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刚说史】科举作弊

阆中，曾在清初做过四川省会，设有贡院，现留有科举纪念场所。

与古代的世卿世禄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有效缩小了“人为操控” 的空间，所以更为公正公平。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利润超过300%,就会有人践路切法律，会有人甘冒被绞首的危险”，而通过科举考试，其赚取的利润显然远远超过300%,因此，无论科举怎么严格，作弊也会必然发生。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说的就是科举成功后的“疯狂利润”，

古代科举-高考+公务员考试+正处级领导选拔(考上进士一般会分到各部委任主事或到地方担任县长，相当于正处级)，显然比起当下的高考更有诱惑力。 于是，一些读书人为了博取功名，无所不用其极，变换手法进行作弊。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古人作弊主要有以下几种:

是买通负责搜身的士兵，利用文房四宝搞夹带；

二是买通各个关节，请高人替考；

三是买通评卷老师。评卷老师可以通过姓名和笔迹判定给自己行贿的考生； 匹是买通高官(管评卷老师的高官)。

一些富有者专门负责向主考机构或主考官行贿，应试者如果不走其后门，则很难指望在科场上成功。如唐时的王崇、窦贤二家势力很大，在读书人中流传一句话:“未见王、窦，徒劳漫步。”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屡试不第，竟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 更无亲族在朝中”的哀叹。

甚至还有个别胆大的，竟在皇帝眼皮底下作弊。

公元751年9月，李隆基亲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科”，考生中居然有人在这大唐天子眼皮底下“私怀文策”。

科场如战场！

为防止搞夹带，唐代规定了严格的科场纪律:“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薦棘围之，搜索衣服，讥诃出入。以防假滥焉。”负责搜身的士兵一般都不识字，规定考生进考场前要“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后来因这样检查读书人有辱斯文，受到不少官员的反对，于是改成了考试之前必须在指定地方沐浴洗澡，然后换上官方准备的衣服。

为了确保阅卷公正无误，还建立了中书、门下复核和复试制度，同时加强了对省试的监督。为保证选到优秀人才，武则天还创建了自己亲自面试的制度，唐玄宗在位期间，也8次主持殿试。

唐穆宗时还创立了“复试制”，即对那些“怀疑但查无实据”的舞弊问题予以重新鉴定的制度。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宰相段文昌、元稹等指责礼部侍郎钱徽取士不公，所取郑郎等14名进士都是无才子弟，“寒门俊秀十弃六七”。于是，唐穆宗指示白居易等人对郑郎等十四人复试，出题《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结果黜落10人，钱徽被贬江州刺史，其他涉弊官员也受到处分。

但唐朝的科举“投卷”制度，漏洞太大。制度规定:考生在考前将自己的诗文先送给达官贵人，如能得到推荐，则考中的几率就非常大。

此项制度实质上是“察举制”的流毒，估计当时朝廷还认为是“古为中用，汲取察举制精华，发扬优良传统”，但这无疑给达官贵人们收受贿赂提供了巨大空间，也显示了唐朝科举制的不成熟。

比如，唐玄宗宠臣杨国忠之子杨暄“学业荒陋”是朝野皆知的事实，但达官贵人以及考官慑于杨国忠的淫威，只得录取其子，成为唐代科场考试中的一桩丑闻。

总的来说，唐朝科举制比起以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显然进步不小，但因处于初创阶段，缺乏经验，加上制度上的漏洞，作弊问题比较严重。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宋朝接过唐朝反作弊的接力棒，不断推出新举措，在反考官作弊上，先后推出了比较有影响的三项制度，即“糊名制”、“眷录制”和“锁院制”，较好地解决了考官舞弊问题。

糊名制，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 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

但是，糊名之后，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来判断谁是向自己行贿的考生，于是， 宋朝又发明了“眷录制”，即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请人眷录。这样，考官在评阅试卷时， 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私取舍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糊名制”和“眷录制”尽管减少了考官和考生串通的机会，但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为杜绝此类作弊， 宋太宗起订立了锁院的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

当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亦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到首都监考，在入境后不得接见任何客人。一旦行贿考官的问题被揭发，受贿、行贿者皆处以死刑，同场考官也要牵连受罚。

北宋考生郑獬，就是“糊名制”的受益者。一次国子监选拔考生，郑獬的成绩只排第五，他很不服气。按惯例，当时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祭酒写信表示感谢。 而郑獬则在写给祭酒的信中大发牢骚，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 止得第五”，并将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将自己比作千里马、 巨鳌。国子监祭酒看了以后暴跳如雷，恨得咬牙切齿。

郑獬参加殿试时，考官又恰恰就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考官发誓一定要让他落榜，可当时试卷全部被“糊名”，因此，他特地从众多试卷中找到一份文笔极像郑赛的卷子，毫不犹豫地将这份试卷丢进了垃圾桶。但阅卷完毕拆封后，这位主考官发现被淘汰的试卷不是郑獬的，而郑獬竟高中了状元。这其中，糊名制的实施，是郑獬能逃脱考官报复的关键。

反作弊，仅靠预防显然不够，难免“防不胜防”，严厉惩罚作弊当事人，以杀鸡骇猴、杀一儆百，无疑是历代王朝的重要手段，其中尤以明、清为最。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会试，所录52人尽是南方士子。尽管没掌握确凿证据，但朱元璋内心认定其中有诈，不仅下令废黜全部录取的考生，且砍下考官张信蹈等人的脑袋，另一考官刘三吾时年85岁，亦被遣成边。

要说明朝科场最大的舞弊案，当数嘉靖甲辰科场案。当时，会试主考官张潮刚进贡院即病故，副主考官江汝壁主持试事。江串通考官沈坤、彭凤、欧阳、高节等人， 徇私舞弊，录取了首席大学士翟銮的两个儿子翟汝孝、翟汝俭。经殿试，翟汝孝位列一甲第三名。

事后有人举报。嘉靖帝当即派部院调查处理，不许袒护。经审，乡试时正副主考秦鸣夏、浦应麒为讨好翟銮而录其二子；会试时副主考江汝璧也有重大舞弊行为。 嘉靖大怒，将翟銮及其二子、彭凤、欧阳削职为民。江汝璧、秦鸣夏、浦应麒等各杖六十，革职闲住。沈坤等未见贿赂罪行，情节较轻，留用供职。负责会试纠察的监察御史王珩、沈越失职，各降一级，调任地方官。

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卷入同窗好友徐经(徐霞客的爷爷)舞弊案，被剥夺士籍， 当时的会试主考官程敏政被削职为民。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科乡试，曾发生了震惊天下的科场舞弊案。顺天、 江南、河南、山东、山西发生五闱弊案，最后以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斩立决，数十人被判死刑或贬徒尚阳堡宁古塔。其间，数百名举人在清兵看护下赴北京重考。

顺治十七年(1660年)庚子科、康熙二年(1663年)癸卯科、康熙五十年(1711 年)辛卯科乡试，相继发生类似丁西科场案，皇帝借此机会大开杀戒，士子无不踊跃称快，当主考官却被视为畏途。有的奉命担任科场考官时，甚至挥泪作生离死别。

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场窝私案发，首辅弃市，少宰戍边，内外帘官及京兆新闱举子军流降革至数十人之多，可谓科场大狱。

古代科场舞弊前赴后继，尽管揭露出的科场大要案很多，但也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1,300年科举制，有不少人靠作弊“华丽转身”。但凡事有利有弊，或许这是推行科举制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