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二十四,三年前我十九,在省城念大专,学的是会计。那年暑假我没回家,在学校旁边那家奶茶店打工,一个小时十二块,一天干六个小时,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店面不大,摆着四张小桌,靠窗那排能坐两个人,墙是灰色的,上面贴满了便利贴,都是客人写的愿望,有的纸边卷起来了,有的字洇了。
他是七月十六号来的。那天下午三点多,外面热得柏油路发软,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一股热气。穿一件灰色短袖,袖子卷到小臂,胳膊上有肌肉,不是健身房练出来的那种,是干活干出来的,小臂内侧有一道旧疤,浅白色的,斜着从手腕往上爬了半寸。他点了杯柠檬水,少糖,多冰,坐在靠窗那个位子,掏出来一个旧手机看,屏幕上的字很大,他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看,胳膊伸直了。
我端过去的时候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谢谢。眼睛不大,但亮,眼角的纹路一道一道的。他喝了一口,把杯子搁在杯垫上,杯垫是圆形的,软木的,边角磨毛了。他说你在这上班?我说嗯,暑假工。他说你是学生?我说嗯,大专。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低头看手机了。
后来他天天来。有时候下午,有时候傍晚。总是柠檬水,少糖,多冰,靠窗那个位子。来了几次以后他开始跟我说话,问我叫什么,哪儿人,学什么专业。我都说了。他说他叫陈建国,三十八,在城东一个汽修厂当师傅。我说你修什么车。他说什么车都修,大货车、面包车、小轿车,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都修。他说这些的时候手搁在桌面上,指头粗,指甲缝里嵌着黑印子,怎么洗都洗不掉的那种。
我那时候没想别的。他比我大十九岁,长得也不好看,黑,瘦,脸上有一道疤,左边眉骨上面,两厘米长,他说是小时候摔的。左手小指短了一截,第一指节没了,他说是修车的时候被皮带绞的。但他的声音平,说话不急不慢的,像一条河慢慢流。我在学校没什么朋友,宿舍里的人周末都出去逛街,我一个人在奶茶店站六个小时,有人跟我说说话,我觉得挺好。
八月中旬有一天他来得比平时晚,快打烊了才来,店里就剩我一个人在擦桌子。他坐下来,没点东西,看着我擦。我把抹布拧干了搭在水龙头上,转过身来他还在看。他说小周,我问你个事。我说你说。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处对象。我站在那儿,手里的抹布刚搭好,水从抹布角上滴下来,滴在水池里,嗒,嗒。我说你说什么。他说处对象,你要是愿意,咱们就好好处,以后结婚。我说你比我大十九岁。他说嗯,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还是平的,没有求的意思,也没有躲的意思,就是那么说出来了,搁在那儿了。
我没说话。他把手机掏出来,翻了几下,递给我看。屏幕上是他的身份证照片,还有一张工作证,汽修厂的,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和职务。他说这是我的底,你看清楚了,我叫陈建国,一九七九年生,城东汽修厂技术总监,干了二十年了。他说我不是骗子,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我带你去厂里看看。
第二天我去了。厂子在城东,一个大院子,铁皮棚子搭的,里面停着七八辆车,有的吊起来了,有的拆了一半。他带我转了一圈,那些工人都喊他陈师傅,有个小伙子说嫂子好,我脸红了,他没纠正,笑了笑。他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旧沙发,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和几张奖状,最新的一张是前年的,写着“技术能手”。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杯子是搪瓷的,底儿缺了一块瓷,露着铁锈。我喝了那杯水,水是温的。
九月开学以后他每周来学校找我一次,带我去吃饭,有时候吃面,有时候吃炒菜。他吃饭快,筷子夹得稳,嚼的时候不吧唧嘴。他问我学习怎么样,问我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想考个证,找个会计的活。他说那挺好。他从来不催我,也不动手动脚,最多就是过马路的时候拉一下我胳膊,过了就松开了。
十月份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吓坏了,给他打电话,他骑了四十分钟电动车来的学校,在校门口站着,我把化验单递给他。他看了好几遍,那张纸在他手里折了两折,他展开又看了一遍。他说咱们结婚吧。我说我才十九。他说我知道,但你怀孕了,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扛。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犹豫,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楚,像是早就想好了。
我给我妈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自己想好了就行。”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床上,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掉下来几片,贴着地面滚。我摸了摸肚子,那时候还没显怀,但我已经知道里面有东西了。
