个，是工地上的女人，她见过照片，长得一般。说她现在也想开了，不为那个人耗着了，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在。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看我的店，说：“大姐，你这店还开着呢。”我说开着呢。她笑了一下，说：“那就好。”然后抱着孩子走了。

正月十六那天早上，我和老陈去了民政局。天很冷，风从北边刮过来，刮得脸生疼。我们到得早，民政局还没开门，就在门口等。老陈穿了件新夹克，蓝色的，领子立着，头发也理过了，看着精神。我穿了件红棉袄，是婆婆给我做的，她说领证要穿红的，喜庆。我们俩站在民政局门口，谁也没说话，就那么站着。风把老陈的头发吹起来又落下，他抬手压了压，又吹起来。

门开了，我们进去，填表、照相、盖章。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女人，看了我们的材料，问：“都是初婚？”老陈说：“我是初婚，她丧偶。”那女人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低头盖章。钢印咔嗒一声压下去，两本红本子递过来。老陈接过去，翻开看了看，递给我一本。我接过来，也翻开看了看。照片上我们俩并排坐着，老陈笑得很轻，我嘴角也翘着。背景是块红布，跟当年我和周成拍的那张一样。但照片里的人不一样了。

出了民政局，老陈说：“去吃碗面吧。”我说行。我们找了家面馆，一人要了碗牛肉面。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低头吃面，吃着吃着眼泪掉进碗里。老陈看见了，没问，只是递了张纸巾过来。我擦了擦眼睛，继续吃。吃完面，我们往回走，风还是冷，但天晴了，太阳挂在头顶，照得路上明晃晃的。老陈走在我旁边，步子不快不慢，跟我同步。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周成也跟我并排走过这条路。那时候路还没修，坑坑洼洼的，周成走得快，我总得小跑着跟。现在路修好了，平坦了，我不用跑了。

回到店里，小雨已经放学回来了。她看见我们手里的红本子，跑过来抢过去看。她翻开看了半天，抬头说：“妈，陈叔叔，你们结婚了？”我说嗯。她说：“那陈叔叔是不是该改口叫爸了？”老陈愣了一下，我笑了，说：“叫什么都行。”小雨想了想，说：“那我还是叫陈叔叔吧，叫爸别扭。”老陈说：“行，叫什么都行。”小雨把红本子还给我，跑去看书了。老陈看着她，笑了一下，然后去搬货。我站在收银台后面，把红本子放进抽屉，跟那张周成的照片放在一起。抽屉关上，咔嗒一声。

那天晚上，小雨睡了以后，我和老陈坐在门口。天冷，我们坐在店里，关着门，炉子烧着，暖烘烘的。老陈在看一本旧书，我在算账。算着算着，我忽然说：“老陈，我跟你说个事。”

他放下书，看着我。

我说：“周成死的那天，我三姐给我打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她跟周成好了三年。周成到死都没跟我说。”

老陈没说话，听我往下说。

“我一直没跟别人说过这些。今天领了证，我想跟你说清楚。我心里有这个疙瘩，可能一辈子都解不开。你要是觉得……”

他没等我说完，就说：“我知道。”

我看着他。

他说：“你婆婆跟我说过一点。我自己也猜到了。你店里那张照片，你收在抽屉里，我看见了。我没问，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你的事。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我不在乎以前，我在乎以后。”

他说完，又拿起书看。我坐在那儿，看着他翻书的样子，心里那块堵着的东西，好像松了一点。我站起来，去炉子上倒了杯热水，放在他旁边。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谢谢。”我说：“不谢。”

日子继续过。开春以后，镇上又热闹起来。我的店生意稳当，老陈的书卖得也不错，一个月能卖几十本，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够他吃饭。他把卖书的钱都交给我，我说你自己留着花。他说我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你收着。我就收着了，记在账本上，单独列了一项。

三月的时候，小雨的学校开家长会。老陈说我去吧。我说你去干什么，我去。他说你忙，我去。我说你又不是她爸。他说我是她叔。我想了想，让他去了。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小雨的成绩单，数学九十八，语文九十二，英语九十五。他说老师夸小雨了，说她进步大。小雨在旁边得意地笑。我说你别光夸她，下次考不好照样揍。老陈说考不好也别揍，好好说。小雨说对，陈叔叔说得对。我瞪了她一眼，她缩了缩脖子，跑去写作业了。

