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残兵换一个王爵——孙可望降清那场戏，清廷演给谁看？

一

顺治十四年（1657年）冬天，湖南宝庆一带，冷风裹着湿气往骨头缝里钻。

一支狼狈不堪的队伍出现在清军哨卡前。为首的人四十来岁，身材矮小，相貌不扬，但一双眼睛精光外露。他身后跟着的，满打满算不过几百号人——二十二名总兵、都督，一名太仆寺卿，一百多名副参游，二十二名内官，加上兵丁家口，一共五百来号人，马骡五百余匹。

这个人叫孙可望。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坐拥贵州全省、号称统兵十余万的西南强人。他是张献忠的义子，大西军的头号人物，南明永历政权册封的秦王。从云南到贵州，从湖南到广西，他的军队曾经打得清军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尽，敬谨亲王尼堪战死衡州。那时候的清廷，把他视为西南最棘手的一根钉子。

可现在，他站在清军大营门口，递上了降表。

清军主帅洪承畴听到消息，亲自领着三千满汉兵马从长沙赶到湘乡去接他。两人见面的时候，洪承畴“开诚优礼，款待尽情”。孙可望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大谈“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把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虚实，当成见面礼端了出来。

洪承畴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人带来的，远不止五百残兵。

二 消息传到北京，顺治帝的反应快得惊人。

清廷下了一道敕谕，封孙可望为义王。敕谕里写得冠冕堂皇：“孙可望已特封为义王，用昭朕柔远宁民之意。”随后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带着册、印，专程赶到湖南举行册封礼。

一个只带五百多人投降的败将，凭什么得这样的待遇？

看看同期其他降将就知道了。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投降时带来二十多万大军，只封了一等精奇尼哈番；郑芝龙以福建全省归降，同样只得一等精奇尼哈番。孙可望的兵最少，爵位最高。

清廷这笔账，算的不是人头，是别的东西。

三 顺治十五年五月，孙可望抵达北京。

清廷派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率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一个降将，让两位亲王出城去接，这个排场在清初几乎找不出第二个。

顺治帝在太和殿接见他，在中和殿设宴。十天之内赐宴三次，赏银一万二千两，外加府第、蟒袍、朝服、绸缎。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这场面，写了一首诗：“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北京城的老百姓挤在路边看热闹，看的不是孙可望这个人，看的是“搅中原的杀星”如今跪在了新主子面前。

这出戏，清廷是演给西南那些还在观望的人看的：连孙可望这样的人都封了王，你们还等什么？

四 孙可望值这个价吗？值。

他带来的第一样东西，是情报。他在大西军里当了那么多年头号人物，李定国手下哪个将领叫什么、哪支部队驻扎在哪、粮草从哪条路运，他门儿清。李定国的直属部队里，他还安插过大量密探。这些信息落到清军手里，等于把李定国的底牌全掀了。

第二样东西，是地图和向导。云贵一带山高林密，少数民族众多，自古以来就是兵家最难攻的地方。李定国能跟清军对峙十几年，靠的就是这片地形的庇护。孙可望投降后，不但献上了亲手绘制的“滇黔地图”，还从亲信里挑了十九个熟悉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地形的向导，交给洪承畴使用。他本人还亲自跟洪承畴和各提督、总兵一起进行图上作业。史书记载他“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

第三样东西，是招降的旗号。孙可望不光自己降，还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招揽旧部，信里说得很直白：“我已受王封，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厚爵，非他降将比，惟李定国一人不赦。”

清廷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用孙可望这面旗，从内部瓦解李定国的部队。

五

但要理解孙可望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得把时间往回拨几年。

张献忠死后，孙可望和李定国带着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贵州，跟南明永历政权联合抗清。那段时间，两人配合得不错。李定国出兵广西，逼死孔有德；挥师湖南，阵斩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西南抗清一度大有可为。

可仗打赢了，人心却散了。

孙可望在云南经营多年，把持着永历朝廷的军政大权，永历帝被他安置在安龙，形同傀儡。他的野心一天比一天大，甚至动过废掉永历帝、自己当皇帝的念头。

李定国不干。他坚持奉永历帝为主，反对孙可望取而代之。1656年，李定国把永历帝从安龙接到昆明。从这一刻起，原本勉强维持的同盟彻底裂开了。

孙可望决定用兵说话。

1657年八月，他亲率十四万大军出贵州，进攻云南。出兵之前有人劝他不要打，他不听。这场仗的荒谬之处在于：他把原本用来抗清的主力，投进了一场争夺内部权力的内战。

更致命的是，他的部下不认同这场仗。统率全军的白文选早就暗中跟李定国通了气，约定阵前倒戈。交水之战一打响，白文选部突然调转枪口，孙可望的大军从内部塌了。十几万人不是被击溃的，是自己散的。

他仓皇逃回贵州，想进城，守将冯双礼闭门不纳。各地旧部，没一个给他开门的。

从拥兵十余万的西南强人，到连落脚之处都找不到的败将，中间只隔了一场内战。

六

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说了这样一句话：“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

他不惜剃发降清，也要向李定国报仇。

这句话说明，他的投降不单纯是为了保命。要保命，他可以往边远地区躲，可以重新联络旧部。但他偏偏选择了投向曾经长期交战的清廷，这里面夹着一股强烈的恨意。

清廷当然看得出这一点，却并不在意。对一个帝国来说，降将的个人动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产生实际作用。孙可望对李定国恨得越深，清廷越容易利用这份恨。

七

有了孙可望提供的情报、地图和向导，清军对西南的进攻顺利了很多。此前清朝花了十几年都搞不定的南明永历政权，在孙可望投降后只用了三年就被剿灭。永历帝逃往缅甸，被吴三桂抓回来绞杀；李定国数度战败后病亡。

但孙可望没有等到那一天。

顺治十七年（1660年），孙可望在陕西的一次射猎中蹊跷身亡。关于他的死因，史料说法不一，有说是病死的，有说是被射死的，也有记载称与清廷有关。唯一能确定的是，他没有得到一个与“义王”身份相称的结局。

他死后，清廷赐谥“恪顺”，让他的儿子孙征淇继承义王爵位。可孙征淇几个月后就病死了，弟弟孙征淳接着袭爵。康熙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孙家请求继续袭封时，御史上了道折子：“孙可望前有重大之罪，后无纤微之功。”康熙顺水推舟，把义王降为慕义公。再往后一路降，到乾隆年间，孙家后人已经无爵可袭了。

封王的时候，他是清廷展示招抚政策的一面旗帜；西南平定之后，这面旗帜就成了一个需要被提防的旧日强人。高规格礼遇和最终的冷落，从来不矛盾——它们本来就是同一套政治逻辑的两面。

“义王”二字，写在诏书上是荣宠，读出来却是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