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蒙哥去世忽必烈争位之后,蒙哥诸子的命运为何各不相同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去世于合州钓鱼城一带。

对于蒙古帝国来说，这不仅是统治者离开的时刻，也是新的继承危机开始的时候。蒙哥留下的几个儿子有显赫的血统、宗王的身份和各自的封地，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自动成为继承人。相反他们很快就被卷入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的汗位争夺之中，并且人生的走向也从此发生了分化。

后人把这段历史称为“叔叔压制侄子”，甚至进一步写成忽必烈对蒙哥诸子的全面清算。但是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事情并不是一条简单的“杀戮线”。有人被限制活动，有人失去军事力量，有人继续保有宗王身份，也有人因为早逝或缺少政治影响而避开了最激烈的冲突。

真正决定他们命运的，并不是血缘关系而是他们在帝国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大汗之位从来不是单纯的父子相传

蒙古帝国早期并没有一套稳定、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度。

大汗去世之后，继承人需要得到宗王、贵族和军队的支持，举行忽里台推举大会。忽里台可以理解为蒙古贵族共同参与的政治会议，但是它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固定选举制度。谁控制了更多的军队，谁就会获得更大的支持，在此基础上谁就有可能成为大汗。

蒙哥在位时，拖雷家族又回到了帝国的中心位置上。1259年蒙哥去世之后，拖雷一系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身在中原的忽必烈得到汉地军政力量的支持，在漠北的阿里不哥则得到了一批蒙古贵族的支持。1260年两人分别展开继承行动，蒙古帝国由此进入长期内战。

蒙哥的儿子们处在了这场冲突的核心位置上。他们是已经去世的大汗的直系后裔，也可能是某一派重新组织力量时所使用的政治旗帜。对忽必烈而言，他们并不是普通的亲属，而是拥有独立血统、封地和宗王网络的潜在力量。

支持谁的问题比“是不是蒙哥的儿子”更重要

蒙哥诸子之间的情况是不同的。一个宗王是否参加战争、拥有多少部众、封地离权力中心有多远以及他和其他宗王有没有联系，都会影响忽必烈对他的安排。

其中昔里吉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一点。

1276年，忽必烈派皇子那木罕前往西北，加强对蒙古高原和西北地区的控制。昔里吉参与护送，但是途中联合其他宗王发动变乱，并扣留了那木罕。此举动的意义远不止一次地方冲突：大汗的儿子被宗王扣押，则意味着拖雷家族内部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也表明漠北势力还不能完全接受忽必烈以中原为中心的统治格局。

昔里吉后来和察合台一系有联系，使这场冲突具有更明显的帝国分裂色彩。忽必烈虽然最终稳住了局面，但是并没有立即用处决的方式解决所有宗王问题。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公开杀死有血统、有支持者的宗王会引发新的不安；而流放、拘禁、削弱部众则是更为常见的处理方式。

不等于处理方式温和，只是说明蒙古帝国的政治秩序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宗王可以保持原来的身分但是必须失去足以挑战大汗的资源。

阿速台等人:保留性命，不等于保留权力

蒙哥的一些儿子曾经支持过阿里不哥。当阿里不哥失败之后就再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取得了最终胜利。有的人被安排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有的人仍然保有封号和宗王地位，但是军事力量、部众规模和对外联系都受到限制。

阿速台是这一类人物的代表。

史料可以确定他同阿里不哥一方有所联系，但是对于其晚年生活的具体细节不同记载也有出入。

可以确定的是忽必烈并没有把所有的反对者全部处死，而是用重新分配封地、收束兵权、调整宗王待遇等方式来降低他们再次参与政治竞争的能力。

从表面上看,这比直接的杀戮更“宽”,实际上也意味着宗王的身份和实际的权力被拆开了。一个人可以是成吉思汗家族的一员，拥有爵位与封地，但没有独立调动军队、联络诸王及发动战争的能力。

