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如玄！

师者如玄！

王玉龙鲁网潍坊

教师节前夕，翻检旧书，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谁最能配得上“师”这个字？

孔子自然是第一人。但孔子是“至圣先师”，他的名字已经与“师”合为一体，反而失去了追问的空间。我们要找的，是那样一个人——他不是“师”的源头，而是“师”的化身；他不是被供奉在最高处的神像，而是走入人间、可触可感的血肉之躯。

于是，想到了郑玄。

这个名字，今天的教师节庆典上很少被提起。他没有孔子那样铺天盖地的祭祀香火，也没有朱熹那样延续数百年的官方尊崇。但如果我们愿意俯身细看，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中国教育史上，郑玄是除孔子之外，覆盖最广、影响最深、也最贴近“师”之本质的一个人。

他一生未居高官，却让无数高官自称门生；他从不标榜师道，却用一生定义了“师”的概念；他留下的不是政治功业，而是一个读书人最朴素也最持久的姿态——教，然后继续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

要理解郑玄与“师”的关联，我们不能只读正史里那寥寥千字的本传，而要走入他身后的1800多年，走入经注的字缝、方志的角落、民间的口传，甚至走入东亚各国的学堂。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师者形象。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今潍坊市峡山区），生于公元127年，卒于200年。这七十四年，恰好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由治入乱的全过程。他出生时，帝国尚有余晖；他去世那年，官渡之战刚刚落幕，三国的序幕正式拉开。

他的一生，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却始终守住了一张书案。

少年时代的郑玄，是一个典型的“寒门学霸”。《后汉书》说他“少为乡啬夫”——相当于村里的基层办事员，负责催收赋税、维持治安。但他在办公之余，不忘读书，而且读的不是一般的书。他“不乐为吏”，父亲对此很生气，但阻止不了他对学问的痴迷。

这有点类似于后来的许多寒门学者。知识对他们来说，不是锦上添花的装饰，而是雪中送炭的出路。郑玄后来能成为“经神”，起点不过是乡村书案前的一盏油灯。

但他真正与“师”结缘，始于太学。

东汉的太学，是当时帝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今文经学的大本营。郑玄在这里拜了第一位重要老师——第五元先。这位老师的姓氏极为罕见，“第五”是复姓，“元先”二字中的“先”，在当时是对“先生”的省称，本身就透着师者的气息。

第五元先教授郑玄的内容，今天看来颇为庞杂：《京氏易》——今文经学的《易》学流派；《公羊春秋》——今文经学的核心经典；还有《三统历》和《九章算术》——天文历法和数学。这意味着郑玄的学术根基，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经学，而是经学与自然科学的混融。他后来能以算术震惊关西大儒马融，种子是在这里种下的。

太学之后，郑玄并未止步。他又拜张恭祖为师，学习了《周官》《礼记》《左传》《韩诗》《古文尚书》。如果说第五元先给了他今文经学的底子，那么张恭祖则为他打开了古文经学的大门。在当时的学术版图上，今文与古文两派壁垒森严，各立门户，弟子很少跨派求学。但郑玄不管这些。他只认一个道理：哪里有学问，哪里就是我的课堂。

这种“转益多师”的态度，后来成为他教育理念的核心。他不是那种只认一家之言的老师，因为他自己就从未只认一家之言。

但郑玄最著名的拜师经历，还是西入关中、师从马融。

马融是东汉后期的经学泰斗，门徒上千，声震天下。郑玄西行求学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从山东到陕西，一千多里的路程，在那个时代意味着数月的跋涉、未知的风险。但他去了。

然而，马融的教学方式让今天的我们很难接受。史书记载，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也就是上千弟子中，能当面受教的只有五十多人。郑玄初到门下，三年不得见马融一面，只能由高年级弟子转授。

三年。放在今天，一个研究生三年见不到导师，恐怕早就换导师了。但郑玄没有。他在等待中积蓄，在沉默中成长。

转机来自一次关于“图纬”（谶纬之学中的天文推演）的辩论。马融遇到了一个棘手的运算难题，门下弟子无人能解。有人推荐了那个来自东方的沉默学生。郑玄登台，运筹演算，一气呵成，解决了问题。

马融终于见到了郑玄。这一见，他感慨道：“郑生今去，吾道东矣。”——郑玄这一走，我的学问要传到东方去了。

这句话，是老师对学生的最高评价。它意味着：你已超越了我，你将把我的学问发扬光大，我以你为荣。

但这句话的背后，还有一个令人心悸的细节，后世的史注隐约透露：马融说出这句话后，心中并非全然欢喜，甚至生出忌惮，一度动了不测之念。郑玄似乎也有所察觉，提前辞别，绕道而归。

这个细节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师与生之间，有时并不总是温情脉脉。 有的老师可能嫉妒学生，可能恐惧被超越，可能在赞美之余藏着刀锋。而郑玄的伟大在于，他亲身经历过这种阴暗，却在自己成为老师之后，彻底超越了它。他一生提携后进，从未压制任何弟子的光芒——因为他知道被压制是什么滋味。