四月，婆婆病了。感冒引起的肺炎，在乡下卫生所挂了两天盐水不见好，我接到电话就赶回去了。老陈留在店里看店，小雨托给隔壁小张媳妇照看。我回去把婆婆送到县医院，办了住院，陪了三天。婆婆烧退了以后，拉着我的手说：“春红，我没事了，你回去吧，店里离不开人。”我说再陪你一天。她说不用，你回去。小陈一个人在店里，忙不过来。我见她精神确实好了，就回来了。

回到店里那天下午，老陈正在给一个顾客找书。小雨在旁边写作业。我进去的时候，小雨抬头喊了声妈，又低下头写。老陈看了我一眼，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说：“婆婆怎么样？”我说好多了。他说那就好。然后继续给顾客找书。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又很陌生。熟悉的是这些人，这个店，这些货架上的东西。陌生的是，以前站在收银台后面的是我，现在是我站在门口看别人站在收银台后面。那个位置换了人，但店还是这个店。

晚上吃饭的时候，小雨说：“妈，你不在的这几天，陈叔叔给我做饭，做的西红柿鸡蛋面，可好吃了。”我说比我做的好吃？她想了想，说：“都好吃。”老陈说：“你妈做的比我做的好。”小雨说：“那当然，我妈做的天下第一。”我笑了，给她夹了块肉。

五月，槐树又开花了。满树白花，香味飘得满街都是。店门口那个水果摊又支起来了，卖西瓜、卖桃子、卖杏子。老陈在树下摆了张桌子，放了几摞书，旁边立了块纸板，上面写着“旧书摊，五元一本”。有时候有人停下来翻，翻着翻着就买一本。有次一个中学生蹲在那儿看了半个多小时，老陈没赶他，还给他搬了个小凳子。那学生最后买了一本《平凡的世界》，说钱不够，老陈说差多少，学生说差两块。老陈说那两块不要了，你拿去看吧。学生高兴得直鞠躬，抱着书跑了。我看着老陈，他蹲在那儿整理被翻乱的书，一本一本码好，嘴里哼着歌，哼的什么调我听不出来。

六月的一个晚上，小雨睡了，我和老陈坐在门口乘凉。槐花开过了，叶子绿得发黑，风一吹哗哗响。街上的店铺都关了门，路灯亮着，有只猫从对面墙头上跳下来，悄没声地跑进了巷子。老陈忽然说：“春红，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说你说。

他说：“我想把那个旧书摊固定下来。在店旁边搭个小棚子，放几个架子，把书都摆出来。白天摆摊，晚上收回来。你觉得行吗？”

我想了想，说行。店旁边那块空地一直是空的，堆了些杂物，收拾收拾能搭个棚子。他说：“那明天我收拾。”

我说：“老陈，你图什么呢？卖书挣不了几个钱。”

他说：“不图什么。就图个事做。人活着，总得有点事做。”

我看着他的侧脸，月光照着他，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不深，但看得清楚。他比我大五岁，今年四十七了。头发里有了白丝，鬓角那里一片。他转过头来看我，说：“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明天我跟你一起收拾。”

第二天我们把那块空地收拾出来了。杂物搬走，地扫干净，老陈去镇上买了些旧木料，自己钉了两个架子，又搭了个棚子，用的是防雨布，四周用绳子扎紧。棚子搭好了，他把书摆上去，按类别分好，又写了块牌子挂在棚子前面：“老陈旧书摊”。小雨放学回来看见，拍手说好。她拿了几本书摆在自己够得着的那层，说：“这是我的专柜。”老陈说行，你的专柜。

旧书摊开张那天，来了不少人。有的是来买书的，有的是来看热闹的。老陈坐在棚子下面，不吆喝，就坐着看书。有人问价他就答，没人问他就看自己的。那天卖了十几本，挣了六十多块。老陈把钱给我，我说你自己收着吧，这是你的摊。他说摊是店的一部分，钱归店里。我说那给你一半。他说不用。最后我收了四十，他留了二十，说是买书的成本。我们俩为这个争了半天，最后小雨说别吵了，一人一半。我们都笑了，按小雨说的办了。

七月，小雨放了暑假。老陈教她骑自行车，在店门口那条街上，从东头骑到西头，再从西头骑回来。小雨刚开始不敢骑，老陈在后面扶着后座，跑得满头大汗。小雨叫着别松手别松手，老陈说不松不松，其实早就松了，小雨自己骑出去十几米才发现，回头一看，老陈站在远处笑。她一下子慌了，车把一歪，摔了。膝盖磕破了，哭得哇哇的。老陈跑过来，蹲下去看她的膝盖，说没事，皮外伤。小雨哭着说都怪你松手。老陈说怪我怪我，下次不松了。但他下次还是松了，小雨又摔了一跤，又哭了一回。第三次她没摔，自己骑了半条街，停下来回头喊：“陈叔叔你看！”老陈冲她竖大拇指。我站在店门口看着，心里想，这个家，慢慢有了新的样子。

