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夏天，北戴河海滨，毛泽东游泳归来，古忆民恰好迎面走来，脱口喊道：“毛主席好！”毛泽东笑着应了一声，却并不认识这个年轻人。陪同人员王稼祥随即介绍：这是曾碧漪和古柏的儿子。
毛泽东听到“曾碧漪”三个字，神情立刻变了。他问：“你妈妈来了吗？”古忆民赶紧跑回休息处，把母亲叫了出来。多年未见的老战友，在海滨再次碰面，竟是由一个孩子牵出的。
曾碧漪走近后，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先问起孩子，得知古忆民已经找回，明显感到欣慰。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带着几分失落问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这么久不来看我。”
这句话听起来像责备，背后却有旧日战友之间的亲近。曾碧漪解释，毛泽东事务繁重，自己不愿贸然打扰。毛泽东却说：“工作再忙，也该来看看。”在他看来，有些事情，只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才说得明白。
这份熟悉，并不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早在大革命时期，曾碧漪便与共产党人接触。她出生于1907年广东南雄，青年时期进入广州甲种工业学校读书，受到李富春、蔡畅等人讲授的新思想影响，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她的哥哥曾昭秀较早参加革命，曾碧漪一直跟随哥哥开展工作。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她结识了古柏。古柏当时还很年轻，却已投身农民运动。后来，两人一同在赣南坚持斗争，感情也在艰苦环境中逐渐确定下来。
1928年，曾昭秀到寻乌找到古柏，又设法把隐蔽在南雄乡间的曾碧漪接出。那时道路危险，敌我情况复杂，三名战士护送她转移途中，甚至遇到过土匪盘查。对方听说她是古柏的未婚妻，才没有继续为难。
革命年代的婚姻，也常常带有斗争意味。古柏和曾碧漪恋爱后，敌对报纸故意散布“抢亲”谣言，企图把共产党人的婚姻说成封建强迫。毛泽东得知后，专门写信祝贺，并建议他们公开说明情况。
于是，古柏在油灯下起草婚姻宣言，写明两人实行自由恋爱、一夫一妻，不送礼、不坐花轿、不拜天地。宣言被抄写后张贴到街头，既是婚事告知，也是对敌人造谣的回应。战友们在游击队驻地为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与曾碧漪的深厚交往，还和一份重要调查材料有关。1930年春，毛泽东在寻乌开展二十多天的社会调查，古柏负责协助。他陪同毛泽东走访街市，寻找熟悉当地商业、土地和社会关系的人士。
古柏介绍了商会会长郭友梅、苏维埃政府委员范大明等人。毛泽东在调查会上不断追问，认真记录，从商铺经营问到各阶层关系，后来整理形成《寻乌调查》。在文章序言中，他明确写道，古柏帮助组织了这次调查。
曾碧漪随后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负责文件整理、抄写和报刊材料搜集。条件最困难时，连纸张都十分紧缺。一次密件送到，她找不到纸，急得落泪。毛泽东让她拆开没有字的一面线装书，用来抄写文件。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曾碧漪没有随队前进，而是奉命留在苏区，照料伤病员和老同志。古柏则写信嘱咐她，把几个孩子秘密寄养到群众家中，不能泄露身份。这样的安排，是为了避免孩子被敌人利用。
1935年，曾碧漪在转移途中被捕。面对审讯，她始终声称自己只是普通红军战士，不知道中央领导人的情况。敌人没有获得有价值的口供，只把她关押起来。1936年国共关系出现转折后，她才获释，随后继续以教员、交通员等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1937年，毛泽东写信告知她古柏牺牲的消息。古柏于1935年在赣南游击斗争中牺牲，年仅三十岁左右。曾碧漪失去丈夫后，仍未能立即前往延安，只能留在江西坚持工作。直到1949年年底，她才接到前往北京的安排。
途中车辆行至江西泰和，发生车祸。曾碧漪右腿严重受伤，刚找回不久的儿子古一民当场遇难。她在悲痛和伤势中坚持北上，抵达北京后接受治疗。1950年，毛泽东得知情况，将她接到中南海，两人时隔多年再次相见。
那次谈话中，曾碧漪讲到丈夫和孩子，情绪难以平复。毛泽东也谈起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以及失散亲人的遭遇。谈到孩子，他明确表示，要设法把革命后代找回来。后来，中组部协助曾碧漪寻回了小儿子古忆民。
因此，1960年北戴河的相遇，对毛泽东而言并非一次普通偶遇。他见到的不只是一个重新找到母亲的年轻人，也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战友。那句“你怎么不听我的话”，说完后，曾碧漪便常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直到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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