（二）

学成归乡的郑玄，正赶上东汉的“党锢之祸”。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士人集团与宦官集团激烈冲突，数以百计的读书人被禁锢、流放、甚至处死。郑玄不幸被卷入其中，遭到“禁锢”十四年。

十四年。一个人一生有几个十四年？但对郑玄来说，这十四年不是沉沦，而是升华。不能做官，不能参政，那正好——教书，注书。

于是，在高密的乡间，在党锢的阴影之下，一个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悄然展开。郑玄开门授徒，“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而且他的弟子不是泛泛之辈：崔琰，后来成为曹操的重要谋士，以刚直敢谏闻名；国渊，曹魏名臣，以清正著称；赵商，郑门学术传人，终身注经不仕；郗虑，虽然后来因弹劾孔融而遭非议，但也曾是曹魏重臣。

一个私塾老师，教出了一个“三国高管班”。这在今天，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门生遍布各大部委和顶尖企业。

郑玄的“教”，不只体现在课堂上，更体现在他的注释中。

在中国学术史上，郑玄的注疏是一个里程碑。他之前，经学注释多是零散的、片段的、随文的解诂；他之后，注释成为一门系统的、互证的、体系化的学问。郑玄遍注群经，尤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注释最为精审，后世称“郑注三礼”，成为唐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标准底本。

郑玄注经的方法，也是值得关注的“教学密码”。

他首创了一种叫“互注法”的注释方式：注《周礼》时引用《礼记》，注《礼记》时引用《仪礼》，注《仪礼》时又回注《周礼》，让三部经典形成一个互文见义的立体网络。郑玄认为，知识不是孤立的点，而是相互关联的网；读者不能只读一本书，而要在书与书之间建立联系。

这也是当代“通识教育”的本质——打破学科壁垒，建立知识网络。郑玄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在实践这个理念了。

他还开创了“避讳学”的先河。汉代有严格的避讳制度，经典文本中的某些字因为避皇帝名讳而被替换。郑玄在注释中逐一指出：“此字因避某帝讳而改，原字应为某。”他教学生读出“字缝里的意思”——文本中没有写出来的，和写出来的一样重要。

这种训练，后来成为清代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的先声。而它的教育意义在于：阅读，应该是批判性的阅读。 文本不是神圣不可质疑的，它可以被分析、被还原、被追问。

郑玄的伟大，不在于他守护了传统，而在于他用新的方式守护了传统。

（三）

郑玄在注《周礼》时写道：“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师，就是教人“道”的人。这个定义，后来被历代学者反复引用，几乎成了“师”的标准释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理解的“师”是什么，郑玄本人的注释就参与了定义。

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一位老师，定义了“老师”的定义。

但郑玄对“师”的理解，远不止于定义。他在实践中诠释了什么是“师”——那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一种存在方式。

他一生拒绝高官厚禄。大将军何进征召他，他不去；袁绍强征他入幕，他推辞；朝廷屡次举他为“博士”“大司农”，他统统不受。在当时人看来，这或许是不识抬举；但在他自己看来，官位会束缚讲学的自由，而自由比官职重要得多。

七十四岁那年，袁绍再次逼他随军，他不得不抱病上路，最终病逝于途中。

此前病重时，他写了封信给儿子郑益恩。这就是《戒子益恩书》。信上说，“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冢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

这段话里有几个层次：第一，他对自己的一生有清晰的定位——“布衣”起家，“经术”终身，不羡权贵，不慕荣华，志于治学。第二，他有遗憾——我所喜爱的各类书籍，大多都破损朽坏，没能在讲堂里最终校订定稿，传给合适的传人。如今我已到暮年，这些心愿还能完成吗？但第三，他有信念——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竭才而从，道在天下，后自有传人。知识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断绝，后来者自然会接上。

这是一种彻底的豁达。一个老师，在临终时不是为自己的身后名担忧，而是为学问的传承挂念，但又相信传承不会中断。他把“师”从个人行为上升为历史机制——老师会死，但“师道”不死。

（四）

郑玄去世后，他的“教学”并没有停止。

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下诏将郑玄的牌位供奉于孔庙，配享祭祀。此后宋、元、明、清历代沿袭，郑玄成为官方认证的“儒家宗师”。这意味着，从唐代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里，所有读书人在学习“三礼”时，用的都是郑玄注本——郑玄通过官方教材，间接成了每一位考生的老师。

唐代的科举考试，《周礼》《仪礼》《礼记》的经义题，标准答案必须以郑注为准。考生若在试卷上批评郑注，即使说理再充分，也会被判定为“离经叛道”。郑玄的注疏，成为了一千多年里无数人晨诵夜读的蓝本。