对忽必烈来说，这是一种更加稳妥的统治方式。他需要向蒙古贵族表明归附者仍有生存空间；同时也必须保证失败的竞争者不能重新聚拢力量。所谓宽宥,往往伴随着严格的限制。

有些人可以转身，但是有些人只能被边缘化

蒙古政治中婚姻不但是家庭关系，也是整合宗王集团的手段。通过联姻可以重新建立原本竞争的关系，减少公开对抗，给双方后代留下继续合作的空间。玉龙答失一支后来仍然在元朝宗室体系之内延续下来说明蒙哥后裔没有因为忽必烈即位而全部消失。

但是“留下来”和“重新掌权”是两回事。

忽必烈可以承认他们的血统和身份，但是不会轻易让他们的政治力量独立行动起来。关于其他的几位蒙哥之子,有的较早去世,有的史料记载有限,有的长期处于封地或者宗室体系的边缘。“留在后面的人”与“重新获得权力的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类人物表面上看是没有故事的，但是实际上也说明了蒙古宗王政治的一面，即没有进入权力中心时也可以成为一种保护。

忽必烈真正改变的是宗王和中央的关系。如果只从个人恩怨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忽必烈对蒙哥诸子的安排,就很容易把他们的行为当作家族报复来理解。但是忽必烈所面对的并不是几个侄子，而是整个蒙古帝国权力结构中的各个部分。

1264年阿里不哥失败后，蒙古帝国已经很难回到早期那种由各支宗王共同决定大汗的状态了。

忽必烈将统治重心放在中原上，后来于1271年建立元朝，并且政治中心、财政体系和官僚机构都进一步向中原王朝模式靠拢。与此同时，西道诸王和漠北宗王仍然保持有较强的独立传统，在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矛盾。

因此蒙哥诸子的身份就十分敏感。他们是拖雷家族的一员，又是蒙哥的直系后裔，既可以成为元朝宗室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反对忽必烈政治路线的象征。忽必烈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消灭这一支血脉，而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安排他们，并且剥夺其独立组织权力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个人会有不同的安排的原因所在：支持者可以被重用但兵权会被限制；失败者会保住性命却不能行动起来；对中央威胁小的人可以留在封地里，但是公开发动叛乱的人就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理。蒙哥诸子的命运，是制度所造成的。

蒙哥诸子经历，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忽必烈“心狠”或者“顾念亲情”。蒙古帝国早期缺少稳定的继承规则、宗王也拥有自己的部众和军事资源。大汗去世的时候，继承问题就会变成战争的问题。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血缘既是政治资本又是政治风险。身为大汗之子可以得到封地、军队以及号召力，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站错队或者被别的势力认为是旗帜也会受到中央的严密防范。

忽必烈对于蒙哥诸子的安排体现出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趋势：宗室可以继续存在，但是不能拥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力量。

元朝后来的政治秩序正是在不断地削弱宗王独立性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

因此蒙哥诸子的命运并不是简单的“七个人遭到叔叔清算”。他们之中有人因为政治风暴而失败，有人通过转向和联姻来保住家族，有人由于缺少影响力而被历史所忽略，也有人选择挑战中央从而失去更多。

他们共同经历的是，从蒙古帝国的宗王共治时期到军事实力决定权力的时代，即从中央机构控制帝国有助于皇权专制向大汗和中央机构控制帝国的方向转变。对于这些人来说，亲情当然存在，在继承危机之下血缘更常成为竞争资格。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蒙哥死后，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叔侄之间私人选择的不是权力分配的问题而是帝国重新确定权力边界的问题。

信息

1《元史》宋濂等撰,中华书局:对应蒙哥去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昔里吉发动变乱及元朝宗室制度等史实。

2《元史·宗室世系表》宋濂等撰,中华书局:对应蒙哥诸子的宗室关系、封爵及后裔传承等信息。

3《蒙古秘史》余大钧译,中华书局:对应蒙古早期汗位继承、宗王关系及贵族政治传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