我们十一月领的证。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就在民政局门口拍了张合影,他穿着白衬衫,我穿了一件浅蓝色的外套,两个人站在红底背景前面,笑得都不太自然。晚上他带我去吃了一顿火锅,点了三盘肉,两盘菜,一盘豆腐。他给我涮肉,夹到我碗里,说多吃点,你瘦。我吃了两碗饭,他吃了三碗。
婚后我搬进了他的房子,城东一个老小区,两室一厅,七十多平,客厅不大,沙发是旧的,皮面裂了几道口子,拿透明胶布贴着。卧室里的衣柜是二手的,门关不严,留着一道缝。但他收拾得干净,地拖得亮,厨房灶台擦得没一点油。他的工具包搁在阳台角落,里面钳子扳手螺丝刀码得整整齐齐的,上面搁着一把卡尺,旧的,尺身上一道划痕。
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去医院产检,大夫看了B超,说三个。我说什么三个。大夫说三胞胎,三个胎心。我躺在检查床上,手攥着床沿,指头捏着那块垫纸,捏出了几个褶子。陈建国站在旁边,没说话,手搭在我肩膀上,掌心的温度透过衣服传过来,稳稳的,像一块压东西的石头。
生的时候是剖腹产,三个孩子,两男一女,老大四斤八两,老二四斤三两,老三四斤六两,加起来十三斤七两。推出产房的时候陈建国在门口站着,眼圈是红的,他弯下腰看了我一眼,说辛苦了。就三个字。我点了点头,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到耳朵边,凉的。
孩子满月那天他在家做了几个菜,请了几个工友来吃饭。工友走了以后他在厨房洗碗,我坐在沙发上喂奶,老三在哭,老大在睡,老二在蹬腿。茶几上搁着他的手机,屏幕亮了,一条消息弹出来。我瞥了一眼,发消息的人备注是“周总”,写着“陈工,下个月的项目款什么时候打过来”。我没在意,继续喂奶。
后来是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他带着材料去的派出所,回来以后户口本搁在茶几上,我翻开看了一眼。三个孩子的户口都上在他的名下,父亲一栏写着“陈建国”,我翻到前一页,他的那一页,学历那一栏写的是“硕士研究生”,职业那一栏写的是“工程师”。我看了一会儿,把户口本合上了。
那天晚上孩子睡了,他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我坐过去,把户口本搁在他面前。他看了一眼,把手机放下了。我说你是硕士?他说嗯。我说你工程师?他说嗯。我说你不是修车的吗。他沉默了一下,说修车是主业,我也做点别的。我说什么别的。他说设计,发动机设计,给一个厂做技术顾问。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跟以前说“我修车”的时候一样平。
我坐在那儿,看着茶几上那把旧卡尺,尺身上的划痕在灯光下浅浅的,我伸手把它拿起来,拇指搁在那道划痕上蹭了蹭。他看着我,没说话。我把卡尺搁回去,说陈建国,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他说没有了,就这些。他说他以前在省城一个研究所干过,后来不干了,回县城开汽修厂,因为喜欢修车。他说他不想让人知道那些,觉得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他说这些的时候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头交叉着,拇指绕着圈。
我没再问。孩子醒了,在屋里哭,我站起来去抱。他跟着站起来,说我去冲奶粉。我抱着老三出来的时候他在厨房里冲奶粉,水壶里的水倒进奶瓶,他拿手背试了试温度,滴了一滴在自己手腕上,试完了拧上奶嘴,递给我。我接过来喂孩子,他站在旁边看,手垂在身体两侧。
三个孩子长得快,一晃两岁了。他会走路了,会喊爸爸了,会抢玩具了。陈建国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把三个孩子一个一个穿好衣服,抱到客厅,冲奶粉,蒸鸡蛋,煮粥。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快,有条不紊,跟修车一样,每一步都清楚。我有时候站在厨房门口看他,他弯腰给孩子系鞋带,后腰露出来一截,上面有一道旧伤疤,我问过他怎么来的,他说以前在车间被铁皮划的。
上个月我整理阳台上的工具箱,想找一把螺丝刀拧柜门上的螺丝。工具箱里最上面搁着一本旧笔记本,硬皮的,封面磨白了。我翻开看了一眼,里面是他以前的设计图,铅笔画的,一张一张的,发动机缸体的剖面图,尺寸标得密密麻麻。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名片,头衔是“高级工程师”,单位是一个我没听过名字的研究所。名片底下压着一张照片,他年轻时候的,穿着白衬衫站在一个实验室里,旁边站着几个人,都穿着白大褂。他那时候瘦,头发多,没疤,嘴角微微翘着。
我把笔记本合上,搁回原处,螺丝刀拿出来了。柜门修好了,我把螺丝刀放回工具箱里,压在那本笔记本上面。孩子在外面喊妈妈,我应了一声,出去了。
今天早上我给他盛粥的时候问了一句,你那个研究所,现在还联系吗。他正在给孩子擦嘴,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偶尔打个电话。我说哦。他没再说别的,把碗收了去厨房洗。水龙头哗哗响着,碗在水池里叮叮当当的。我坐在餐桌前面,三个孩子围着桌子跑,老大追老二,老二追老三,老三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着脸喊妈妈。我蹲下来把他抱起来,他的小胳膊搂着我的脖子,热乎乎的。窗外天亮了,太阳照进来,落在茶几上那把旧卡尺上,尺身反着一层薄薄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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