这个影响力有多大？我们可以算一笔粗账：唐代科举每年录取进士二三十人，明经科数百人，加上各地州学的生员，累计下来，一千年里至少数千万人读过郑注。如果再算上朝鲜半岛和日本——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的科举同样以郑注为标准，江户日本的儒学教育也以郑注为基本教材——那么郑玄的“学生”总数，恐怕要以亿万计。

这在中国历史上，除孔子之外，极少有人能及。

而在民间，郑玄的形象更加鲜活。他的家乡一带流传着一个故事：郑玄晚年在家晒书，有人问他藏书万卷何不传与子孙，他回答：“吾以心传，不以书传。书可失，心不可失。”

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它的流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民间把郑玄塑造成了一个“以心传心”的师者形象。他不是靠竹简、靠纸张、靠官位来确立师道，而是靠“心”的传递。

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传说：郑玄曾梦见有人用刀从心口划过，对他说“此可为学者之心”。醒来后，他顿觉胸中豁然贯通，学问大进。

这个故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它的隐喻意义也极为深刻：师者，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换心”——换掉陈旧的成见，装进开放的思想。 而“剖心”的意象，也暗示了教育的本质：它不是轻松的灌输，而是一种“开刀”般的痛苦蜕变。

（五）

在东亚文化圈里，郑玄还有一个未被充分认知的身份——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共同师祖。

高丽王朝时期，朝鲜的科举考试经学部分以郑注为标准；朝鲜王朝延续了这一传统，直到19世纪末科举废除。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学者虽然批判郑注，但批判的前提是深入研究——没有郑注作为靶心，他们的批判也无从展开。

这意味着，从山东到首尔，从长安到东京，数以百千万计的东亚学子在同一个学术传统中成长，而郑玄是这个传统的重要枢纽。他连接了今文与古文，连接了汉代与唐代，也连接了中国与东亚。

这让我们想到一个更宏大的命题：文化传承从来不是靠一个人完成的，但某些关键节点上，一个人可以起到枢纽般的作用。 郑玄就是经学传承史上的那个枢纽。在他之前，经学分裂为今文、古文两个阵营，互相攻讦，不相往来；在他之后，经学有了一个统一的、兼容的、可供后人对话的基础——“郑学”。

学者们常说“郑学”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集大成”这三个字，听起来像是静态的总结，但实际上它包含了一个动态的教育过程：郑玄把各派学说消化、整合、输出，然后通过他的教学和注疏，传递给下一代的学子。这不是“总结”，而是“再生产”。

这就触达了教育的本质——不是把旧的东西封存起来，而是把旧的东西激活，让它在新的一代人身上重新生长。

（六）

不禁在想：如果郑玄活在今天，他会是一个怎样的老师？

猜他会是大学里最独特的那种教授：不担任什么行政职务，不追求任何学术头衔，只做一件事——开一门“经典精读”课，不点名、不考试，但学生挤破头。

他的办公桌上永远堆满手稿，门永远开着，学生可以随时推门进去提问。他会认真听每一个问题，哪怕问题很幼稚。他会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在思考，这比什么都重要。”

他不会要求学生背诵他的注释，而是鼓励学生写出自己的理解。他会说：“我的注释不是标准答案，你如果有更好的解释，写出来给我看。”

他不会被权力裹挟。校长想让他当院长，他会婉拒：“我只会教书，不会做官。”上级想让他编教材，他会答应，但条件是“按我的方式来，不迎合考试”。

他会在课堂上讲天文、算术、方言、名物，让文科生看到数理之美，让理科生感受人文之深。他会说：“知识是没有围墙的。”

他会在疫情期间坚持上课，把课堂搬到线上，对焦虑的学生说：“疫可避，学不可废。”

他会在七十多岁时还在修订旧稿，临终前对弟子说：“道在天下，后自有传人。”

这样的老师，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但正因为稀缺，才值得被记住。

（七）

教师节的意义，不是给所有老师发一束花、说一声“辛苦了”，而是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样的老师，值得被长久地记住？

郑玄给出的参考答案是：那些以教为命、以身作道、以心传心的人。

他不是最完美的。但他的伟大在于：他经历过学术的门派之争，却打破了门户；他经历过老师的嫉妒，却超越了嫉妒；他经历过时代的动荡，却守住了书案；他经历过晚年的病痛，却讲到了最后一刻。

他的一生，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布衣起家，经术终身。”

这八个字，不是豪言壮语，不是标榜口号，只是一个读书人对自己最朴素、最准确的定位。而“师”这个字，在他身上获得了最丰厚的注脚。

《后汉书·郑玄传》的结尾，范晔写了一段感慨，大意是：郑玄没有高官显爵，没有赫赫功业，但天下人提起他，无不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经术之重，重于爵禄；师道之尊，尊于权势。”

这十六个字，放在今天仍然成立。

教师节即将到来。当我们向老师献上鲜花和掌声时，或许也可以在心中留一个位置给郑玄——那个一千八百年前的人，那个一生布衣却教出了无数英才的经神，那个定义了“师”又用一生践行了“师”的人。

鲁网记者：王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