八月，婆婆来了。她身体恢复得不错，走路不用拄拐棍了，只是走得慢。她看了看旧书摊，又看了看老陈，说：“小陈，你这个摊子摆得好。”老陈说婶子你坐。婆婆坐在棚子下面，翻了翻书，挑了一本菜谱，说：“这个我拿回去看看。”老陈说你拿去吧，不要钱。婆婆说那不行，给了五块。老陈收了，婆婆把书揣在怀里，高兴得很。

那天下午，婆婆坐在店里跟我说话。她说：“春红，我看小陈是真对你好。”我说嗯。她说：“你跟他好好过。以前的事，该放下就放下。”我说我知道。她坐了一会儿，又说：“我前几天又梦见老三了。这回她没站着，坐着，在咱家院子里坐着，手里拿着个柿子。我问她吃不吃，她说不吃。我醒了以后，心里不那么难受了。”我说那就好。她点点头，站起来说走了。我送她去车站，她上车前跟我说：“春红，你比我有福气。”我看着她，她的眼睛浑浊，但里面有光。车开了，她隔着车窗冲我摆手。

九月，小雨开学，升了五年级。开学那天早上，老陈给她买了个新书包，蓝色的，上面印着只小熊。小雨背着新书包在镜子前面照了半天，说好看。我说你陈叔叔买的，还不谢谢人家。她说谢谢陈叔叔。老陈说好好学习就行。小雨背着书包跑了，跑到门口又回头喊：“陈叔叔，今天放学你来接我！”老陈说行。

那天下午，老陈真的去接她了。我在店里看店，远远看见他们俩从街那头走过来，小雨背着书包走在前面，老陈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菜。小雨一边走一边说，老陈一边听一边点头。走到店门口，小雨说：“妈，今天陈叔叔接我，同学问我是不是我爸，我说是。”老陈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我没说话，低头整理柜台。小雨放下书包去看书了，老陈把菜放进厨房，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他一眼，他嘴角翘着，没说话，去棚子下面整理书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外屋老陈的呼吸声。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屋里蒙蒙的。我想起小雨说的那句“我说是”，心里翻了一下，又平静下来。也许日子就是这样，不需要什么大道理，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有个人帮你搬货，帮你接孩子，帮你把水壶从炉子上提下来，就够了。

十月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店里。是个女人，四十来岁，穿着体面，拎着个皮包。她进店转了一圈，问：“你们这儿有没有旧教材？高中物理的。”老陈说有，从架子上找了两本给她。她翻了翻，说太旧了，有没有新的。老陈说新的没有，旧书摊就这些。她放下书，正要走，忽然看见货架上摆的那套百科全书，就是老陈给小雨的那套。她拿起来翻了翻，说：“这套书卖吗？”

老陈说：“这套不卖，是我侄女的。”

那女人说：“我出高价，二百。”

老陈摇头。

她说：“五百。”

老陈还是摇头。她看了老陈一眼，放下书走了。

晚上小雨回来，老陈跟她说这事。小雨说：“五百块呢，你怎么不卖？”老陈说：“那是你的书，我不能卖。”小雨说：“可那是五百块啊。”老陈说：“你书架上那么多书，每本都有人出价，我都卖了？那你还有什么？”小雨想了想，不说话了，抱着那套百科全书摸了摸，然后放回书架上。

我在旁边听着，没插嘴。等小雨去写作业了，我跟老陈说：“你真不卖？”他说：“不卖。那是给小雨的。”我说：“五百块不少了。”他说：“有些东西不能拿钱算。”我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他继续整理书，把被那女人翻乱的书一本一本码好。

十一月，天冷了。老陈把棚子拆了，书搬回店里，在靠墙那边摆了两排架子。他说天冷了没人站外面翻书，放店里方便。我给他腾了地方，把货架挪了挪，挤出一块空间来。书摆好了，他又在架子旁边放了张小桌，一把椅子，自己坐在那儿看书。有顾客来买书，他就站起来招呼，没顾客就坐着看。有时候小雨写完作业也坐在那儿，两个人各看各的，谁也不说话。店里安安静静的，只有翻书的声音和外面街上的车声人声。

有天下午，一个老头进店来，在书架前站了很久，翻了一本又一本。最后他挑了一本《史记》，问多少钱。老陈说十块。老头掏钱的时候，手哆嗦，零钱掉在地上。老陈蹲下去帮他捡，捡起来递给他。老头接过书，说：“你这书摊好，我找这本书找了很久了。”老陈说那您拿好。老头走了以后，老陈坐在椅子上，看着门口，忽然说：“春红，我觉得这个事做得对。”

我说什么事。

他说：“收书卖书。书这东西，有人看才有用。搁在废品站是纸，搁在书架上就是知识。我收了这么多书，卖给需要的人，比挣多少钱都值。”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亮亮的，像个孩子。我说：“那你就好好干。”他说：“嗯，好好干。”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小雨说：“妈，我长大了也想开书店。”我说你先把学习搞好。她说我学习好着呢，你看我数学考了九十八。我说那下次考一百。她说考一百你给我买什么？我说你想要什么？她想了想，说：“我想要一套《哈利波特》。”老陈说：“我那儿有，收来的，全套七本。”小雨眼睛亮了，说真的？老陈说真的，明天给你找出来。小雨高兴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抱着老陈的胳膊晃。老陈被她晃得直笑，说别晃了别晃了，再晃散架了。

我看着他们俩闹，心里想，这个家，真的不一样了。以前只有我和小雨，吃饭的时候安安静静的，谁也不说话。现在多了一个人，多了很多声音。笑声、说话声、翻书声、搬货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把屋子填得满满当当的。

那天晚上，我又想起周成。想起他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堵了。像隔着一层玻璃看他，看得见，摸不着，但也不那么疼了。我想起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晚上想吃凉面”，我那天没来得及做。后来每年夏天我都会做凉面，自己吃。小雨也吃，但她不知道这面有什么特别。今年夏天我做凉面的时候，老陈也吃了，说好吃。他没问为什么做凉面，我也没说。

也许有一天我会跟他说。也许不会。但不管说不说，日子都在往前过。店门口的槐树每年都开花，每年都落叶。小雨每年都长高一点，婆婆每年都老一点。我和老陈，也每年都老一点。老一点，但稳一点。像那棵槐树，根扎得深了，风再大也不怕。

腊月又来了。又是一年。店里又忙起来，进货出货，人来人往。老陈忙着搬货，我忙着收钱，小雨忙着写寒假作业。三个人各忙各的，但都在一个屋檐下。晚上关了店，围着小桌子吃饭，炉子烧着，暖气烘着，窗花贴着，跟去年一样，又跟去年不一样。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们又包了饺子。这回小雨包得比去年好了，能捏出褶子了，虽然还是歪歪扭扭，但至少不漏馅。老陈煮饺子，我调蘸料，小雨在门口放鞭。噼里啪啦的响，隔壁卤味店的狗又叫了，小张媳妇探出头来喊：“小雨，别放了，吓着我孩子了！”小雨冲她做个鬼脸，又放了一挂。

饺子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们围坐着吃，小雨吃了两碗，撑得直打嗝。老陈给她倒水，说慢点吃。小雨说陈叔叔包的饺子天下第一。我说你去年说是天下第一，今年还是天下第一？她说年年都是天下第一。老陈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吃完饭，老陈洗碗，我贴窗花。今年的窗花还是婆婆剪的，大红纸剪的福字和生肖。我踩着凳子往窗户上贴，小雨在下面指挥。贴好了，我下来看了看，正正的，红红的。小雨说好看。我说好看。老陈洗完碗出来，站在门口看了一眼，说：“真好看。”我说：“过年了。”他说：“嗯，过年了。”

那天晚上，小雨睡了以后，我和老陈坐在店里。炉子烧着，水壶咕嘟咕嘟地响。老陈在看一本旧书，我在算账。算着算着，我抬头看他。他低着头，灯光照着他的侧脸，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是去年配的。他翻了一页，手指在页边上停了一下，又翻过去。我忽然说：“老陈。”

他抬起头。

我说：“谢谢你。”

他愣了一下，问：“谢什么？”

我想了想，说：“谢谢你留下来。”

他看了我一会儿，低下头，继续看书。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也谢谢你。”

我说：“谢我什么？”

他说：“谢谢你让我留下来。”

我们都笑了。炉子上的水壶开了，噗噗地冒着白汽。我站起来去提水壶，这回没烫着手。我把水倒进暖瓶里，暖瓶满了，又倒了一杯放在他旁边。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说：“正好。”

窗外的雪还在下，纷纷扬扬的，像去年一样。但今年我不觉得冷了。店里暖烘烘的，炉火烧得旺，暖瓶是满的，旁边坐着个人。外面雪再大，风再冷，这个门一关，就把什么都挡住了。

日子就是这样。不圆满，但还得过。而且，也能过下去。不光能过下去，还能过出点滋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